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四九

  一九四九年初，古老的北平从喧嚣中恢复了它往日的宁静，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古老的北平已发生了实质的变化，从此，古老的北平焕发了新的青春，在人民的手中，走向了日益兴盛、日益繁荣的明天。那时，只有七八岁的我，有幸见证了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城，有幸见证了新旧中国的交替，更有幸迎接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前一年的年底，就时常在听大人说，从东北下来的八路军包围了天津和北平。那时，北平城里的老百姓管解放军依然叫八路，而我那时也才七岁，正在上小学二年级。

  随着局势的紧张，听着城外的炮声，大家都不知这场仗的结局如何，各家能做的就是尽量的多存些粮食和咸菜。那时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吃不上喝不上的人家大有人在。当时我父亲在辅仁大学当教务科长，有一份正经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但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家六口人，日子还是挺紧的。平时很少吃白面，吃窝头是常事，我每天早晨就是啃着半个凉窝头上学的。

  在我奶奶的床底下，有两个装肥皂的木箱，那里面满满装的全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票子。那票子是绿色的，上面印有孙中山的像。那两箱票子连一盒洋火（火柴）都换不回来。

  当年父亲花了上千的大洋给奶奶买了一口上好的杉木棺材。那棺材一直在南郊的木材厂存放着，形势一紧，木材厂来人说要把棺材给拉家里来，怕一打仗棺材让炮弹给炸了。家里只好同意，木材厂用辆大车把棺材拉了回来，那棺材前面贴了一张大红纸的寿字，表示这家没死人。棺材拉回来就放在奶奶屋里的架几案下面，那案子前面有八仙桌和两张太师椅挡着，倒也看不出来。

  在围城特别紧的那些日子，连淘茅房的都不来了。我家茅房里的大便已经堆满了，父亲不得不用簸箕垫上纸，把大便淘出来装在簸箕里倒到外院无人用的公共厕所里去。

  形势一天天的紧，保长到我家来通知我们各家要挖防空洞。父亲在院子的枣树下挖了一个一丈长、二尺宽、二尺多深的土坑，找来两扇旧门板盖在上面，再往上面撒两锹土就算完事了。我们一家人就围在旁边，一边看一边乐——就这防空洞能挡炸弹吗？

  防空洞挖好之后，我第一个钻了进去，进去之后只能蹲在里边。我家养的那小黄狗一看我钻了进去，它也跟着钻了进去，我抱着它，它以为我们在藏猫猫，傻不棱登地看着我。

  终于有一天，保长来我们家通知腾房子，原来傅作义把北平城外的部队全部撤到了城里。那时北平人口很少，城内的空房很多，即使这样还要老百姓腾房子，可见傅作义的兵全部都拉到城里来了。

  我们家住的那个宅子极大，有上百间房，分成很多小院。我们家住一个独门小院，五间半北房，原来我和爸妈二哥我们四口住东面两间，奶奶和大哥住西面三间，半间做厨房。这次腾房腾出了东面的两间，我们四口住进了西边的两间。西边的三间屋里放着当年我爷爷做的一堂榆木擦漆的家具，有二十多件，那么多的家具堆在屋里已经够满的了，再把我们屋的家具搬进去，实在太挤了，放不下的只好堆在院子里用油布盖上。

  傅作义军队的一个班士兵住在我们家和前院武家，大概有十多个人吧。傅的士兵穿的是黄绿色的棉军装、棉军帽、棉布鞋，腰系皮带，下面有绑腿，每人皮带的后边挂个放刺刀的铁刀鞘。

  住我家的士兵大部分都是河北人和山东人，班长是山东人，有四十多岁了，红脸膛，眼角已经有了皱纹，每天没事时就拿出他那四寸长的小烟袋在皮烟荷包里撮上点烟叶，抽上一小口。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的板凳和铺板，靠墙搭了一圈的铺。枪没地方放，就和我妈要了一些笼火的劈柴，那劈柴是四寸长一寸宽的小木棍，他们用刺刀把它削尖，做成一个个的木楔子，然后钉在墙上再挂上枪，这样睡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脑瓜顶上就悬着一支枪。

  每天早上天刚亮，听着远处的起床号声他们就起床了，然后跑步出去，在胡同里会合后，再跑到西煤厂大操场。西煤厂那个操场很大，靠北边有一个大影壁，影壁前面有一个木头的台子，有人在上面讲话或喊操。

  这些兵下了操就回自己的屋里，有时也在院子里站一站，很少说话，显得很沉闷，一个个忧心忡忡。

  东屋的兵里头有个挺瘦的，大概有三十出头了，跟我挺好，来了不久就送我一个砸纸炮的弹壳。那是用一个空弹壳在下面锯开一个长的小口子，弹壳里面放上一根小铁棍，再将上口稍砸扁，不让那铁棍掉出来，上面再扎上两个眼，拴上一根红布条。我在小摊上买了纸砸炮，用剪子剪成一小块，把它塞在弹壳下面的缝里，然后朝天上一甩，弹壳落地时就会啪的一声响。

  春节快到了，老百姓都没心思过年，我们家连每年腊月廿三的祭灶都取消了，闹得灶王爷连块关东糖都没吃上，“一家之主”的灶王爷在灶龛里也只能大眼瞪小眼的等着新的一年的到来。

  年三十的时候，士兵们也吃了两顿稍好点的年夜饭，无非就是白菜粉丝馒头再加上点炖肉了，吃完了饭往床上一靠，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各人想各人的一家老小。那个挺瘦的士兵把我由家里叫出来，说带我去放花，我和他到了街门口，街上挺黑，没什么人，远处传来稀疏的爆竹声。他蹲在地上从兜里掏出一颗步枪子弹拔掉弹头，把那弹壳立在地上，然后他用火柴去点那弹壳里的火药，刺的一声，弹壳里冒出一尺来高的火花，吓我一跳，他倒乐了。我要去捡那弹壳，他说：“别动！烫手！”然后就点第二个，我们就这么放花，直到把他兜里的一堆子弹都放完了，我捡了一堆弹壳。

  傅作义那么多的部队被围在了城里，最要命的就是粮食，那么多人每天要吃要喝呀，粮食一天天在减少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空投。在我们南院的一个院子里有一座假山，那假山是用大块的岩石砌成的，有三四丈长、一丈多高。山的下面有山洞，由山洞里面可以登台阶上到上面，上面是一个大平台。夏天我们常到那个平台上面去玩，那边上的树结了很多红色的浆果，伸手一够就可以摘下来。有一天我一个人到那平台上面去玩，走到南面墙边上的时候，向南望去居然看见一架飞机在空投，那飞机从西向东飞，飞得很慢，那飞机的肚子下面掉下一个个的小黑点，小黑点没有降落伞，落下去很快，一会儿飞机就飞走了，我想那一定是在空投粮食吧。

  那时，炮声已经不响了，听说的消息很多，一会儿说八路军占了西郊飞机场、一会儿说八路军占了南苑机场，一会儿说东单要修飞机场……最后的消息传来说傅作义正在与解放军谈判。

  实际上，在辽沈、淮海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迅速的打下了天津，北平已是一座孤城，傅作义已经没有了逃路和退路，看来和平解放北平已成了唯一的一条出路，北平城里的老百姓盼望着和平解放北平，盼望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一天早晨，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街上喊：“号外！号外！”父亲说：“三儿，快去买号外！”我披上衣服趿拉上鞋就向街上跑去。接过号外一看，上面大字印着：号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看号外上说，由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与傅作义华北总部的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自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起双方休战，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至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宣告成功。

  我把报纸拿给父亲看，一家人都很高兴。我高兴地抄起我身边的小黄狗，把它一下一下的往上举，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那么傻傻地瞪着我。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当时的日子太苦了，大家都希望北平解放了老百姓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北平的和平解放给老百姓带来的是光明和希望。

  几天后一个早晨，傅作义的士兵们没出操，早晨起来就在收拾东西打背包，然后就整队，那是他们要出城接受和平改编了，只留下我们的东屋那满墙的木头橛子。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解放军就进院了。他们也是一身黄绿色的棉衣棉裤棉军帽，没有带武器。和傅作义的那些死气沉沉的老兵们相比，他们显得太年轻了，就像一群娃娃兵。他们个个黑红的脸膛，一乐露出一嘴的白牙，可能因为一枪未放就打下了北平，他们都显得特别的高兴，从进门起就喜笑颜开乐个不停，他们给沉闷多日的北平带来了一种节日的气氛、一种好久不见的喜兴和欢乐，一种朝气、一种希望。

  一见面，他们就大叔大婶大妈大娘的叫个不停，见了谁都问好，显得特别的亲切和热情，让人感觉自己的心都跟着热起来了。进了院子之后他们就借铁锹、借扫帚和簸箕，然后开始大扫除。我们所在的那个宅子特别大，空房空院多，人少，很多地方都没人住没人打扫，他们就院子、过道、廊子、大街一通足扫，把我们那大院里堆了几十年的垃圾都扫干净了，把院子里的乱砖堆都一一码好，然后把院子洒上水，使得我们这里焕然一新。他们一人一头汗，我妈看了赶紧给他们预备脸盆毛巾热水，让他们洗脸，给他们预备热水让他们喝，可他们谁也不动，只是一个劲儿的道谢。快到天黑了他们才走，没有住在我们家，只在我们院个别人家住了点儿人，一两天之后，他们也都撤走了。

  虽然和他们接触只有几天，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