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书页折了过去

 
　　故居门前。后中为妞子，后右为小妹，前为母亲。1980年春 
 
 
　　我姐女儿在故居小院 1980年秋
 
 
    出东直门往右拐是东河坊，沿此向南一直走便是个四岔口，一条奔新中街，然后依东向西分别是东中街、中中街和西中街。我家曾在西中街住过多年，1966年经房管所调房搬到了中中街33号院。

    中中街33号院原不是住家，而是东城小有名气的“西方寺”。它在进北街口西边第四个门，是小街唯一门口有两个石鼓的院子。我们搬去时，它早已被改造成普通的居民院了。院不大，院门也小，但有别致的门楼儿。我们住进去很多年后，两扇院门依旧完好，开关的声音凝重而庄严。也许因为这些，附近人们都习惯称我们院“庙里头”。

    寺内院有两进，殿分前后。一进院门迎面有棵双手合抱不拢的老槐树，当年枝干遒劲、茂密挺拔，树梢都能遮盖前殿屋脊，夏天就是一把巨大的遮阳伞，孩子们都喜欢搬个小板凳在那儿做功课。冬天西北风一刮，它的呼啸声家家都能听到。最是我，常伴着那声音裹着暖暖的被子进入梦乡。由于茂密，树上的确有小动物攀缘，我女儿小时有一次乘凉就指着树上惊叫：“看，马猴子！”我顺她手一看，有个猴子样的东西瞬间不见了。倒是我姐，从来波澜不惊。她比我多念两年书，多知道点儿事，她说《红楼梦》里有一处说：“‘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咱院叫‘西方寺’，有树都可结长生果，爬个动物有什么新鲜。”

    树后即是寺的前殿，住着一户人家，北厢房也是他家的。南厢房的门开在南跨院，正殿北耳房的门开在我们后院，本是西房，倒成了东房。

    老槐树下有一个自来水管子，我们前院后院加南跨院共十几户人家都用这个水管子，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线”。那时水费每人每月6分钱，全院轮流值班结算。夏天，大妈大婶小姑们都爱在这里洗衣洗菜，顺便聊家常，因此谁家也没有秘密。

    冬天，水管子常被冻上，每家每户便又要值班晚上关总水闸。即便这样，第二天早上水管冻上还是常有的事。总有热心的大妈大婶在太阳高高升起以后，烧一壶开水把冻管子浇开。

    井台儿到了冬天则成了最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四周刚结冰时人们怕滑就垫上一层炉渣或黄土，过几天炉渣或黄土又冻成坨儿了，就再垫一层，越冻越垫，越垫越冻。慢慢地，井台儿四周就有了一尺多高的冻坡儿，面积达四五平方米，年年冬天都有老人在这儿摔伤。就算年轻人去打水，也个个胆战心惊的。

    我们后院一共住着八家人。

    八户人家共有二十多个孩子，最大的也大不了几岁，最小的也小不到哪儿去。提起我们的小名儿，最让我姐开怀——我叫妞子，前殿后开门那家有个女儿叫小翩儿，后殿我家两邻居都来自江浙，女儿起名都带个“妹”字，中间屋的女儿叫菊妹，再隔壁屋的女儿干脆就叫妹妹，她姐叫德德。南屋孩子的名字更可爱，有个女儿叫“小孩儿”，跟我妹同岁；“小孩儿”的两个哥哥分别叫八斤、七斤，其最小的弟弟叫小弥勒儿。还有，北厢房西间的主人姓常，他家的男孩后来娶了媳妇儿，独生的孙子叫小久儿。

    我们院的孩子们无论男女，都十分能干。从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这一片儿很多年的家庭副业就是折书页。那时装订厂在东直门外123路原终点站一带，一开纸大的书页500张一摞，家家取活儿送活儿都要装满像山样的一小车。我家的小车是父亲用木头钉的，小铁轱辘，虽凿实但笨重。碰上雨雪天气，就要把家里能防水的东西都盖在小车上，泥土地真是寸步难行。但所有人都从无抱怨，无论一身汗还是一身泥，大家都一脸灿烂，仿佛从那一摞摞书页上已直接看到了收获，看到了钱。而那一开纸大的书页每张要折五六次（折成书那么大），折500张的工钱才3角6分。

    每每取活儿或送活儿，尤其取回活儿时，由于小院门槛高，几乎要全院总动员，你帮我家搬，我帮你家搬，屋里屋外全是书页子，小院就像个装订厂。然后连续几天，家家便是紧凑的、彻夜不息的“翻书”声。只有我这个游手好闲、什么都不会干的人游走于各家去扯闲篇儿，因为我从小粗心，母亲便不敢用我。我们家，我妹妹是功臣, 她九岁当家，五岁起就帮母亲折书页，先是简单的，后是难的，直到成了主力。而母亲就是从几十年前折书页开始，长年弯腰塌背，成了现在90度的罗锅，永远直不起来了。

    院里的大人们也常因为活儿多活儿少闹些矛盾，逢这时，各家就对孩子们管教特别严，不许串门。但往往白费心思，孩子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这挡不住我们照例端着饭碗到家门口去吃，吃着吃着就凑到了一块儿，碗上结了疙疤儿都不回来。日子久了，家长们也和好了。就在那苦苦累累的日子里，东屋的女儿小翩儿甜甜蜜蜜地谈着恋爱，跟北屋中间一家的男孩结了婚。他们结婚那天，我们全院都跟着办喜事，空前热闹。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叫报喜。报喜小时最淘了，他奶奶天天得不错眼珠地看着。我家冬天的炉台儿上老烤着些窝头、白薯、花生什么的，报喜抽不冷子一阵风跑进来，抓着什么吃什么。紧接着他奶奶也风似地跟进来，大喊：“小子，回去！”报喜又一溜烟儿跑了。这一幕，往往前后不过一分钟，但一天要上演好几次。

    有几回年三十儿了，我家还在赶活儿，晚上，女孩儿们就都凑到我家来聊天。瓜子、花生是凭本供应的，只有过年才有，所以孩子们都在兜里揣上自家的瓜子花生去串门。半宿下来，我家地上就有了一层瓜子花生皮，我姐说真香真好闻，母亲便不让扫去，说留着吧，喜庆。前些时，我姐回家，母亲炒了花生让她吃，她竟说：“说实在的，自打买花生不用本儿了，我差不多还没吃过，总觉得不是小时那个味儿了！”

    再后来，折书页的活儿没有了，全院女孩子们又改为做“补活”为副业，就是用补花、镂空等刺绣工艺做台布、床罩等等。这种活儿周期长，也干净，但需用心思缜密、不浮躁，手要灵巧。我妹继续为我家操劳着，往往我跟姐都躺下了，妹还挑灯夜战。她也不烦，一边还听着“小弥勒儿”在院里字正腔圆地边耍边唱“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我姐心疼小妹，说她“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但无论妹怎么巧，也赶不上北屋西间小久儿的奶奶，常大妈的好针线是出了名的。妹结婚时，她为我家三姐妹各做了一件尼龙缎面活里子的中式棉袄。挑料子时，我们姐儿仨都想要大红色的，大妈却以为不妥，说“老要张狂少要稳”，除了新娘子穿着艳丽些，我和姐应选庄重些的，我们因此选了稍暗的红色，效果不错。大妈过世很久以后，母亲将我的棉袄改给我女儿穿，拆开里子，发现连棉花片的对接都是严丝合缝的，母亲赞叹不已。

    中中街33号院连同毗邻的一片在1988年被夷为平地，我家和老街坊们在近郊住了几年周转房后又回到了老地方，上了楼，就是现在银座南侧那幢18层高的楼房，彻彻底底地旧貌变新颜了。很庆幸老街坊们还在一起，而且院里那棵老槐树也留下了，只是它被留在背阴处以后，枝叶不再茂盛，树冠也一年小于一年。从那棵老槐树向西用步丈量，我家老房应是现在传达室的位置，我每每在那里驻足，回忆过往。

    只可惜，原街坊中有好几位大妈大爷已相继作古，在楼里永远看不见他们了。但儿时的伙伴还都在，且都娶妻生子、子又上大学或工作了。我虽有了房早就搬走了，可却常常回来，站在院门那儿浮想联翩，想着老街坊们和那曾经的二十多个玩伴，并在心里给他们每人无数个祝福，祝福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