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堂子胡同15号的思念--臧克家

    大约还是“文革”，我们那条胡同里出现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式的街头演出，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跳得特好，许多时候她都是主演。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混”在一块的伙伴里，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盯着她多看几眼——苏伊的爸爸，是著名诗人臧克家。

    那个时候，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1972年，我在二中读高中时，诗情正“勃发”，一口气写下了五百多行的长诗《雷锋和我们同在》。写完之后，自己朗诵，激动不已。那天，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心跳地交给了苏伊。

    显然，苏伊十分认真地完成了我的托付，她把我的诗交给了刚从向阳湖干校返京不久的父亲，因为没几天，《北京少年》的编辑钱世明同志就来了，他说：“我们刊物光发你这一首诗怕也登不下。但我还是来找你，一是我觉得写得不错，二是大诗人臧克家很欣赏呢。”

    臧老不仅亲笔给我改诗，还热情地推荐给了当时北京仅有的这家少年文艺刊物。正是这首长诗“处女作”，我得以登堂入室，去面见我崇拜的大诗人臧克家先生。记得他给我那首“长诗”打了65分，还说：“还可以比65分高一点儿。”说完，他先笑了，在场的客人也笑了，记忆中好像有著名诗人程光锐和刘征先生。

    从那以后，我成了赵堂子胡同15号——臧老寓所的常客。

    最难忘一个冬天的傍晚，在胡同里散步之后，臧老竟来到了我住的大杂院来看我。我那间小屋只放得下一张椅子，我赶忙让座，他和蔼地说：“还是你坐。”他站在书桌前，“哦，有这么多书读。”我告诉他都是我的中学老师偷偷借给我的。“您看，您的诗选。”我把一本《臧克家诗选》递过去。他的目光瞬间有一丝惊喜，继而变得深沉，久久盯着那本书。忽然，他翻开书，很快找到某一页，拿起我的钢笔，在一首诗中改了一个字，对我说：“这个字印错了，我给你改过来。”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因为那个时期，包括《臧克家诗选》在内的许多文学书籍都还是“禁书”。“您的诗集会再版的。”我说这话，是为了安慰他。不想，老诗人却坚定地说：“会的，一定会的！到时我要送你一本。”

    转眼1974年的春天到了，我高中毕业后到顺义谢辛庄村插队，劳动之余，常把“新作”寄给臧老，每次都能接到回信。

    插队的日子毕竟艰苦，也不知何日才能回城，我在信中说，“很想您，能给我寄张近照吗？我还想要您的字，能给我也写一幅吗？”几天后，绿色的乡邮员的自行车铃声格外清脆，我盼到了臧老的回信，而且那信封比往日的要大一些。我急切的拆开大信封，在一张彩笺上，是再熟悉不过的臧老那隽秀的墨迹——“秧田草岸竹屏风，叠翠遥笼晚照红。相邀明朝齐早起，人同落日共收工。”

    冬去春来。1978年，《臧克家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臧老没有忘记我这个小朋友，他在扉页上题写了“培禹同志存正”送给我。这时的我，已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把好消息第一时间报告臧老，他高兴地说：“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在场的郑曼阿姨和苏伊都笑了。

    大学这段日子是我见臧老最勤的时候。1979年，我们新闻系创办了自己的学生刊物《大学生》杂志，由成仿吾校长题写了刊名。我拿着第一期送给臧老看，并不知深浅地向他“约稿”，不想，臧老竟答应了。他起身进了卧室，一会儿，把一首诗稿交给我，说：“这是昨天刚完成的，就交给你们吧。”于是，这首题为《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的诗歌，首发在我们的《大学生》上，这在当时的人大校园引起不小反响，中文系林志浩教授找到我，希望我能把他的新著《鲁迅传》送给臧老指教。我乐不得呢！臧老则把回赠的书托我带给林志浩先生。后来，我还专门陪同林先生登门拜访了臧老。其实，那时臧老已经诸多事情缠身，时间非常宝贵，而我每次登门都没有预约，有时他刚刚躺下休息，听到我来，便又起身。郑曼阿姨每次都要沏上一杯清茶端给我，有时我来去匆匆，说：“您别客气，我说几句话就走。”可郑曼阿姨照例沏好茶，一定让我喝一口再走。

    在臧老身边，我不仅读自己的习作，还经常把同学、朋友写的诗歌读给臧老听，记得有杨大明、韩智勇、韩晓征等人的。我和同学卢盘卿利用假期采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沙砾，在闪光》，也拿给臧老看，臧老不仅看了，还回信说：“不错，已推荐给一家刊物了。”不久，大型文学季刊《绿野》就寄来了样刊，我们的习作发表了。热情的李主编还亲笔写信，给了我们两位大学生作者很大的鼓励。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登门求教、打扰臧老的绝非我一个，类似的事数不胜数，这要占去臧老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报社。臧老知道我主动要求下农村采访，很高兴，对我说：“对，这样才能多接触实际，打下厚实的底子。”由于工作紧张，我几乎不怎么写诗了，没有作品，倒觉得不好意思去见臧老了。没想到，臧老却依旧关心着我这个“小朋友”，我写的一些通讯报道，他也看到了。1984年8月写的一篇平谷农民买飞机的报道见报的当天，臧老就兴奋地写了一首《有感于京郊农民乘自购飞机青云直上》的诗。

    1986年，当《臧克家诗选》又一次再版时，臧老又送我一本，扉页上仍写着：“培禹同志正之，克家”。以后，几乎是臧老每有新著出版，我都能得到有他签名的赠书。

    记忆中，还有一个日子是我永远不会忘的，1995年7月1日，我陪从新疆来的“西部歌王”王洛宾去拜望臧老。那时，91岁高龄的臧老身体不太好，极少会客，我也很久不忍上门打扰了。可那天，为了实现也已82岁的老音乐家王洛宾的心愿，我还是按响了那扇朱红色大门上的电铃。

    这次去臧老家，照例没有预约。来开门的是郑曼阿姨，她热情地把我让进院里。我犹豫了一下，说：“今天，我陪王洛宾先生逛逛北京的胡同，路过这儿，想见见臧老，不知……”

    “王先生在哪儿？快请进。”郑曼热情地搀扶着洛宾老人，一边带我们走进客厅。

    在我再熟悉不过的宽敞的客厅落座后，郑曼阿姨去臧老的书房兼卧室通报。这时，苏伊一家三口，过来向王先生问好，苏伊可爱的小女儿文雯连声叫：“西部歌王爷爷好！”一会儿，臧老从书房走出来，向王洛宾伸出了双手，王洛宾迎上前去，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两位二十世纪杰出的诗人与歌者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那天，他们所谈甚欢，话题涉及中国诗歌的民族继承、传统民歌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播等等。郑曼阿姨时时要来提醒：“你心脏不好，不要太激动啊。”臧老总是挥挥手：“不碍事。”有趣的是，臧老的小外孙女文雯，这时缠着“西部歌王爷爷”，要求爷爷唱一首歌。王洛宾风趣地说：“请客人表演，你得先表演，怎么样？”不想，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发憷，边舞蹈边唱起来：“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眉。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

    童声童趣，给两位老人带来很大的快乐。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王洛宾先生从厦门寄来的信，信中附有一页歌片儿，是他为他的“艺兄”臧克家的名篇《反抗的手》创作的歌曲，曲子用了d调，4/4拍，旋律高亢而有力。我拿着王洛宾的歌片儿和我新写的两篇文章，又一次来到赵堂子胡同15号。可臧老因身体不适已住进医院。我不死心，从盛夏到深秋一段时间，我几次叩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还是那熟悉的院落，还是那熟悉的客厅，还是那门前的丁香树，却仍不见臧老的身影。

    1999年新春，从不大会寄贺卡的我，出于对臧老的思念，精心挑选了一张贺卡，在精美的图案旁我抄写上了臧老《致友人》诗中的名句：“放下又拾起的，是你的信件；拾起放不下的，是我的忆念。”给老人家寄了去。我收到了臧老的亲笔回信，还是那再熟悉不过的蓝墨水钢笔字体：“收到寄来的贺年卡，很欣慰，上面几行字，多少往事来到心中，感慨系之……多年不见，甚为想念。我二三年来，多住院。出院将近一年，借寓‘红霞公寓’养病，与郑曼二人住，闭门谢客，体力不足，已94岁了。我们初识时，你才十八九岁，光阴过客，去的太多。我亲笔写信时少，因为想念你，成为例外……”读着臧老的信，我的鼻子酸酸的……

    2004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臧老走了。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出的通稿这样写道：“我国文坛再失巨擘，99岁的著名诗人、作家臧克家2月5日晚8时35分与世长辞，一轮明月、万家灯火伴他西行。”

    辛卯“清明”，我再一次来到位于南小街上的赵堂子胡同，但那载满我温暖记忆的15号院落，早已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