胡同下雪了

        我喜欢冬天，更喜欢下雪的冬天。

    五岁那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接连下了好多天。屋檐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院子里的雪堆得像座小山，胡同里只有一条窄窄的曲曲弯弯的小道，两边都是一人多高的雪堆。大街上开始还有人扫出路沿儿，后来干脆没法儿扫了。多数路段都是被人践踏过的一层层叠加的厚厚的雪垫。我喜欢在松软的雪地里踏雪，喜欢听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因此常常把棉鞋棉袜都给浸湿了，母亲总是对着我唉声叹气。

    那年的积雪老是不化，或者说融化得很慢。那瓦檐上和麦秸垛周遭的冰凌一根根像擀面杖粗细，张牙舞爪地吊着，异常吓人。一直到过年了，到处还是一片银白世界。

    记得年五更里，父亲抱着我去胡同里的井台边烧香，井口里往外呼呼冒着热气，井台四周的冰凌有一尺多高，滑溜溜的，有一道道井绳划过的痕迹，深浅不一。父亲把点燃的香火插进雪里，不大会儿就被凛冽的寒风吹灭了。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给井烧香，一直想问，又不敢问。旧时过年，小孩子是最忌讳多嘴的。

    因为那年雪下得大，孩子们显得异常快活。比我大几岁的孩子，有的打雪仗，有的扫出块空地抽汉奸——把圆木削成像小馒头一样的陀螺，用细绳一圈圈绕上，扯住绳头一拉，转起来发出“呜呜”的响声。还有一种游戏叫撞冰——从路边凿出像小磨棋子那么大的冰块，几个孩子一伙，用铁铲推着加力，在吼叫声中与对方一伙的冰块相撞，发出铿锵的响声，冰屑四溅。有的冰块经不住几个回合，便粉身碎骨。输了的一方要向赢的赔上一块同样大的冰块。

    那时候还有挖冰窖储冰的，不过，那都是大人们做的事情：预先挖好冰窖，里边铺上厚厚的稻草。从外边把一尺来厚方方正正的冰块运过来，一块块码到冰窖里，随后再用厚厚的稻草把四周和上面塞满盖好，再用干土培起来，堆成一个大土丘。到来年三伏天，把冰窖打开，里边的冰块几乎还都是原来的模样。

    每到这时候，孩子们也模仿大人，把大大小小的冰块用树叶什么的盖好，埋在墙根下。常常还等不到天儿热，忽然一天想起来，便急不可待地把它扒开，希冀能得到一块当初的坚硬，然而，扒开来却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一堆湿漉漉的清凉。

    雪中过大年

    赵惠民

    那一年，我六岁，当时，天气还不算太冷，我早早起来，站在大门外，扬起脖子往北看，等着，等着，听见铃铛响了，三匹大骆驼驮着煤来了，还跟着一匹小骆驼，我欣喜若狂。

    我家的四合院儿坐东朝西，虽不甚讲究，却十分高大。两扇大门，平日只开一扇。这天，门房兼厨师的康大爷，清早去西便门“拉骆驼”，回来以后，将原来用门栓斜顶着的一扇门也打开了，拉骆驼的工人将装满红煤、硬煤的麻包，一包一包往里扛——北京的冬季，就要来临了。

    各屋的“洋炉子”装好了，窗户糊上高丽纸，点上火，屋里暖洋洋的，我却早早地穿上棉裤、棉袄，骆驼鞍棉鞋，戴“航空帽”。姐姐不穿棉裤，只穿薄棉袍，还很短，仍保持“亭亭玉立”，但手已经冻红了，甚至裂小口儿，她总站在炉边烤火，把手贴在烟囱上。学校教室里，只有一个炉子，放在前面，我个儿小，坐头排，还好。姐姐个儿高，坐末排，就冷了。

    院子里的花，都搬进了屋里，大花盆的菠萝、橘子、石榴、无花果、夹竹桃等，都堆在老刘妈的屋子里；葡萄架埋起来；鱼缸水淘净，里面放些土。

    下雪了。空气清新，一片洁净。

    扫雪、堆雪人。还没玩儿够，起风了，“扬风叫雪”，房上的积雪刮下来，净往人们脖子里钻；太阳出来了，房上积雪融化，顺房檐滴下来，很快冻成冰柱，挂在房檐下，想化完还得几天。若是赶上大年初一下大雪，几天泥泞冻、化，给外出拜年添了麻烦，稍大以后，替爷爷回拜，再加上给同学家长拜年，经常是穿上大衣又溅了泥。

    冬日里，最美的事自然是过年。蒸馒头、蒸花糕、蒸豆包，放满一大缸，搁在院子里，冻起来，能吃半个月；买来半扇猪，做出各种肉食；蜜供一堂、月饼五碗，“心到神知，上供人吃”，香烟熏够了，就该我吃了。杂拌儿、糖果，陪客人时，我也吃一气。总而言之，过年就是吃。

    也有些有意思的事，比如，放鞭炮，二踢脚只能七叔放，用手捏着，面不改色，心不跳；耗子屎是姐姐放，点着以后，满院乱窜。院子里十米长的铅绳（平日晾衣晒被用），挂好鞭炮（每一米牛皮鞭，加一个麻雷子），燃放起来，噼啪乱响，颇为壮观。再如挂灯笼，两个“气死风”灯，支在上屋廊檐下；另一个，垂在门道屋顶下；两个牛角灯，挂在垂花门门框上；一个壁灯，挂在迎门短墙上。晚上点起来，或接电，或点蜡，满院灯火辉煌，映衬着雪景，如入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