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楼子九丈九

    “中轴线”申遗，如今已被列入北京市“十二五”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作为世界上现存的最长的城市中轴线，老北京的中轴线已走过近600年的沧桑岁月。其实，我们每个人所亲闻、亲历、亲为的“中轴线”故事，也都是“中轴线”上一个个令人回味的音符。

    1946年秋，内战全面爆发。为了全家人的安全，父亲让妈妈和祖父带着我从城区搬回海淀蓝靛厂老家，他自己和姐姐留在城内谋生。当我们路经西直门的时候，祖父教我说一首歌谣：“北京城，方又圆；四天四夜走不全；就数前门高又好；城门楼子九丈九。”我觉得，西直门就够漂亮和高大的了。祖父说：内七外九皇城四，前门楼子是北京城里最高大、最漂亮的城门。没到前门，就等于没到北京城。我们在外火器营南门内安了家，父亲和姐姐大约两个月才回来一次。每次在天桥摆小人书摊的姐姐从城里回来，都讲许多有关天桥和前门的有趣故事。她那精彩的描述，更激发了我要亲自到大前门看一看的愿望。

    爸爸骑车当导游

    我坐在自行车后架上

    父亲一再许愿要带我去，一直没有机会。1947年，那一年我六岁。听到城里军、警、特正在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学生、教授和民主人士的消息，全家均为父亲的安全担心。正在全家为父亲安全着急的时候，他突然没到清明就回到蓝靛厂，先是带我们到黄村坟地祭祖，又卖了自己冬季皮大衣让全家一起吃了顿春饼，然后提出带我进城，带我逛前门大街。父亲赵允璋当时在《纪事报（明报馆）》任营业副经理，同时任东城办事处主任。姐姐赵茹芳帮助父亲料理日常生活，他们在天桥福长街四条租了个独立小院。《纪事报》东城办事处内还有个新美印刷局，白天印门市部业务活，夜里印共产党的宣传品，是党在敌人心腹里许多据点中隐蔽较好的一个。父亲每次回家都来去匆匆，顾不上我要求去逛大前门的事，而这一次没等我说话父亲就提出带我去逛前门，真让我喜出望外。

    由蓝靛厂到西直门要靠步行，由西直门到天桥可以乘有轨电车。当晚我住在福长街，半夜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国民党警察查户口，姐姐把我藏到被子里，让我不要动。父亲拿出户口本并出示记者证，警察不愿找办报纸人的麻烦，说了声：我们是例行公事。父亲向他们道了声辛苦，同时又塞给他们一些钱，才免被搜查。第二天，父亲骑上自行车，让我坐在后车架上，带我去逛大前门。他的口才很好，知道的事情又多，平日很少有机会和我聊天。这一次不同了，一边走一边说，好像要把知道的东西一古脑地都传授给我。我兴奋极了，骑在自行车的后车架上，看到街上人羡慕的眼神，那种感觉比现在坐在“宝马”车上还风光。从福长街出发，到了永定门内大街，父亲指着永定门对我说，这是北京城的南大门，清朝打了胜仗的军队要从这个门进来，你爷爷唱的岔曲，就是咱们外火器营的文小槎在打金川胜利回京后，在这里唱响的。“岔曲”实际是“槎曲”。指着天坛对我说：北京城是天南地北，天蓝地黄。指着先农坛对我说：这里有皇帝的一亩三分地，每年春天皇帝都要来这儿演习种地。来到前门大街后，他指着一家百货商店说：这家亿兆百货店让日本人给敲了竹杠，强迫他捐一百万现大洋，硬把前门楼子卖给了他！走到鲜鱼口，父亲让我下车，带我进到“都一处”烧麦馆，和掌柜的打了声招呼就带我上了小楼。在小楼晾台上，父亲指着一把退了色的红罗圈椅说，这就是乾隆爷坐过的那把椅子。这把椅子下面垫着黄土，上面盖着一块很旧的黄布，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倒是楼下浓浓的烧麦味儿使我感到奇香无比，对我这个在蓝靛厂几乎天天啃窝头的孩子来说，尽快尝一口肉是迫不及待的事。父亲想让我在椅子上坐一坐，沾一下皇帝的福气，没想到我不感兴趣，也就没再勉强。父亲买了一屉烧麦，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后又买了两个炸三角，让我拿出来吃。这炸三角以烫面擀皮，猪肉韭菜和肉皮冻为馅，金黄好看，香味四溢，外焦里嫩，吃起来回味无穷，久久难忘。

    站在正阳桥上

    把前门楼子看个够

    出了都一处就看到了“五牌楼”，雄伟壮丽的前门箭楼就在眼前了。我问父亲“大前门”这三个字在哪里写着呢？父亲笑着说：在老百姓心里，在老百姓口头上。接着给我说了段歌谣：“正阳门，连西东，左边亡明，右边亡清。”左边崇文门，“崇”字与明朝末位皇帝“崇祯”的“崇”字相同；右边宣武门，“宣”字与清代末位皇帝“宣统”的“宣”字相同。我问：那中间呢？父亲说：中间就是前门啊，你看牌楼上写着“正阳门”，前门的正式名字叫正阳门。正阳门里面还有一个门，叫中华门。见我对正阳门的名字如此感兴趣，他高兴了，小声对我说：中华门的“中”和正阳门的“正”加起来就是“中正”啊，蒋介石又叫“蒋中正”，他不愿以北京为都，就是怕重复明、清亡朝老路啊。这么高深的玄理，我是否听明白了，他不知道。其实，我从母亲口中早就知道，父亲心向共产党，对蒋介石是不满的。

    在我一生中，父亲这一次亲自当导游，把我当朋友似的对待，每当想起，均感到心中热乎乎。父亲晚年，和我谈起这次“游前门”的经历，仍印象极深。他说：本来我还想带你去大栅栏看看戏，到门框胡同吃些小吃，因情况有变，原计划的事没办成。经过是这样：我们从都一处出来后就想通过五牌楼，过正阳桥到前门箭楼。这时，路边的一番嘈杂的声音搅乱了父亲的心情，几个军警模样的人推搡着两三个被捆的青年，说是抓住了共产党。父亲骑车要走，却不慎把后车轮陷在了有轨电车的轨道里，怎么也拔不出来。耳听着南边来的有轨电车“铛铛”的声音越来越近，只好让我立即跳下车，再把车搬出轨道沟。等有轨电车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抓捕示街的一群人向东南方向走远后，父亲才松开紧紧搂着我的手。他让我站在正阳桥上，想让我把前门楼子看个够。

    一元五元的法币漫天飞

    早点花了小一万

    前门楼子高大雄伟，只是中间的大门洞里坐着黑压压的一片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不知是哪里来的难民。这情景与这壮丽的门楼很不相称，一阵风刮来，一元、五元的法币裹在沙中漫天飞、挂在电线上摇来晃去。我问父亲，这么多难民为什么不去拿这些挂在电线或树枝上的钱？父亲说：大米一斤已涨过3000了，刚才这一顿早点，咱爷俩差点花了小一万哪。一元钱能买什么？！最刺眼的是，大门洞旁还挂着两个人的大幅画像，上面有一幅标语，下面贴着四个大字。我问父亲是什么意思？父亲沉吟了一会儿，对我说：中央军攻下了延安城，悬赏捉拿朱德、毛泽东。我又问下面是什么字？他毫无表情地小声念着说：“杀猪（朱）拔毛。”说完此话父亲马上骑车带我回了天桥，连大栅栏都没带我去，下午就让姐姐把我送回了蓝靛厂老家。本想能又吃、又玩、又看的“逛前门”旅游参观活动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过了20年后，我从他“交待”的材料中才知道那一次父亲没带我去大栅栏的原因：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15个旅在胡宗南指挥下大举进犯陕甘宁解放区，于19日侵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北平市军、警、特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全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纪事报》东城办事处的“办事员”张世明（陈琪）同志在联络工作时，误入已被军警蹲守的铁狮子胡同地下联络点，虽然以取报费之名机智逃脱，但已有暴露危险，组织上命他立即离开北平，回解放区。临行时，他把重要内部材料交父亲保存。父亲将材料安全转移后，把新美印刷局的印品全部销毁，未留一点痕迹。因张世明是从已暴露的联络点直接来东城办事处的，所以这个联络点也有被暴露的危险，随时会被敌人搜查，自己也有被捕的可能。根据组织上“暂保持平静状态”的要求，父亲仍坚持到报社上班，又怕发生什么不测，于是利用这“平静时间”回老家上了坟，带我进城逛了次大前门。那天，他看到别人被捕，心生恐怖，赶快回家清理杂物，怕警察来家搜查时发现什么与共产党活动相关的东西。

    我一直非常崇拜的父亲原来也有“胆小”的时候，但我一直不忘他带我这一次逛前门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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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阳门原称丽正门

    巍然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是中国明、清两朝都城的正南门，坐落在老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俗称前门。它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布局、军事防御、礼仪制度和建筑艺术的形象体现，也是老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老北京城的象征。

    正阳门始建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最初沿袭元大都的正南门之名，称为丽正门，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改称正阳门并沿用至今。历史上正阳门本是一个包括城楼、箭楼、瓮城及庙宇的古代群体建筑。但在朝代更迭和岁月风雨的消磨中，如今仅存城楼、箭楼两座主体建筑，为1906年的遗存。

    正阳门城楼为楼阁式，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三滴水结构，通高43.65米。箭楼为一砖砌堡垒式建筑，顶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式，通高35.37米。

    1988年国务院公布正阳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城楼已全面对外开放，城楼展厅内的《正阳门历史文化展》，为观众讲述正阳门600年的风雨历程及其所承载的丰富人文内涵，同时，观众还可以在展厅内观看到实物化的老北京城中轴线，触摸正阳门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