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过的胡同和妈妈教过的小学“西廊下”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李晓中

    儿时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妙应寺白塔旁边的一条胡同里，街叫宫门口，胡同叫西廊下。至于哪一座宫又是哪一条廊，其来历当然不知道了。

   白塔寺夹道有一个小小的理发店，我是常客。小孩子是坐不住的，总催师傅快点儿理。师傅也总是说：“理就要理好。你到大街上，人家问你在哪儿理的发，你告诉人家是在我这儿。我可不能砸了我这牌子！事情要做漂亮，最好做到极至。”今天我也有这股心气儿。现在再去白塔寺（妙应寺俗称白塔寺），那条夹道、那个小店儿依稀尚存，尽管破旧却还有那模样。

   宫门口南头儿，里边，把口儿，路西，当初有个纸铺。高高的柜台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笔墨本册都会到那儿去买。今天这条街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菜市场，一个地道的城中村，满不是往昔那么回事儿了。看到那家用剩煤末摊成煤饼烧炉子，倒也想起我在西廊下生煤球炉子时的狼狈：煤烟熏得睁不开眼，左手提着火钩子，右手拿炉筒子一个劲儿的跑开，躲烟呗。我上学时，还为此写过一篇作文呢，很是得意了一番。

   奥运今年在北京举办那会儿，我特意回了一趟故里，看到西廊下胡同南半截，因为党和政府要让家家户户迎接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临街被一律修成了灰墙灰瓦模样，虽然胡同照样存在着，却找不到那座几进几出我从小儿居住过的高门楼四合院了。而今的西廊下胡同北半截，被政府和开发商一块儿，官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盖起了两片鹤立鸡群般的高楼，一片楼群叫“玉廊东里”、一片楼群叫“玉廊西里”，分界线恰在我儿时住房的南墙。谁都知道他们都没少挣。

   妈妈长期执教西廊下小学的那座两层高的灰色主楼，及其整个校舍旧址，至今还屹立在那儿。它留给我的记忆却是极其复杂的。文革时，妈妈脖子上挂着校革委会写有她名字“江恒洁”并被打了红叉的大牌子，头被强迫剃成阴阳头，上身五花大绑被揪斗，被雨点般暴打，被祖宗八代的凌辱，一顿饭却只让家里给往关她的学校小黑屋里送去一个窝头吃。我们怕妈妈吃不饱，总想办法把窝头蒸得大点儿，再大一点儿。

   儿时我住的小院儿是西廊下胡同22号（红门牌），1964年以前叫11号（蓝色的门牌）。它离西廊下小学很近，同在胡同东侧，两处只隔着几道门儿。中间那几个门的房东，至今我还没有忘记他们：从学校往我家这边数，依次是马世禄先生、吴瑛琪和吴瑛美的母亲、于宗波先生。其中数马世禄先生家的宅第最大：一条甬道三套院，高门楼下，院里还有院，打开一扇门又一扇门。这三位房东都喜欢种枣树，每家门里都有一颗我抱都抱不过来的大枣树，枝繁叶茂，年年硕果累累。

   我家住的院子房东，他也姓于，和刚才说的另一房东于宗波先生，一墙之隔，两个院儿紧挨着。

   我们家住的院子，进大门来，里外俩院落，一东一西。西边的外院儿有架葡萄，遮住了整个院子。东边的里院儿，北房门前两株海棠、我家住的东厢房门前有棵丁香。花开时节，满院留香。南墙根一池玉兰，白色的玉兰花，含苞待放，清雅圣洁。那时候，我们院儿的房东于爷爷还爱种西番莲：秋天把那白薯一般的块根，挖出来存在地窖里；春天再种在房前，大朵大朵的花，红的、粉的、黄的，姹紫嫣红。那叫一个轰轰烈烈！

   小院儿里的事，让我至今记忆最深的是，一进我们家东厢房，堂屋有个大沙发，破了个洞，伸手进去可以摸出一块积木或一把小勺出来。春天配眼镜，刚刚被放大了瞳孔，我就跑到里屋去焊那架装了一半的半导体收音机。这是儿时最流行，我最陶醉的科技活动了。爸爸怎么说我也不听，把我拽到院子里打了一顿（怕是唯一的一顿屁板了）。可这眼镜却让我足足戴了一辈子。

   我们的房东于爷爷平常还爱琢磨点什么。大跃进吃公共食堂那会儿，他用杠杆链条做了一个能够吊起大笼屉的机械模型。房东姐姐是个独生女，爱画画儿，线描的红楼梦，游龙戏凤，满像样子。

   后来，一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掉了这一切。小院被无产阶级专政一声令下统统没收掉了，陌生的人家接连搬进了我们的院子里来住。无产阶级向来讲究实惠，大大小小的厨房，紧跟着搭满了整个小院儿，没下脚的地方。我再也看不到那海棠，那丁香，那玉兰了。再后来，整个院子又给全拆了，代之以许多非洲新兴国家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兴盖的那种楼房，这些年来在北京纷纷拔地而起。把家产、老婆、孩子相继都移民到国外享福去的那些管事的，和房地产商们，一阵儿一阵儿举杯相庆。我只有在梦中，回忆我曾住过的文化名城古都四合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