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庙改建的朝阳门小学

    朝阳门小学，位于朝阳门大街南侧，学校是一所古庙改建的。

    进了大门是学校的前院，迎面一棵古老的槐树，粗大的树干上，挂着一口大钟。早晨和下午上课前，都要敲响这口钟。悠扬深沉的钟声，传得很远，在街上都能听到。那时，我的家在学校对面的美国修女院北边的胡同里，隔着一条街，都隐约可以听到学校的钟声。大钟对面，是一排平房，东边是教师办公室，西边是传达室。

    进到中院，迎面是间很大的教室，坐落在一个很高的台子上。登上几级台阶，窗前是很宽的廊子，窗下东西各有一条长凳。门的两边是两个高大的红漆柱子。敞亮的教室里，也有柱子。南面是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和北面的窗子相对，在教室里，可以看到中院和里院，采光绝对一流。这间教室，是给全校最高年级的。所以，我上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才享受到如此的待遇。课间，我们常常在宽敞的窗前走廊上游戏。

    大教室的东边是教师宿舍，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屈秀荣老师，曾住在这里。西边是校长室，校长谷斌玉在那儿办公。

    中院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间教室，是三四年级的教室。

    穿过校长室西边的过道向南，就到了里院。南边有两间一二年级的教室，西边有一间教室。里院大约有五十平方米的空间，南边是旗杆，旗杆前是一个高台。每天早晨，全校师生都在这里集合升旗唱国歌。升旗以后，由学校领导讲话。当时，都是刘钟尧主任讲话。刘老师个头很高，人称“大个刘”。长得瘦瘦的，棱角分明的脸庞，高高的鼻梁，一双明亮的能看穿你心里的眼睛。讲起话来，言简意赅，琅琅有声，很是感人。我那时心里对他是怀着深深敬意的。

    从这里向南，就是学校的后院，那里是男女厕所。

    到了三年级时学校扩建，把西边的邻院收过来建了一个大操场。我们后来的体育课，就在这里上。操场的南边，是一间很大的教室，比东边的大教室还大。我想，应该是古庙正殿，原来的校舍应该是偏殿。

    五年级时，我们曾经在这间教室上课。斯大林逝世的纪念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那时我担任了大会的主持人。

    朝阳门小学的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是刘钟尧老师、郑光蕙老师和教体育音乐的董老师，还有辅导员屈秀荣老师以及教我们五、六年级语文的蔡老师。这些园丁用爱心影响了我们一生。

    郑光蕙老师是四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她是我记忆中，最佩服最热爱的老师，长得很漂亮，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常常露出微笑，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她不仅讲课生动有趣，而且管理教育学生得法。听她讲话，我从不走神。她说的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吐字清楚，满含爱心。自习课，她从不在教室里盯着，可大家都能自觉看书写作业，教室里安静极了，真是掉根针都能听见。她的要求，大家都愿意遵守，是因为她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不向大家发脾气，更多的是鼓励和表扬。放暑假时，她还热情邀请同学们去她家做客。我和文耀、祖期、亦芳、大鹏、金玉、尚德、高婷等十来个同学，就曾经到她的东总布胡同的家去过，她拿出了自己蒸的馒头招待大家。可惜，后来郑老师调走了，听说去了新中街小学。

    董老师是我们四年级的时候来的。她是南方人。梳着一头短发，皮肤黝黑，一看就是经常在室外活动被太阳晒的。董老师身体很结实，性格开朗，说话嗓门很大，对同学们非常热情。她教体育和音乐。在体育课上，我们学习打棒球：在大操场上四个角各摆上一个垒球垫，把同学分成两队，一方攻，一方守。如何握棒，如何投球，如何击球，如何跑垒，她耐心地一一给大家讲解。那时，我们是第一次接触竞技比赛，黄土地的操场上淌满了我们的汗水，操场上溢满了我们的笑声。董老师还教我们打排球。没有球网，就教我们托球的指法。大家站成一圈，中间一个人负责把球传给周围，周围的再传给中间人。

    董老师教的音乐课，不仅教我们唱歌，还教我们乐理。五线谱和简谱，都是四年级时学的。后来，看到乐谱，我们就能唱出歌来，都是董老师的功劳。《国歌》、《国际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少先队队歌》……都是董老师教的。后来，大家兴起了吹口琴，男同学、女同学每个人一个，下课时教室内外一片口琴声。音律的和谐，唱歌的兴趣，不能不说是董老师的教育。

    蔡老师一头短发，年岁比较大，方正的脸膛儿，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她是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我们五六年级语文，上课常常拿着一根教鞭，在课堂里穿行。看见谁不注意听讲，顺手就是一教鞭。当然，下手不狠，只是吓吓。那次，我们几个中午在学校对面克郎棋室玩棋，听到预备钟声，棋还没打完。等打完了，再跑向学校，气喘吁吁地到了教室，正好是蔡老师的课。蔡老师毫不客气的叫大家面壁思过，对着黑板，整整站了一节课。

    刘钟尧老师的数学课，像他的为人，严谨求实。鸡兔同笼的应用题，就是那时学的。他不仅数学好，语文也好。记得初小毕业考高小时，是他出的题。有一道题问国民公德是什么。大家都懵了，没答上来。过后，我问刘老师，他说就是“五爱”。我才明白，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这些背熟的文字，原来就是国民公德。

    屈秀荣老师是我们少先队的辅导员，四年级建队时，就是她主持的。她长得并不漂亮，脸上布满雀斑，可年轻活泼。她带领我们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东城区少先队的夏令营，在绿草如茵的公园住在帐篷里，夜里举行了“偷营”活动。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就等着“偷营”。天亮以后，营里报告，丢了一个脸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外边过夜，难忘的一次少先队活动。

    屈老师还带着我们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五一、十一的观礼活动，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人山人海的情景，红领巾白衬衫的队伍，永远是记忆中的黄金时段。

    上二年级时有一门课，叫说话课，非常有趣。年轻时尚的孙老师，穿着合体的旗袍，手里夹着一个点名册，坐在讲台前的窗户边，叫大家轮流到讲台前，讲一个故事。讲什么都行，主要是训练说话能力。

    同学们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狼来了》，因为这个故事谁都听过，无须准备。老师也不计较，只要上到前边，讲话清楚有条理就行。不过凡是讲得好的，都是新鲜的，自己下边看过的故事，讲故事的时间长短不一，因人而定。

    我们都喜欢上说话课，既可听故事，又可锻炼说话能力。最有意思的是张玉璞。他讲话本来有点结巴，一紧张更结巴，每讲一句，停顿时就用“好”过渡。那天，他讲的是电影《钢铁战士》。他讲到：“张连长被国民党抓住了”，一结巴，加了一个字——“好！”本来这是一个口头语，加在这儿，意思满拧，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孙老师也笑了，大家好开心！

    在朝阳门小学，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伴着我们渐渐长大：我们也曾到中心小学、新鲜胡同小学和史家胡同小学参加暑假活动。放学后，也曾多次在操场踢足球，直到天黑。回家路上还踢着街上的小砖头，一路不停；也曾架起一块木板，打乒乓球；也曾在双杠上玩追逐游戏；也曾课间在窗前的长凳上，玩对话游戏；也曾到尚德家参加学习小组活动……

    六年，不算短，转瞬就到了告别母校的时候。我的小学同窗，后来有的大学毕业，成了工程师；有的酷爱美术，成了美术老师；有的热爱教育，成了中学高级教师；更多的成了普通劳动者，耕耘在共和国的土地上……

    从1947年到1953年，我生活了六年的朝阳门小学，是我黄金时代的乐园。在这里，我学习了知识，锻炼了身体，培养了为祖国工作的能力和思想。这所朴实的简单的小学，是我孩提时代成长的摇篮。那里的校舍，那里的老师，那里的同学，是我生命中的最爱。至今，我七岁的同窗，许多依然相互联系，经常聚会，聊起当年的情景，兴致不减当年，都留恋那个童真的时代，那个淳朴的校园。

    母校不仅教给了我知识，而且教给了我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