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毗邻中南海

    在北京的所有街道中，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为邻的，就数南北长街了。南北长街南交西长安街，北抵文津街北海公园，东靠故宫西筒子河与中山公园西墙，西临中南海东隅，故宫西华门和中南海东门西苑门的连接线将此街切成两段，分别谓之南长街、北长街，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

    我家住北长街教育夹道，出胡同几步就是西单区第二中心小学（北长街小学的前身），但我是11月出生的，要想就近上学就得在家多闲一年，于是家里就将我送进南长街小学——南长街小学成了我第一个母校。学校虽在三十多年前就荡然无存了，但人生第一母校在我心中的位置，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南长街小学的前身是西单区私立立容小学，以前就在后来中央警卫局的81号院里。

    我们学校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具有两重院落的大四合院，四合院中的正房、厢房及后院、东西跨院的各个房间是我们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学校其实也就有不到十个教室，每个年级一两个班。

    南长街小学北端还有个供我们上体育课的不大点的操场，我至今仍清晰地记着，操场北墙上高架着的护栏网，没有它的防护，我们不知有多少心爱的小皮球都会越墙而过，尽付东流了，因为我们学校的北墙外有一条小河，一条仅两米宽的小河，一泓潺潺的清水从中南海流出欢快地注入这条小河，它自西而东穿过一木桥一石桥，钻进中山公园西墙东流而去。夏日我们在此捞小鱼抓蝌蚪捕蜻蜓打水漂，冬天我们以冰车当坐骑嬉闹厮杀，若非腹空，都是乐不思家。

    谁也别看不起这条伴随我们度过幸福童年的小河，它在北京还真有一号，并有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迷人的名字，它就是源自北京西北玉泉山流经昆明湖、紫竹院、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的北京著名的玉泉水系中的织女河，还有座织女桥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尚能依稀记起许多往事。在同班同学中我的年纪算是比较小的，但它丝毫没有影响我淘闹的能力。

    说起来有些惭愧，早在初小（小学五年级以下）阶段，我就被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封成“闹将”。当时因不太听得懂一位有口音的“老夫子”讲的课，便在上课时准备好小树棍，老师背过身在黑板写很漂亮的板书时，我就举起胡乱击打课桌，老师转过身来便将树棍收起，声音戛然而止，反复几次，结果气走了老师，我也被停课请家长。

    长我两岁的胞兄在北长街小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五年级即当选学校少先队大队长，鲜艳的红领巾在其胸前骄傲地飘扬，左臂上佩戴的大队长的“三道杠”标志此时愈显辉煌，父母怎么也整不明白同样的父母所生养，同一屋檐下长大的两个孩子，按时下说法：“做学生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为此我责无旁贷地接受家长给予的皮肉之苦。

    大约是我三年级下学期时，我们的校长终于要解决我的问题，经与家长多次密谋后，决定还是采取“绥靖怀柔”之策，毕竟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还是颇具可塑性嘛，随时间地不断推移我越感此举是多么英明呀！

    经校长老师对我不断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于委之以任，还就真把我给“招安”了。本来就不笨，再把淘闹的时间与精力分一点给学习，成绩自然就会有个飞跃，先入队后当小队长，毕业前居然还“整”了个“三好学生”。

    在南长街小学上四年级的那个六一儿童节，一九五六年的六一，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各方面都正处于转折升值期的我，被学校“矫枉过正”地选中去与外国小朋友联欢，整个学校仅有不多的几个名额，却被我不识抬举地给放弃了。

    说来有些可乐，当时学校挑选几名男生与女生共担此重任，按惯例女生占多数，我作为全校甚少的男生被选中真有点受宠若惊呀，但我唯一不可以接受的就是当选者必须学习跳舞，其实那并不是成人们常跳的交际舞，而是五一、十一晚上天安门广场大家手拉手所跳的友谊舞，可我是天生不喜欢跳舞，老师反复动员做工作，我却“一根筋”地后退，结果理所当然被一眼巴巴热盼着的候选男生取而代之。

    那天傍晚，我看着身着漂亮队服的男女同学由老师带领，兴高采烈地走出校门，心里酸溜溜的有一种难言的苦涩感。食不甘味地吃过晚饭悄悄地换上队服系上红领巾，我独自离家南行，信步来到中山公园南门，眼看着各个学校的队伍陆续入场，我仍在中山公园南门与金水桥之间独自徘徊，欲进无门，打道回府于心不甘，特别是园内迎风招展的彩旗、五光十色的彩灯和阵阵的锣鼓声，与中外少年儿童充满幸福的欢声笑语不断地冲击刺激着我的视听神经，五月底六月初的北京天气还不怎么热，但我已急得满头满脸都是汗。

    “哎！那个小孩，你怎么不进去呀？”我身后突然传过这么一句问话，我回头一看，声音是从一辆停着的轿车车窗中发出的，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黑色“吉斯”牌轿车，当时我们都知道这是苏制高级轿车，只有中央级领导干部才有资格乘坐。问我话的是一位年纪三十岁左右的司机，他说着话并推开车门朝我走了过来，我浑身一激灵顿来灵感，乖乖地走过去给他来了一个“真实的谎言”：“来晚了。”仅此三个字，接下去的谎话我真不知该怎么说了，满脸汗水掩饰了我因谎言引发的脸红耳热，怀里真是像揣了个小兔子心狂跳不止。“跟我来！”那和蔼可亲的司机同样也是简单的三个字，我一阵狂喜，屁颠屁颠地随他往公园大门走去，仅仅一两分钟的工夫，我没学跳舞也进了节日欢乐的公园。

    像脱缰的马驹、似离笼的小鸟，那时我可真是既无组织又无约束，在园中任意游走，看过国家乒乓球队的精彩表演，走出五色土西拱门，我钻进正在演出话剧的场地，挤到前排蹲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欣赏，因为在我们上小学的年代是很难得能够看一场真人演的话剧的。“小朋友，你几岁啦？”一慈祥亲切的问话声打断我观赏思绪，转过身来一看不由得一惊，那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身后坐着观看演出的正是我们北京的父母官——彭真同志。我一个小孩儿哪儿经历过这场面、如何能见这等大人物，我一边规规矩矩地回答接下去的问话，心中一边暗自盘算着另一个小九九，非常害怕要是哪个多事的记者给拍下来一见报，我如何向学校解释自己只身独闯中山公园的行为呀！

    第二天上学后，我是不敢声张，更不敢炫耀，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敢与要好的同学说起此事。

    那时勤工俭学，临近毕业我们也没闲着，自发组织去卖刚刚创刊不久的《北京晚报》。

    记得当时的晚报是两分钱一份，每份仅几厘的差价，用做贴补班费。五六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放学之后每人手揽几十份《北京晚报》，走街串巷当报童。为了多卖报纸，我突发奇想——去澡堂子兴许有戏。但自己把握也不大，于是自己先悄悄地试了一回。

    我独自跑到前门外廊房头条那家澡堂子，别说还真有奇效，刚刚洗完澡裹着大浴巾或悠闲饮茶养神或神聊胡侃的北京爷们一下就把我手中的晚报包圆了。我的经验一经推广，我们班各小队男生一下课就往附近的各个澡堂子跑。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都说我们也“大跃进”一下，其实只不过是想为班级作出点微薄的贡献而已。此事对我来讲最大的实惠还是在接下去不久的小学毕业考试，我记得语文考试中作文的题目是《大跃进中的一件事》，我借题发挥，将我们跑澡堂子卖《北京晚报》的事写进作文，为此取得不错的成绩，进而考上我理想的中学。

    可能是城市整体规划需要，现在南北长街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居民也大都各奔东西，人们的居住条件也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可是我们躺在床上观礼花，胡同外面看十一、五一游行，筒子河“违章”垂钓，北海、中山公园散步，景山、故宫做后花园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我家所居住的那条胡同已经拆了大半条，为追寻我童年的梦，我曾久久地徘徊在那条大街的马路两侧，在那条街的各条胡同中徜徉。本来就不宽的胡同，各个院落的大门外都堆积了不少“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杂物。面积稍微大一点的院墙上，张贴着各种通知，还有更多售房公司、搬家公司、装修公司、网络运营公司甚至废品回收公司的广告。略显破损的纸张，顽强地迎着风哗哗地响着，说不上是祝贺人们乔迁之喜的掌声，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告别故地时的诉说，抑或是……

    搬迁的人们进进出出各自忙碌着，我却穿越时空苦苦地追忆、痴痴地寻觅，时不时用相机记录着这一片生我养我，有着梦幻般幸福童年的土地。摇铃掠过的自行车与人们劳作的呼喊声将我一次次唤醒——别了南北长街，别了我童年的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