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小学迎接曙光

    据校史记载，1947年女四中增设高中部的同时，在南楼设小学部，为崇祯小学。我在这学校虽然只读了两年书，可是您别忘了，这中间可发生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人在童年便目睹了江山巨变的过程，越过了新旧时代的分水岭，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幸事吗？

    1948年秋，我考入该校读一年级。因为那时一多半小学的校舍是废弃的庙宇，正规校舍的小学不多。所以别的学校的孩子就嫉妒我们，编儿歌唱：“齐化门架大炮，专打崇祯小学校”，可他们上哪儿找大炮去啊！
    当时我上学读书，是家里的头等大事。姐比我大十多岁，生我时父母都已经年过不惑，所以对我期望值很高。为我上学，父亲备齐最好的学习用具，那铅笔盒盖儿上印着精美的鲤鱼跳龙门；姐姐用枣红色的布给我做个书包，还用彩线绣上“前程万里”四个字，年幼的我对此懵懵懂懂。

    怕我上学路上挨晒，父亲不知从哪儿淘来一顶罕见的细竹编的尖顶六边形斗笠，就是现在影视片中惠安女头上戴的那种。我母亲又用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布剪成蝙蝠形，缝在帽子的顶角和边角。经过这精心的艺术加工，这物件儿简直是“魅力四射”啦！后来每当母亲领着我的小手送我上学时，我背着新书包，顶着新凉帽儿，乐颠儿颠儿地走在大街上，远远望去很像一个成了精、长了腿儿的六角小亭子晃来晃去，常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一齐向我行“注目礼”，有的还指着我：“看哟，这小孩儿的帽子真好玩儿！”我听了心里那叫一个美！没想到不久，这斗笠就被“忍痛割爱”了，因为放学时老师让排队，同排小朋友必须手牵手，可我的帽子边角老撞到别人的头，为了增进“和谐”，促进友谊，只好放弃了这稀罕物儿。只有周日母亲带我逛街时，我才戴上它臭美一回。

    上学第一天，我们像电线杆上的小鸟儿，在楼前的青石台阶上乖乖坐成一排，一动不敢动，充满好奇地望着眼前陌生的一切。一群高年级男孩子在校园里又跑又跳，赛着当“人来疯”，哎呀！学校原来这么热闹啊！

    来前父母教导我，见了老师要立正站好，深鞠躬，问“老师好！”我牢记在心。正坐着时，从楼里出来一位年轻女老师，高高的身材，梳两条大辫子，中式月白短衫，黑纱长裙，半高跟黑皮鞋。我立刻站起来，第一次实践父母的教导，立正、敬礼、问好，女老师微笑还礼。我刚坐下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我自然又虔诚地演练一遍。没想到这老师很忙，一会儿她又从楼里面出来了，我依然不敢怠慢。这次她停下脚步，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小同学，敬一次礼就行啦！”从此她记住了我，我也认识了她，她就是我们的郭主任。

    小学部每个年级一个班，我们一年级在一层从东数第二间教室，班主任叫贺昭年，三十多岁，是个慈母型的女老师。她身材苗条，肤色白净，留着稍稍过肩向里卷烫的发式，脸上总是浮现着亲切的笑容。

    那时很少有孩子上过幼儿园，多是直接从妈妈身边来到学校，所以都从心里把贺老师当母亲了。有时男孩儿欺负我们，我们张嘴就喊：“妈妈，他打我！”这时贺老师就会轻轻把我们揽在怀里，再去批评那些淘气包儿，然后摸着他的小脑瓜儿让他道歉。完了，男孩女孩就手拉手玩儿去了。

    贺老师教我们所有的课程，因为中高年级才有科任老师。我们的第一节语文课是《来、来、来，来上学》。那时学繁体字，挺难写。学生字时大家都伸出右胳膊，用食指跟着老师，一边在空中比划，一边大声喊：“一横一竖钩……”一路学下去。真是人生识字糊涂始，深感启蒙老师的不易，贺老师是我们进入知识殿堂的第一个领路人！

    平静的日子很短暂，1948年深秋，解放大军已把北平团团围住，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2月初，有一天妈妈送我上学，还没到学校，又把我领回家。我莫名其妙，妈妈说，市面太乱，不能上学了。果然，学校停课了。

    后来国民党军队龟缩在关厢一带，居民家都住了兵，学校也未能幸免，成了临时兵营。在这期间，我家也住了国民党兵。这些兵住进居民区以后，见东西就抢，杀鸡打狗，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那时我家住独院，三间北房，我们住西屋，东屋便被“号了房”，住了国民党兵。当时我姐十七八岁，我妈只好找破棉被把她捂在炕里边，自己躺在炕边上摆个痰盒装病。只要有匪兵一掀门帘儿，我妈就咳嗽吐痰，让他看痰里有没有血，说自己是痨病，这下儿就把他们吓跑了，出来进去都躲着西屋走。我姐整天被捂着，大气儿都不敢出，我吓得缩在墙角也不敢出屋。因为关了城门，我爸也上不了班，正好在家给国民党兵服苦役。有一天一个匪兵翻出我家唯一的半袋白面，对我爸爸说，“老乡！赶紧给我们做烙饼！”我爸不敢怠慢，赶紧找个大盆和面，可他根本不会做饭，只好硬着头皮瞎干：面倒多了，兑水；水又多了，弄了两手面糊糊，拉不出手来，又只好再兑面，结果半袋面粉全折箩了，把我妈急得直喊：“他爸，你少放水，面都没了，咱们吃什么呀？”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军撤走，来了解放军。

    当时正值我小学一年级寒假，有一天妈妈带我出朝阳门，走在门洞里正赶上解放军大部队进城。因为门洞窄而深，行人遇汽车只能靠墙站好，汽车过去人才能走。记得那天过了很多军车，军车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过完，车上站满威武的解放军战士，两边行人热烈鼓掌欢迎解放军。这次经历我记得很清楚，但因为太小，不会写日记，记不清哪天了。但我能目睹这一伟大的历史瞬间，至今倍感荣幸！

    后来，我家附近也住了解放军，战士们经常热情地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管我爸、我妈叫大爷、大娘，使我们真正感受到军民鱼水情。

    1949年2月，解放后的北平迎来真正的春天。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我们重新回到学校。校方很快修整了被国民党残兵毁坏的校园和教学设施，校园上空飘起了五星红旗，而且到处充满了孩子们的歌声。

    解放后学校的新校长叫高明远，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穿一身退了色的旧军装，中等身材，偏瘦的体形，一看就是位精干的来自部队的干部。他对孩子们很亲切，也叫我们“小鬼”，我们都很喜欢他，常常围着他听打仗的故事。

    刚解放时，经常有敌机来骚扰，所以刚复课时记忆较深的是防空演习。先是由老师带着大同学沿着操场围墙内侧挖了防空壕，宽度和深度均二尺多，我们小孩儿蹲在里边抱着头，不露出地面就行了。学校让我们每人准备一条新毛巾和一块肥皂，说为了预防敌人扔毒气弹。

    那会儿平时上课由工友摇着丁零零的小铜铃儿，校园中间有一架大铜钟，有防空警报时才敲它。不管上课下课，一听到大铜钟“当——当——”响了，就赶快抓起毛巾排好队，由班主任领队迅速跑进指定地段的防空壕，抱头蹲下安静隐蔽。直到大铜钟再次响起，解除警报，大伙儿才能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回教室上课。

    这种演习刚开始时，我们觉得新奇好玩，一天“玩儿”两回也挺有意思的。可后来真的防空警报响了三四次，那凄厉的声音可把我们吓坏了，心咚咚乱跳，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儿了，向防空壕跑的时候腿都直打软儿，生怕那炸弹掉下来！那时蹲在防空壕真是思绪万千啊，有时想敌机要是真来了也好，我们可以看解放军叔叔用高射炮把它打得屁股冒烟儿来个倒栽葱，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多棒啊！往往在我胡思乱想时，空袭警报就解除了。

    升入二年级，学习生活进入正轨。我们的新班主任姓魏，很年轻，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剪成齐耳短发，红彤彤的苹果脸儿，天生一副笑模样儿，两颊各有一个小酒窝，淡施脂粉，特惹人喜欢。

    尤其令我们自豪的，是我们魏老师特别会扭东北大秧歌。每当有庆祝活动，她便在腰间系一条大红绸，双手轻握绸子的两端，然后随着“锵锵嘁锵锵”的锣鼓点儿，龙飞凤舞般地扭起来，那真叫满台生辉！

    那时刚解放，旧教材作废，新教材还没编出来，有些青黄不接。算术还好些，语文就不太好办，记得当时的语文课文，大约都是解放区农村用的，临时搬了来。有篇课文是《文成的老婆是个神婆》，我就特别不“感冒”。因为在当时“老婆”是骂人的粗话，“神婆”更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课文我们不爱学，于是就开玩儿：我就在书桌里玩儿过家家儿，用手绢儿叠个小人，让他一会儿躺在本子摞成的“床”上，一会儿坐在墨盒充的“书桌”前读书……后来教材正规了，大家都喜欢新课本了。

    那时我们最爱学的手工课是套色剪纸。课上每人发一张毛主席或朱总司令的剪纸头像，我们先把头像拓印在黑色电光纸上，用刻刀刻下空白处，再用红色电光纸从后边贴到领章帽徽处，用军绿色电光纸贴在军装处，只是没有肤色电光纸，只能用橘红色的代替，贴在面孔上。最后沿头像外缘剪下，贴在另一张白纸上，得！大功告成！只是伟人的面孔都成了“红脸关公”。

    1950年秋，小学部因女四中扩招而迁到朝外下三条小学，但在崇祯小学短暂的学习生活，却令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