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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物园背后的故事

2002-12-1 12:00| 发布者: 彭俐

 

 
  北京动物园正门 
 
 
  依绿亭——清农事试验场留存建筑 
 
 
  鬯春堂——宋教仁故居 
 
 
  清农事试验场旧址 
 
 
  畅观楼 
 
 
  宋教仁纪念塔遗址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不少家长兴许会带着孩子去逛一逛动物园吧。北京动物园,可是北京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公园,也是中国第一个公共动物园。它始建于1906年,名叫农事试验场,又称“万牲园”,归属于清政府的农工商部。建园的目的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开通风气,振兴农业。”

    在中国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皇权社会中,一座城市、特别是一座都城开始建立公园,可算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要知道万方朝贺、睥睨天下的皇帝,虽然总是口口声声“与民同乐”,但到了褃节儿上就往往不算数。“紫禁城”仨字中,不是还有一个“禁”字吗?一般人连皇宫的边儿都沾不上,岂可同乐?

    不可将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万牲园”,只当一个供人游玩的场所看,它还是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由封建帝王旧时代,向着现代国家新时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性符号。果不其然,动物园接待公众仅仅3年有余,一个掀天揭地的辛亥革命就开始了,很不留情面地将皇帝老爷赶下了台。

    世界上第一个动物园,于1752年建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即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美泉宫。当时,那位穷极无聊、无所事事的皇帝以豢养飞禽走兽为乐趣,终日在园中嬉戏。目前,这座现存世上最古老的动物园,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园中的建筑物也成为珍贵的人文景观。

    当然,如果开个玩笑的话,西方传说中用柏木建造的“诺亚方舟”,该算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动物园。它曾装载了不少可爱的大小动物,而且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在滔天洪水中漂泊了多日。只不过,在大灾难来临的险恶环境下,人们哪还有把动物当做玩伴的心情呢?

    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之开设公园,自“万牲园”始!公园开创的功劳,即便不提大约10年后被万众一呼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也不提公园一开园,则民智随之开发,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天下,理应大行“天下为公”之至理的道理,而思想启蒙之事功已在形成过程中。

    如今,北京动物园已经度过它的105岁生日。它已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了,一定有许多话要对今人述说。这里的大熊猫、金丝猴、丹顶鹤、白鳍豚……还有很多域外的数不清的珍奇动物呼唤着童心。但是,我们今天在动物园里行走,可不是为介绍珍禽异兽,而是要寻访珍贵的历史……


    ——立宪运动的遗产


    在北京的城市中心区,地铁站仿佛无处不在。地铁4号线上,专门设立了动物园站,这让其乘客中多了不少带着婴儿车出行的父母。出动物园站A口,左拐数十米,就可见动物园正门那深灰色的建筑。雕花的水泥门楼,欧式风格,它预示该园为引进项目。(买了张20元成人门票,问了一下儿童门票,为8元)

    事实正是如此。

    若不是自觉病入膏肓的清廷于1906年决定开展立宪运动,北京动物园面向公众开放也将遥遥无期。

    1905年,一条消息震惊了慈禧太后,日本在与沙俄争夺我国东北地区利益的“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后,不到40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可与欧美列强抗衡的亚洲强国的事实,令中国有识之士看到“日俄之战,乃立宪与专制两政体之战也”。慈禧太后也表示“立宪之事,决意实行”,并派端方(1861-1911年)、戴宏慈等5位大臣考察日、英、美、德、法等10国政治,历史上号称“五大臣出洋”,首次启程还因火车站爆炸事件而受阻。大臣们考察、研究西方政体的结论,是以近邻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尽快制定宪法为强国奠基。然而,效法明治维新谈何容易,但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端方从德国买回的珍奇动物,却成为北京动物园最初的家底。这也勉勉强强算是学了日本,兴建起古都的第一个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公园。“公园”一词,即当时的舶来品,此前,5000年华夏只有“私园”。

    日本最早的公共动物园建于1882年,即东京都上野动物园,全称“东京都恩赐上野动物园”,实乃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文化的产物。与“万牲园”一样,它也曾是王公的领地——即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1603-1867年)的家庙。

    同样是在1908年(光绪三十五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但又补充说“9年后实行”,实则未予实行;而已经在进行谷麦、蚕桑、蔬菜、果木、花卉等5种试验的农事试验场(占地800亩),因其附属设施动物园而俗称“万牲园”,却开园揖客,以商业化模式经营。其动物、植物光怪陆离,动静结合,鲜活一体,让古老京城各界人士大开眼界,以致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据说凡遇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来参观时,门口悬挂青龙旗。两位2米多高的巨人验收门票,招揽生意。那时门票铜元8枚,儿童、仆役减半。

    大臣端方购进的这批动物,有印度母象1只、印度虎1对、非洲公狮1对、斑马1对、鸵鸟3对、大皇猴1对、黑天鹅5对、白天鹅4对、美洲野牛1对……共计兽类57只、禽类52只,由德国港口城市汉堡装船运至天津,再由陆路转运北京,其运费、饲料费等总花销为29704两白银。只不过最初在农事试验场中,“万牲园”占地面积很小,只有1.5公顷,位于今日动物园的东南角儿,范围仅限于大熊猫馆、夜行动物馆一带。

    端方开风气之先,国内各地督抚亦步亦趋,争相向清廷进献珍稀动物,外国使节、宾客及友人亦将自己圈养或寻觅的虎豹熊罴、鹰隼凤鸷之类慷慨捐赠。一时间,在明代皇家庄园、清朝王侯私邸的旧址上建造的“万牲园”,规模不可谓不宏大,楼阁不可谓不奢华,林泉葱郁,花木繁茂,鸟兽齐鸣,万众欢欣,成为古都一大奇观。

    作为清廷末日参政的一大重臣、一位睿智开明的改良主义者,端方是被世界媒体关注的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对他的评价是:“他出生满族,却是满族人中的佼佼者。”在当时的中国,他是观念陈旧、思想保守的朝廷大臣中的异类。他通过实地考察看重西方先进科学、文化,鼓励年轻学子们出国留学,不仅让儿子赴美深造,也叫夫人、女儿们向女传教士学习英语。

    当然,他的开明言行在官场寸步难行。他在皇城的所谓“风水墙”外安设电线杆,被以破坏风水罪来问责;他给慈禧太后隆重的葬礼拍照,也被诬陷为“全无心肝”。他考察归国后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虽被誉为“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但却被清政府束之高阁,变成书房的摆设。

    没想到,一些志在改革兴邦的臣子们于20世纪初发起的立宪运动的惟一遗产,竟然只是一个京城人的“游憩之地”——“万牲园”。


    ——畅谈中国邮政主权

    一走进动物园大门,正对面就是最吸引眼球的大熊猫馆。这就像做文章一样,总要把最精彩的句子放在前面。但游人不知,要真正了解动物园的人文历史,就必须沿着南墙附近的林荫大道,一直向西,到头儿北转,去1908年(光绪二十四年)所建的两层红色西式小楼——“畅观楼”去看看。

    “畅观楼”,原是专供慈禧太后乘船,去颐和园途中歇息而建的“夏宫”,为17、18世纪流行的欧洲巴洛克风格建筑,色彩鲜明,装饰富丽。但福浅祚薄的慈禧太后,未曾入住就魂归西天,留下这样一座华美行宫在绿林深处,作为记载历史的清皇室最后的建筑遗迹。而它的真正历史价值在于孙中山(1866-1925)先生的造访。

    1912年秋天,辛亥革命未满周岁时,已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数月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维护和完善新建的国家共和制,从上海来到北京。他在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交通部总长朱启钤的陪同下,莅临“万牲园”,小住“畅观楼”,出席了邮政协会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会上,孙中山先生即席演讲。

    孙中山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谋邮政之发达以富国强民》:

    “鄙人于邮政素无学问,但现由欧美回来,颇有新知,愿以奉献于诸君之前。邮政——各国邮政,向来用游船或铁路输送,现在发现一种新方法,用气管输送,其快更比船路数倍……因邮政之便利,以运送各物,各国新近所发明,且为收入之大宗。至于储金一事,德美二国,最为发达,于人民生计上甚有关系者也……谋邮政之发达,则中华民国幸甚。”

    孙中山先生还在演讲中,针对1840年后在中国各地蔓延的“客邮”,即由英、法、美等外国商人开办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掠夺主权国邮政权的外国邮局,提出“收回邮权”的紧迫性,并称其为取消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工作之一部分。

    “万牲园”因与孙中山结缘,而为中国邮政历史增添了一段佳话。


    ——纪念塔残存映丹心

    “鬯春堂”的“鬯”字,与“畅”同音同意。它位于动物园僻静的西南角儿,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古典殿堂,环廊曲折,石山错落,茂林修竹掩映四围。

    这“鬯春堂”与“畅观楼”为一组建筑,南北相望。一“楼”、一“堂”,中间隔着一桥、一溪,还有一片苍翠松柏簇拥下的一块石碑——宋教仁纪念塔遗址。

    宋教仁(1882-1913)是湖南桃源人,字遁初,号渔父,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民国初期首倡内阁制的政治家。他1912年曾任民国政府的农林总长,就居住在“万牲园”中静谧的“鬯春堂”中。只可惜,他32岁就被拥护封建帝制、反对国家共和的反动势力所暗杀,可谓民国初期为共和制捐躯的第一位政府要员。

    作为宋教仁故居的“鬯春堂”已经显得很奇怪,它没有“宋教仁故居”的标牌,也没有任何关于这座建筑物的文字提示给游客,就仿佛它置身中国近现代历史之外似的。与“鬯春堂”同样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不远处的那座低矮的、不为人关注的石碑——“宋教仁纪念塔遗址”。纪念塔建于1916年6月,高约2米。而目前,塔折一半,修复为碑。碑身大约1米高,只有碑文,却没有落款,没有注明此碑由谁所立,为何于“文革”中被毁坏后再立,只简单标明它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修筑。

    无论如何,宋教仁对于中国步入现代国家行列做出过重要历史贡献,直至献出他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在1911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时,被“国父”孙中山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凭借日本政法大学科班出身的留学经历,以及多年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研究,他亲自撰写了一部宪法草案,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以致英年罹难后,孙中山先生含悲题写挽联:“做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早在学生时期,宋教仁就已经笃定地认为,出国留学需以个人志愿为先导:“留学以何学科为好?视乎一己之志愿如何。吾此身愿为华盛顿、拿破仑乎?则政治、军事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达尔文、牛顿乎?则科学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卢梭、福泽谕吉乎?则文学、哲学不可不学也。若一己目的未定,茫茫无据,但以志愿将就学问,不以学问将就志愿,必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甚至终身一无所成焉,亦未可知也。”

    围着这块石碑盘桓许久,想了许久,仿佛百年倏忽而往,如同林间树梢掠过一阵清风。记得在来的路上,未遇一位游人,只有一位清洁工老人指给我通往“鬯春堂”幽深的路径。“曲径通幽处”的“幽”,应该指的是历史深邃处吧。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也常和老师、同学来动物园游玩,怎么就没有来过这里呢?也没听历史老师讲过呀。直到鬓发霜染才有机缘到此,幸欤?悲欤?生命因蒙昧而更显短促,但知识和智慧的获得永不嫌迟。

    这承载着近代民主革命先贤恢弘志气与一片丹心的“万牲园”,除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足迹以外,尚有为中国摆脱封建桎梏、走向繁荣昌盛而捐躯的彭家珍、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四烈士墓在。难怪人们称这里是鲜为人知的民主革命的纪念地。在依绿亭——清农事试验场留存建筑中,立有2006年所筑“百年纪念”方碑一座,由画家黄永玉题字,学者胡仲平撰写碑记。碑记里特别写到:“鬯观楼中西合璧……民国元勋聚会之场”云云。

    宋教仁非以书法家名世,却依然有墨宝存留。

    中国历代志士仁人多有励志名句传诵于后代。战国屈原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宋代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民国宋教仁也有“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宋教仁此对联写于1912年2月,书赠同盟会好友冯平(字壮公),笔法颇有魏碑的雄强朴拙,浑然天成,很见功力。其跋语曰:“民国成立后一月,遇壮公于海上天铎社,剑光闪闪,肝胆逼人,湖海青灯,订知交焉。君于九十月间毁家成中国少年社,社友北行者再,大功告成在指顾间。用书是联,以博一笑。武陵渔父。”

    是呀,“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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