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还是“文革”,我们那条胡同里出现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式的街头演出,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跳得特好,许多时候她都是主演。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混”在一块的伙伴里,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盯着她多看几眼——苏伊的爸爸,是著名诗人臧克家。 那个时候,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1972年,我在二中读高中时,诗情正“勃发”,一口气写下了五百多行的长诗《雷锋和我们同在》。写完之后,自己朗诵,激动不已。那天,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心跳地交给了苏伊。 显然,苏伊十分认真地完成了我的托付,她把我的诗交给了刚从向阳湖干校返京不久的父亲,因为没几天,《北京少年》的编辑钱世明同志就来了,他说:“我们刊物光发你这一首诗怕也登不下。但我还是来找你,一是我觉得写得不错,二是大诗人臧克家很欣赏呢。” 臧老不仅亲笔给我改诗,还热情地推荐给了当时北京仅有的这家少年文艺刊物。正是这首长诗“处女作”,我得以登堂入室,去面见我崇拜的大诗人臧克家先生。记得他给我那首“长诗”打了65分,还说:“还可以比65分高一点儿。”说完,他先笑了,在场的客人也笑了,记忆中好像有著名诗人程光锐和刘征先生。 从那以后,我成了赵堂子胡同15号——臧老寓所的常客。 最难忘一个冬天的傍晚,在胡同里散步之后,臧老竟来到了我住的大杂院来看我。我那间小屋只放得下一张椅子,我赶忙让座,他和蔼地说:“还是你坐。”他站在书桌前,“哦,有这么多书读。”我告诉他都是我的中学老师偷偷借给我的。“您看,您的诗选。”我把一本《臧克家诗选》递过去。他的目光瞬间有一丝惊喜,继而变得深沉,久久盯着那本书。忽然,他翻开书,很快找到某一页,拿起我的钢笔,在一首诗中改了一个字,对我说:“这个字印错了,我给你改过来。”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因为那个时期,包括《臧克家诗选》在内的许多文学书籍都还是“禁书”。“您的诗集会再版的。”我说这话,是为了安慰他。不想,老诗人却坚定地说:“会的,一定会的!到时我要送你一本。” 转眼1974年的春天到了,我高中毕业后到顺义谢辛庄村插队,劳动之余,常把“新作”寄给臧老,每次都能接到回信。 插队的日子毕竟艰苦,也不知何日才能回城,我在信中说,“很想您,能给我寄张近照吗?我还想要您的字,能给我也写一幅吗?”几天后,绿色的乡邮员的自行车铃声格外清脆,我盼到了臧老的回信,而且那信封比往日的要大一些。我急切的拆开大信封,在一张彩笺上,是再熟悉不过的臧老那隽秀的墨迹——“秧田草岸竹屏风,叠翠遥笼晚照红。相邀明朝齐早起,人同落日共收工。” 冬去春来。1978年,《臧克家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臧老没有忘记我这个小朋友,他在扉页上题写了“培禹同志存正”送给我。这时的我,已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把好消息第一时间报告臧老,他高兴地说:“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在场的郑曼阿姨和苏伊都笑了。 大学这段日子是我见臧老最勤的时候。1979年,我们新闻系创办了自己的学生刊物《大学生》杂志,由成仿吾校长题写了刊名。我拿着第一期送给臧老看,并不知深浅地向他“约稿”,不想,臧老竟答应了。他起身进了卧室,一会儿,把一首诗稿交给我,说:“这是昨天刚完成的,就交给你们吧。”于是,这首题为《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的诗歌,首发在我们的《大学生》上,这在当时的人大校园引起不小反响,中文系林志浩教授找到我,希望我能把他的新著《鲁迅传》送给臧老指教。我乐不得呢!臧老则把回赠的书托我带给林志浩先生。后来,我还专门陪同林先生登门拜访了臧老。其实,那时臧老已经诸多事情缠身,时间非常宝贵,而我每次登门都没有预约,有时他刚刚躺下休息,听到我来,便又起身。郑曼阿姨每次都要沏上一杯清茶端给我,有时我来去匆匆,说:“您别客气,我说几句话就走。”可郑曼阿姨照例沏好茶,一定让我喝一口再走。 在臧老身边,我不仅读自己的习作,还经常把同学、朋友写的诗歌读给臧老听,记得有杨大明、韩智勇、韩晓征等人的。我和同学卢盘卿利用假期采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沙砾,在闪光》,也拿给臧老看,臧老不仅看了,还回信说:“不错,已推荐给一家刊物了。”不久,大型文学季刊《绿野》就寄来了样刊,我们的习作发表了。热情的李主编还亲笔写信,给了我们两位大学生作者很大的鼓励。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登门求教、打扰臧老的绝非我一个,类似的事数不胜数,这要占去臧老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报社。臧老知道我主动要求下农村采访,很高兴,对我说:“对,这样才能多接触实际,打下厚实的底子。”由于工作紧张,我几乎不怎么写诗了,没有作品,倒觉得不好意思去见臧老了。没想到,臧老却依旧关心着我这个“小朋友”,我写的一些通讯报道,他也看到了。1984年8月写的一篇平谷农民买飞机的报道见报的当天,臧老就兴奋地写了一首《有感于京郊农民乘自购飞机青云直上》的诗。 1986年,当《臧克家诗选》又一次再版时,臧老又送我一本,扉页上仍写着:“培禹同志正之,克家”。以后,几乎是臧老每有新著出版,我都能得到有他签名的赠书。 记忆中,还有一个日子是我永远不会忘的,1995年7月1日,我陪从新疆来的“西部歌王”王洛宾去拜望臧老。那时,91岁高龄的臧老身体不太好,极少会客,我也很久不忍上门打扰了。可那天,为了实现也已82岁的老音乐家王洛宾的心愿,我还是按响了那扇朱红色大门上的电铃。 这次去臧老家,照例没有预约。来开门的是郑曼阿姨,她热情地把我让进院里。我犹豫了一下,说:“今天,我陪王洛宾先生逛逛北京的胡同,路过这儿,想见见臧老,不知……” “王先生在哪儿?快请进。”郑曼热情地搀扶着洛宾老人,一边带我们走进客厅。 在我再熟悉不过的宽敞的客厅落座后,郑曼阿姨去臧老的书房兼卧室通报。这时,苏伊一家三口,过来向王先生问好,苏伊可爱的小女儿文雯连声叫:“西部歌王爷爷好!”一会儿,臧老从书房走出来,向王洛宾伸出了双手,王洛宾迎上前去,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两位二十世纪杰出的诗人与歌者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那天,他们所谈甚欢,话题涉及中国诗歌的民族继承、传统民歌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播等等。郑曼阿姨时时要来提醒:“你心脏不好,不要太激动啊。”臧老总是挥挥手:“不碍事。”有趣的是,臧老的小外孙女文雯,这时缠着“西部歌王爷爷”,要求爷爷唱一首歌。王洛宾风趣地说:“请客人表演,你得先表演,怎么样?”不想,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发憷,边舞蹈边唱起来:“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眉。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 童声童趣,给两位老人带来很大的快乐。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王洛宾先生从厦门寄来的信,信中附有一页歌片儿,是他为他的“艺兄”臧克家的名篇《反抗的手》创作的歌曲,曲子用了d调,4/4拍,旋律高亢而有力。我拿着王洛宾的歌片儿和我新写的两篇文章,又一次来到赵堂子胡同15号。可臧老因身体不适已住进医院。我不死心,从盛夏到深秋一段时间,我几次叩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还是那熟悉的院落,还是那熟悉的客厅,还是那门前的丁香树,却仍不见臧老的身影。 1999年新春,从不大会寄贺卡的我,出于对臧老的思念,精心挑选了一张贺卡,在精美的图案旁我抄写上了臧老《致友人》诗中的名句:“放下又拾起的,是你的信件;拾起放不下的,是我的忆念。”给老人家寄了去。我收到了臧老的亲笔回信,还是那再熟悉不过的蓝墨水钢笔字体:“收到寄来的贺年卡,很欣慰,上面几行字,多少往事来到心中,感慨系之……多年不见,甚为想念。我二三年来,多住院。出院将近一年,借寓‘红霞公寓’养病,与郑曼二人住,闭门谢客,体力不足,已94岁了。我们初识时,你才十八九岁,光阴过客,去的太多。我亲笔写信时少,因为想念你,成为例外……”读着臧老的信,我的鼻子酸酸的…… 2004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臧老走了。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出的通稿这样写道:“我国文坛再失巨擘,99岁的著名诗人、作家臧克家2月5日晚8时35分与世长辞,一轮明月、万家灯火伴他西行。” 辛卯“清明”,我再一次来到位于南小街上的赵堂子胡同,但那载满我温暖记忆的15号院落,早已不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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