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君堂小学的教工们

    五一劳动节，想念起老君堂小学那些普普通通的教工们，虽然其中一些已经记不起名字。

    4局0820——这是我6岁时知道的第一个电话号码，一串毫无韵味的数字，却让我半个世纪不曾忘却。

    1951年夏天，我该上小学了，父母给我在东四老君堂小学报了名，尽管当时校名已改为“立市十二条小学”了，但人们还是习用旧称。9月1日清晨，当管役（即工友）老姚沉缓地敲响了光绪廿八年铸造的铁钟后，我被一位女教师领进老君堂小学。在这所紧挨着老君堂庙的小学校，一气儿读了6年。

    我上一年级时候的级任老师（现在叫班主任）姓蔡，比一般人瘦。当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她比我母亲老得多，可比我姥姥要“少相”。

    我的座位靠窗，窗户的每块玻璃上都贴着许多交叉有序的白纸条儿，特别像大字本上的米字格，好动的我试着把纸条儿撕下来。纸条粘得太牢了，我只好用指甲去抠，吱吱的响声儿引来了蔡老师的视线，她中止了“国音字母”的教学，故意板着脸说：“把纸条儿弄坏了可不得了，美国飞机要是撂下炸弹来，玻璃崩碎了，还不扎你个满脸花！”我吓得趴在桌上不敢抬头。她又津津有味地教起心爱的“玻、坡、摸、佛”来了。

    下课了，我呆坐在位子上。一个小男孩儿冲我唱起了流行歌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我透过玻璃上纸条间的缝儿向小院望去，真怕有炸弹撂下来。没有炸弹，倒见蔡老师从预备室里出来，手里还托着什么东西：“来，我教你把抠坏了的纸条补好。”蔡老师眼角的皱纹儿又多起来了。这时，我突然温习到一种熟悉的感觉，通常，它是在母亲要打我而姥姥挺身袒护的时候产生的。

    玻璃上的纸条儿又恢复了标准的米字格局，蔡老师用她的手绢擦干净我手上的糨糊，随手又把放糨糊的小纸块团了团，放进我手心：“扔到字纸篓里去。”我郑重地向前面的壁角走去，把废纸投进纸篓，又郑重地转身往回走。

    “出去玩会儿！”我正沉浸在郑重的氛围中，没有反应过来。蔡老师有点儿急，脱口喊了一声：“快，开路依吗斯！”当然，那后半句是我回家后问了大人才弄明白意思的。记得正和母亲聊天的邻居舒小姐在答疑后特别申明：“老君堂小学日伪时期就有的！”

    第二天晨检，蔡老师特意说了我把纸条贴好的事，又说了应当省下零钱捐献给志愿军买飞机大炮的事。“常香玉可了不起，一个人就捐了一架飞机！”她说。

    在老君堂小学我学过好些让人爱听爱唱的歌儿。教过我音乐课的老师不止一位。耿老师，一位有白头发的老太太，鼻头永远是红的。

    耿老师会弹琴，声音比形象年轻二十岁，这种不协调是我无法理解的。我爱听她边弹边唱，却怕看到她的白头发与红鼻子。究竟是哪支歌儿跟她学的，记不准了，也许是“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也许不是。

    尚老师，个儿特矮，头发剪得也特短。她喜欢听合唱，全班唱，男生唱，女生唱，单数组唱，双数组唱……通常是每组记一个分，不然说什么我也得不了“甲”。

    一天，她眼睛红红的来上课，教我们唱“美丽小巧的芦笛，它有七个音调，我有十个手指芦笛吹得妙……”那是一支欢快的波兰儿童歌曲，可她唱着唱着哭了。过了好几天，做课间操时，我身边有两位老师在交谈：“小尚的孩子得的是脑膜炎，治晚了……”

    后来，尚老师不教唱歌课了，教自然课。头发也不像原先那么短了。

    我们最喜欢的是一位像大姐姐一样的姚老师，好像她的名字叫姚英，长得漂亮，穿得漂亮，唱得漂亮。

    姚老师教我们唱过好多首好听的歌，让我最难忘的是一首朝鲜族儿歌：“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那遨游月宫的小白兔撞开了我的心扉，给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童话的世界。

    王梅新老师，皮肤粗糙，体格健壮，头上的遮阳圆檐帽与衣服总是雪一样白。她击垒球，一棒子出去，球儿就飞进了对面青年报社的院子。

    我盼到上了五年级才有资格当上她的学生。我第一次上王老师的课就像刚入伍的新兵一样，浑身是劲儿，胸脯儿拼命地挺起来，小屁股也撅得老高。王老师大步过来，两只大手，前抚胸，后托臀，随着一声大吼：“放松点！”

    当“向右看——齐”的口令已转呼为“向前——看”之后，王老师愣了几秒，然后走到依然侧视右方的岳筱英同学面前。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心里明白了，这个柔弱的小姑娘脖子是先天性畸形。以后每天下午放学，我都看见王老师给岳筱英按摩头颈并带着她做一套动作奇特的徒手操。每逢这时候，王老师的表情是很严肃的，而且绝对不让男孩子围观。有个男生管筱英叫“歪脖儿”，让王老师听见了，她好发了一通脾气。两年后，奇迹出现了，岳筱英能准确地做出“向前——看”的动作。1959年北京市文教群英会的书面发言材料中有王梅新老师写的一份儿，材料儿里提到了岳筱英的名字，提到了“体育疗法”。

    王老师的功德，应该用什么字眼儿定位呢？我拿不准。我想起当年老君堂胡同西口路南中医胡荫培家大门口高悬的那块匾——“神手佛心”。

    我在小学毕业前夕，为了表达对王老师的崇敬，曾和同桌儿一道来过一次跟踪，看她家在哪儿。她走路的速度跟我们小跑儿差不多。跟了20多分钟，王老师拐进安定门里路西的一条胡同，而后又进了一个小院门。我俩为庆贺此行的胜利，鼓足勇气，按了一下门框上的电铃钮，撒腿就跑，竟忘了看那是几号门牌，所幸的是到胡同口瞥了一眼路牌子——谢家胡同。

    老君堂小学也有自家的“太上老君”——管役老姚头。他老人家面善无须，笑意永久性地刻在脸上，冬天脚下蹬的棉窝形似保定人做的酱菜篓子。

    每当大棉窝沉缓地向葫芦形的铸钟移近的时候，正在院子里追跑的孩子们便赶紧“收势”纷纷往教室里钻——他要打钟了。钟声的节奏和大棉窝蹭地的节奏几乎同步，沉缓而稳重。

    老姚头的号房（传达室）还兼做小卖部。冬天的早晨，他卖炸三角儿，焦脆的面皮儿里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粉冻儿，上面挂着香菜叶和胡萝卜末儿，五分钱买俩儿，特好吃。

    老姚头侍奉老师和学生都是自觉自愿，我常看见他把一份份烧饼果子恭敬地送到预备室各位老师的面前。

    与老姚头服饰接近的是教图画的王老师。学校里姓王的老师不止一位，我们在底下又唤他“图画王”，现在想起，这称谓不为不恭，实际上与称杜诗圣为杜工部是同一类命名法。

    “图画王”一年到头总穿中式裤褂，夏天白，春秋灰，冬天黑，没有新鲜的色彩。可是，他笔下的画儿却色彩纷呈，娇黄的秋菊，朱红的冬梅，水灵的大白菜，拂须游动的墨虾……乍看不太像，越看便越觉得像，真怪。管总务的一位老先生常叼着烟斗看图画王作画，称他“不愧是陈半丁的高足”。

    王老师画的小人儿，我看不惯，衣服太肥，眉眼儿也不清爽。尽管如此，我还是参加了他组织的美工小组，但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做手工，他说齐白石要是没当过细木工是画不出绝品来的。

    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画黑板报，因为正值苏伊士战争期间，我们就照报纸上的画儿临摹开了，画了一会儿，才发现王老师站在我们身后，看得挺专心。

    “好好练，都是有出息的。”他笑着问，“是方成的画儿，还是米谷的画儿？”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那有麻斑的脸上显出的笑。以后我每见到他都大声问好，他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颔首微笑。

    唯一没有对我笑过的是校长，但她的名字却作为老君堂小学老师的代表永远写进了我的档案：“北京东四老君堂小学读书，证明人——刘毓秀”。

    这样格式的档案我不止填过十次，第一栏第一位证明人的名字永远是“刘毓秀”三个字。

    她没有给我授过课，但她知道我。

    1952年，“暮春者，春服既成”，正是踏青的时节。刘校长带着老君堂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到中山公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集体活动，母亲也跟去了。我发现习礼亭后边的草坪上有只孔雀在悠悠踱步，只是彩屏未开。我奋力将手中的一颗“酸三色”糖球掷去，一是表示友好，二是催它打开华丽的羽扇。

    打中了！我得意忘形地一回头儿，发现了校长圆脸庞上圆眼镜框里的圆睁睁的双眼，我吓跑了。母亲忙过去给校长赔不是，我听不清她们说什么，只见母亲脸上有着愧然的笑，校长的双眼也不那么圆睁睁的了。

    一会儿，我又有了新的发现，一棵巨大的侧柏垂挂下来的枝叶间坠满了小果实，于是跑过去跳着脚地想揪那小玩意儿。一声咳嗽在身后响起，又是刘校长，又是圆睁睁的双眼。她指着树旁的一块木牌让我看，一字一顿地念：“请——勿——攀——折”，这四个字起码有三个是我在《国语》课本里没见过面的。小果一粒也没揪着，但我多认了几个生字。

    以后我常纳闷，怎么学生一淘气，她就会瞅见，她的眼睛莫非是“千里眼”？除了“千里眼”，我还尝到她“顺风耳”的厉害。

    老君堂小学的操场每星期三晚上放映露天电影，五分钱一张票，省下一天的早点钱看场电影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满足。有一天同学告诉我：“今个儿咱们不买票，下午五点我带你溜进去。”我们的计划顺利完成了，从五点到七点半在后院一间小平房顶上看足了小人儿书，开演过了一会儿才顺着枣树爬下来偷偷看起来。

    第二天上完操，全校学生按密集队形集合，刘校长把我们昨晚的表演公之于众，没点名，最后表扬了敢于揭发违反校纪行为的同学，也没点名。我一直不敢抬头，因而至今也不知道那天她讲话时眼睛的形状。事后我向班主任认了错儿，可校长怎么会知道的，至今成谜。过了几天，班主任张老师又找我：“刘校长说你挺聪明，这回认错儿好，不影响你十一去天安门广场观礼。”我高兴地哭了。

    1965年，国庆节前一天，我在老君堂小学门口遇见了正指挥人挂红灯贴字标的刘校长。我向她问好，她准确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又说道：“你小妹妹明年该考初中了，她可是咱老君堂的好学生，功课品行都很好。”
    她胖了，老了，眼睛眯眯的，没有笑，挺慈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