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动物园背后的故事

 

 
　　北京动物园正门 
 
 
　　依绿亭——清农事试验场留存建筑 
 
 
　　鬯春堂——宋教仁故居 
 
 
　　清农事试验场旧址 
 
 
　　畅观楼 
 
 
　　宋教仁纪念塔遗址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不少家长兴许会带着孩子去逛一逛动物园吧。北京动物园，可是北京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公园，也是中国第一个公共动物园。它始建于1906年，名叫农事试验场，又称“万牲园”，归属于清政府的农工商部。建园的目的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开通风气，振兴农业。”

    在中国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皇权社会中，一座城市、特别是一座都城开始建立公园，可算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要知道万方朝贺、睥睨天下的皇帝，虽然总是口口声声“与民同乐”，但到了褃节儿上就往往不算数。“紫禁城”仨字中，不是还有一个“禁”字吗？一般人连皇宫的边儿都沾不上，岂可同乐？

    不可将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万牲园”，只当一个供人游玩的场所看，它还是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由封建帝王旧时代，向着现代国家新时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性符号。果不其然，动物园接待公众仅仅3年有余，一个掀天揭地的辛亥革命就开始了，很不留情面地将皇帝老爷赶下了台。

    世界上第一个动物园，于1752年建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即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美泉宫。当时，那位穷极无聊、无所事事的皇帝以豢养飞禽走兽为乐趣，终日在园中嬉戏。目前，这座现存世上最古老的动物园，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园中的建筑物也成为珍贵的人文景观。

    当然，如果开个玩笑的话，西方传说中用柏木建造的“诺亚方舟”，该算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动物园。它曾装载了不少可爱的大小动物，而且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在滔天洪水中漂泊了多日。只不过，在大灾难来临的险恶环境下，人们哪还有把动物当做玩伴的心情呢？

    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之开设公园，自“万牲园”始！公园开创的功劳，即便不提大约10年后被万众一呼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也不提公园一开园，则民智随之开发，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天下，理应大行“天下为公”之至理的道理，而思想启蒙之事功已在形成过程中。

    如今，北京动物园已经度过它的105岁生日。它已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了，一定有许多话要对今人述说。这里的大熊猫、金丝猴、丹顶鹤、白鳍豚……还有很多域外的数不清的珍奇动物呼唤着童心。但是，我们今天在动物园里行走，可不是为介绍珍禽异兽，而是要寻访珍贵的历史……

    ——立宪运动的遗产

    在北京的城市中心区，地铁站仿佛无处不在。地铁4号线上，专门设立了动物园站，这让其乘客中多了不少带着婴儿车出行的父母。出动物园站A口，左拐数十米，就可见动物园正门那深灰色的建筑。雕花的水泥门楼，欧式风格，它预示该园为引进项目。（买了张20元成人门票，问了一下儿童门票，为8元）

    事实正是如此。

    若不是自觉病入膏肓的清廷于1906年决定开展立宪运动，北京动物园面向公众开放也将遥遥无期。

    1905年，一条消息震惊了慈禧太后，日本在与沙俄争夺我国东北地区利益的“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后，不到40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可与欧美列强抗衡的亚洲强国的事实，令中国有识之士看到“日俄之战，乃立宪与专制两政体之战也”。慈禧太后也表示“立宪之事，决意实行”，并派端方（1861-1911年）、戴宏慈等5位大臣考察日、英、美、德、法等10国政治，历史上号称“五大臣出洋”，首次启程还因火车站爆炸事件而受阻。大臣们考察、研究西方政体的结论，是以近邻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尽快制定宪法为强国奠基。然而，效法明治维新谈何容易，但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端方从德国买回的珍奇动物，却成为北京动物园最初的家底。这也勉勉强强算是学了日本，兴建起古都的第一个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公园。“公园”一词，即当时的舶来品，此前，5000年华夏只有“私园”。

    日本最早的公共动物园建于1882年，即东京都上野动物园，全称“东京都恩赐上野动物园”，实乃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文化的产物。与“万牲园”一样，它也曾是王公的领地——即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1603-1867年）的家庙。

    同样是在1908年（光绪三十五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但又补充说“9年后实行”，实则未予实行；而已经在进行谷麦、蚕桑、蔬菜、果木、花卉等5种试验的农事试验场（占地800亩），因其附属设施动物园而俗称“万牲园”，却开园揖客，以商业化模式经营。其动物、植物光怪陆离，动静结合，鲜活一体，让古老京城各界人士大开眼界，以致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据说凡遇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来参观时，门口悬挂青龙旗。两位2米多高的巨人验收门票，招揽生意。那时门票铜元8枚，儿童、仆役减半。

    大臣端方购进的这批动物，有印度母象1只、印度虎1对、非洲公狮1对、斑马1对、鸵鸟3对、大皇猴1对、黑天鹅5对、白天鹅4对、美洲野牛1对……共计兽类57只、禽类52只，由德国港口城市汉堡装船运至天津，再由陆路转运北京，其运费、饲料费等总花销为29704两白银。只不过最初在农事试验场中，“万牲园”占地面积很小，只有1.5公顷，位于今日动物园的东南角儿，范围仅限于大熊猫馆、夜行动物馆一带。

    端方开风气之先，国内各地督抚亦步亦趋，争相向清廷进献珍稀动物，外国使节、宾客及友人亦将自己圈养或寻觅的虎豹熊罴、鹰隼凤鸷之类慷慨捐赠。一时间，在明代皇家庄园、清朝王侯私邸的旧址上建造的“万牲园”，规模不可谓不宏大，楼阁不可谓不奢华，林泉葱郁，花木繁茂，鸟兽齐鸣，万众欢欣，成为古都一大奇观。

    作为清廷末日参政的一大重臣、一位睿智开明的改良主义者，端方是被世界媒体关注的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对他的评价是：“他出生满族，却是满族人中的佼佼者。”在当时的中国，他是观念陈旧、思想保守的朝廷大臣中的异类。他通过实地考察看重西方先进科学、文化，鼓励年轻学子们出国留学，不仅让儿子赴美深造，也叫夫人、女儿们向女传教士学习英语。

    当然，他的开明言行在官场寸步难行。他在皇城的所谓“风水墙”外安设电线杆，被以破坏风水罪来问责；他给慈禧太后隆重的葬礼拍照，也被诬陷为“全无心肝”。他考察归国后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虽被誉为“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但却被清政府束之高阁，变成书房的摆设。

    没想到，一些志在改革兴邦的臣子们于20世纪初发起的立宪运动的惟一遗产，竟然只是一个京城人的“游憩之地”——“万牲园”。

    ——畅谈中国邮政主权

    一走进动物园大门，正对面就是最吸引眼球的大熊猫馆。这就像做文章一样，总要把最精彩的句子放在前面。但游人不知，要真正了解动物园的人文历史，就必须沿着南墙附近的林荫大道，一直向西，到头儿北转，去1908年（光绪二十四年）所建的两层红色西式小楼——“畅观楼”去看看。

    “畅观楼”，原是专供慈禧太后乘船，去颐和园途中歇息而建的“夏宫”，为17、18世纪流行的欧洲巴洛克风格建筑，色彩鲜明，装饰富丽。但福浅祚薄的慈禧太后，未曾入住就魂归西天，留下这样一座华美行宫在绿林深处，作为记载历史的清皇室最后的建筑遗迹。而它的真正历史价值在于孙中山（1866-1925）先生的造访。

    1912年秋天，辛亥革命未满周岁时，已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数月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维护和完善新建的国家共和制，从上海来到北京。他在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交通部总长朱启钤的陪同下，莅临“万牲园”，小住“畅观楼”，出席了邮政协会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会上，孙中山先生即席演讲。

    孙中山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谋邮政之发达以富国强民》：

    “鄙人于邮政素无学问，但现由欧美回来，颇有新知，愿以奉献于诸君之前。邮政——各国邮政，向来用游船或铁路输送，现在发现一种新方法，用气管输送，其快更比船路数倍……因邮政之便利，以运送各物，各国新近所发明，且为收入之大宗。至于储金一事，德美二国，最为发达，于人民生计上甚有关系者也……谋邮政之发达，则中华民国幸甚。”

    孙中山先生还在演讲中，针对1840年后在中国各地蔓延的“客邮”，即由英、法、美等外国商人开办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掠夺主权国邮政权的外国邮局，提出“收回邮权”的紧迫性，并称其为取消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工作之一部分。

    “万牲园”因与孙中山结缘，而为中国邮政历史增添了一段佳话。

    ——纪念塔残存映丹心

    “鬯春堂”的“鬯”字，与“畅”同音同意。它位于动物园僻静的西南角儿，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古典殿堂，环廊曲折，石山错落，茂林修竹掩映四围。

    这“鬯春堂”与“畅观楼”为一组建筑，南北相望。一“楼”、一“堂”，中间隔着一桥、一溪，还有一片苍翠松柏簇拥下的一块石碑——宋教仁纪念塔遗址。

    宋教仁（1882-1913）是湖南桃源人，字遁初，号渔父，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民国初期首倡内阁制的政治家。他1912年曾任民国政府的农林总长，就居住在“万牲园”中静谧的“鬯春堂”中。只可惜，他32岁就被拥护封建帝制、反对国家共和的反动势力所暗杀，可谓民国初期为共和制捐躯的第一位政府要员。

    作为宋教仁故居的“鬯春堂”已经显得很奇怪，它没有“宋教仁故居”的标牌，也没有任何关于这座建筑物的文字提示给游客，就仿佛它置身中国近现代历史之外似的。与“鬯春堂”同样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不远处的那座低矮的、不为人关注的石碑——“宋教仁纪念塔遗址”。纪念塔建于1916年6月，高约2米。而目前，塔折一半，修复为碑。碑身大约1米高，只有碑文，却没有落款，没有注明此碑由谁所立，为何于“文革”中被毁坏后再立，只简单标明它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修筑。

    无论如何，宋教仁对于中国步入现代国家行列做出过重要历史贡献，直至献出他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在1911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时，被“国父”孙中山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凭借日本政法大学科班出身的留学经历，以及多年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研究，他亲自撰写了一部宪法草案，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以致英年罹难后，孙中山先生含悲题写挽联：“做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早在学生时期，宋教仁就已经笃定地认为，出国留学需以个人志愿为先导：“留学以何学科为好？视乎一己之志愿如何。吾此身愿为华盛顿、拿破仑乎？则政治、军事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达尔文、牛顿乎？则科学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卢梭、福泽谕吉乎？则文学、哲学不可不学也。若一己目的未定，茫茫无据，但以志愿将就学问，不以学问将就志愿，必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甚至终身一无所成焉，亦未可知也。”

    围着这块石碑盘桓许久，想了许久，仿佛百年倏忽而往，如同林间树梢掠过一阵清风。记得在来的路上，未遇一位游人，只有一位清洁工老人指给我通往“鬯春堂”幽深的路径。“曲径通幽处”的“幽”，应该指的是历史深邃处吧。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也常和老师、同学来动物园游玩，怎么就没有来过这里呢？也没听历史老师讲过呀。直到鬓发霜染才有机缘到此，幸欤？悲欤？生命因蒙昧而更显短促，但知识和智慧的获得永不嫌迟。

    这承载着近代民主革命先贤恢弘志气与一片丹心的“万牲园”，除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足迹以外，尚有为中国摆脱封建桎梏、走向繁荣昌盛而捐躯的彭家珍、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四烈士墓在。难怪人们称这里是鲜为人知的民主革命的纪念地。在依绿亭——清农事试验场留存建筑中，立有2006年所筑“百年纪念”方碑一座，由画家黄永玉题字，学者胡仲平撰写碑记。碑记里特别写到：“鬯观楼中西合璧……民国元勋聚会之场”云云。

    宋教仁非以书法家名世，却依然有墨宝存留。

    中国历代志士仁人多有励志名句传诵于后代。战国屈原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宋代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民国宋教仁也有“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宋教仁此对联写于1912年2月，书赠同盟会好友冯平（字壮公），笔法颇有魏碑的雄强朴拙，浑然天成，很见功力。其跋语曰：“民国成立后一月，遇壮公于海上天铎社，剑光闪闪，肝胆逼人，湖海青灯，订知交焉。君于九十月间毁家成中国少年社，社友北行者再，大功告成在指顾间。用书是联，以博一笑。武陵渔父。”

    是呀，“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