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河沿儿的杂院儿

    我家一解放就随父亲来到了京城，落脚儿就是南城的潘家河沿儿，就是现如今的潘家胡同北口。住的那个大杂院儿，掐指一算大概住了得有三十几户人家。

    大院前院正房东边住着一老爷子，叫张庆恒，人很慈祥，从没看见老人家和别人红过脸。老爷子有一手裁剪的绝活儿，改个旧衣服那也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左邻右舍免不了求他，老爷子有求必应，总是业余时光里在他靠近窗前的单人铺上忙活。记得有一年春节前，都上好几年级的我，不知央求了母亲多少回了，才去不远处的菜百扯了几尺绿斜纹布——那时的菜百就在丁字路口，什么都有。张大爷用这布给我做了一件四个兜儿的上衣，您还甭说，穿上那叫一个神气。这不一高兴，过年时放二踢脚愣把二子家的尿桶给崩上了天，被人家告上了门，乐极生悲了。

    老爷子的小儿子斌子子承父业，也干起了这一行，听说是接班进了当时最有名的大华衬衫厂，也练就一手绝活儿。

    其实母亲也会针线活儿，小时候后系带儿的罩衣，松紧带的裤子，虎头儿布鞋，全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母亲有一个线笸箩，里面有大小不一的针头线脑儿，剪子、锥子，线尺、顶针儿……还有个拴着一个大铜子的包裹皮儿，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碎布头儿。这俩物件总是放在炕头边上。后院的墙上还一直挂着一个母亲托人从老家捎来的木纺车，也没见用过，许是母亲心中的一种念想吧。

    西院有一对姓吴的老夫妻，住着里外两间西屋，足有三十来平米，那是全院最宽绰的了。他家门前有一棵大杨树，一到晚半晌儿，不少老少爷们就挑灯夜战在树下，喝着“茉莉花儿”，吸着“大前门”，甩着手中的牌“敲三家”，围着的孩子们很多，可有人气了。

    吴老爷子性格开朗，没事就好图个热闹，无儿无女，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人家是过去戏园子里写字幕的，有学问。

      那时粮食都是有定量的，到月要到粮店去领，可能是怕老鼠偷吃了，父亲就从屋顶上垂下一根铁丝，下边弯成一个钩，再把篮子挂上边，家里的吃食就放里面。

       记得每天早上去上学，就先登上凳子取篮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半个的馒头，再夹块咸菜就去上学了。

    那时常吃棒子面，不是窝头就是贴饼子，都有些烦了。于是母亲就从邻居史老太太家借来一个特殊的饼铛。那玩意儿是铸铁的，锅底是圆拱形的，用它烙出的两样面的饼，边是厚厚的，对折后将油亮金黄的那面儿放在外面，再就着一盘炒水疙瘩皮儿下肚，那叫一个香呀。现如今您要想再吃这口儿，还真没地方找去了。偶尔您下馆子遇到有大棒子糁儿粥，还有那金黄底子上是一层绿油油的韭菜鸡蛋的糊饼时，您就大快朵颐吧，一准能勾起您对小时候的回忆。

    一说到吃就不由得想起我们隔壁的“炸酱面”了。隔壁住的这位姓氏名谁已记不清了，肥头大耳，胡子拉碴，穿一身黑裤对襟儿袄。夏天里，见天价是一碗炸酱面，就着一条黄瓜站在屋门口，于是落了个外号——“炸酱面”。

    “炸酱面”在铁路上工作，和《红灯记》里李玉和干的是一个差事儿——信号工，那时已经退休了。他家里还真有一个像马灯一样的玩意儿。我曾亲眼见过。“炸酱面”好听戏，屋里的话匣子总是叽里哇啦的唱，他对院里跑来跑去的小孩子也是十分喜爱，总是掏出水果糖来哄孩子。

    “炸酱面”过世后，屋里的东西他儿子都没要，只拉走了院里一块属于老爷子的石桌面，那上面是刻有文字的，想必是他家祖传的物件儿了。只可惜孩提时的我还不认字，已记不清上面写的什么了。

     大杂院儿里每家都三四个孩子，您说这孩子得有多少。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院里的房前屋后就雨后春笋般生出了各种小屋，只剩下走人的过道儿了。

   院儿人家里差不多都有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飞鸽，永久，红旗加重……最漂亮的是上海产的凤凰十八型，那也是那年月的名牌了。自行车晚上都要推到屋里去，本就不宽余的屋里就更显拥挤了，就这也得推进屋，那当时可是家里的一大件哩。

    我们这帮半大小子，就在吃过晚饭后，拿大人的自行车练一练。都是二八车，根本就坐不上座。只好学着掏裆骑。一手扶着把，另一只手握着大梁，先是半轮半轮的，再就是整轮整轮的，到后来，四五个小伙伴就学会在马路上嗖嗖的“飙车”了。

    闲得无事可做的时候，就上房玩，有一回掉下来，一屁股蹾在了地上，好嘛，离修房搅灰用的三叉儿也就尺把远。这要是坐上了，屁股上还不多了俩眼儿？

    西院的王叔在那年月属于称俩子儿的主儿，不知从哪里淘换来一辆上海产的幸福牌摩托车，整天价不是修呀就是擦拭，锃亮的，着实惹来不少羡慕的眼光。老人家还好钓个鱼，一到休息日就骑上电驴子去郊外了，成了大院里顶时髦的人了。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院儿里骑摩托的多了，两轮的三轮的都有。到后来，便升级到了四轮的汽车了。

    院儿搬进搬出的，老街坊们也越来越少了。现如今都住进了楼房，见个面都难了。您要是看见这个小文，我在这向您问好了。有工夫咱老少爷们再喝口茶，叙叨叙叨那院儿里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