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圭与北平水环境治理

    民国时期是北京水利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一批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者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科学思想介绍进来并运用到北京城市的建设领域，为新中国建设的相关事业奠定了基础。华南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于1903年被官派到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Travaux Publics) 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回国，1928 年7月至1929年9月，担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主持了对北京郊区水源的系统调查，提出了修治永定河、整理玉泉水系的计划。［1］这些城市建设和水利开发的计划体现了华南圭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相当超前的环境意识，其中的很多内容成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北京城水系整治的蓝本。华南圭关于北京水环境与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当今北京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由于学术环境的影响，以往对北京水利史上这个时期的工作或人物的研究不乏有意无意的回避。当政治风云卷起的尘埃渐渐落定之后，我们理应通过档案与其它文献，清理这段容易被今人忽略的历史。

一、水利开发的研究与实践

    华南圭先生担任北平市工务局长只有一年多，但他作为工程技术专家和部门负责人在领导制定城市水系整治计划并推进其实施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将水利开发与沟渠整治作为市政建设的治本之道

    1928年7月，华南圭先生就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他在9月13日撰写的《北平特别市工务局组织成立宣言》，可以看作他向社会做出的就职承诺。他指出: 在工务局职责范围内，北平市政的治本之道，“一须将古迹大加修缮。二须使全市不见灰土，且有优美之车道及步道……。三须使全市有充分之水量。欲达此目的，应将目前自来水之能量由每日七千立方公尺增至三十万立方公尺，大约须增四十倍。欲得此水量，不得不在永定河或孙河筑坝并设滤池。四须有大小干枝暗沟约一百五十公里……。五须扩充电力……。六须浚河筑闸，引永定河或孙河之水，经过北平城南或城东，再由二闸下行，以利航行。七须设科学的、技术的极大极完备之游艺消遣场……”。［2］ 上述措施， 绝大多数属于水利开发的范畴或与水系整治相关。自清末北京兴办自来水开始，孙河就是主要的水源供给地。开发永定河的航运功能更是历史上长期探索的大问题。华南圭延续了前人的主张，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强调了水利对于城市发展的巨大作用。

    关于城市沟渠的治理，华南圭在宣言中指出: “北平有臭河三道，甲为大明濠，乙为南北河沿，丙为护城河。甲已由前政府改成暗沟而尚未完工，市民乐之。乙之一段在使馆界内，早已由外人改为暗沟。其北端自玉河桥乃至东不压桥，苟不仿照办理，非但流毒于市民，抑且贻笑于外人。苟改为暗沟，则旁及之利且甚大。……丙之利害同于乙，而更能得广大之官地，可有相当之巨值。”［2］谙熟西方城市管理之道的华南圭倡议仿效使馆区外国人的做法，把城市排水系统由明沟改为暗沟，以改善城市的环境卫生。大明濠在民国年间改造之后，沿线变为后来的赵登禹路与佟麟阁路。南北河沿以及护城河的面貌，在解放后得到了彻底改观，华南圭在1949 年以后看到了这些变化。

2. 研究古今水道，提出治水构想

    北平市工务局成立后，华南圭迅速着手制订城市水系整治计划。在中华工程师学会的“会报”上，1928 年5－6期发表了华南圭的《北平特别市工务局组织成立宣言》，7－8期刊载了他的论文《北平之水道》;9－10期则以“北平特别市工务局”的名义发表了《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与《北平通航计划之草案》。环环相扣的工作进程，显示了华南圭作为专家与管理者的高效率与责任感。

    华南圭在《北平之水道》一文中指出了水环境对于一座城市的决定性意义: “凡一都市，有水乃有生气，无水则如人之干痨。燕城能否有生气，能否不成干痨，实一问题。”他对解决北平的城市用水充满信心，认为“此问题不难解决，合泽、泉、河三物整理之而已”。［3］换言之，就是把城内外所有湖泊、泉水、河流统一规划和治理。

    华南圭在整治湖泊、泉水之外，尤其关心利用元末重开金口河的古河道，在永定河东岸的三家店以下选择取水口向东引水。水利史学者指出: “这个取水口位置，恰与六百余年后的1956年所开永定河引水渠口位置相同。”［4］华南圭1928 年的设想无疑是对历史的继承，解放后的水利实践印证了他的设想所具有的科学性。

3.制订整理玉泉水系与河流通航计划

    北平特别市政府1928 年发布的一则训令称:“令工务局局长华南圭: 查整理河道，业经令知该局长实地查勘，妥拟疏浚办法，并分令遵照在案。兹查西山、玉泉山居北平河道之上游，其源泉水流与本市关系极为密切，应如何节制疏浚及分配用途，著由该局妥速统筹管理。除令行河道管理处及管理颐和园事务所遵照外，合行令仰该局遵照办理。”［5］ 由此看来，工务局的《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与《北平通航计划之草案》，就是在此训令发布之后迅速制订的两份计划。华南圭先生既是这项工作的领导者，也是深通工程技术的实际操作者。1929 年陈白群撰文谈到: “市府工务局长华南圭曾拟有疏浚旧河通航计划”，［6］即指上述计划而言。

    《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记载了玉泉山脚下的七处泉源，“询诸山民，以今较昔，连岁泉源俱行大减。且第一泉之南部与迸珠泉之北部苇塘，全行干涸，此水量不旺之情形也”。［7］这是民国年间北平水环境逐渐衰退的真实记录，而泉流的枯竭至今更加严重。以这些泉眼为水源补给的河流，有高水湖、昆明湖、长河(御河)、萧家河、护城河、城内水道等支流。这份“计划书”逐一详细记述了它们的经行路线和玉泉水量“分布不敷、干涸更见”以致“城内淤水无术冲刷”的近况。为确保玉泉供给北平城的水量，“计划书”提出“修筑青龙闸，务使严密无漏”;“开挖自玉泉至昆明湖之干沟，并不准乡人在干沟内栽种蒲苇等物，增辟颐和园后墙入水洞，以便雨后涨水得尽量泻入昆明湖”等几项措施，并建议统一相关管理机构。针对玉泉水系“源乏用广、顾此失彼”的情形，“计划书”主张“亟需将用水之地面详事勘测，拟具全盘计画，施以相当分配，务使城内外全市区均无干涝之忧”。在做好清丈用水地亩面积、整理水田征收办法之外，尤其强调工程技术的实施，包括测绘水系详图、整理大小水闸和池塘、整理泉口慎防淤塞、利用古河道从永定河引水等。

    鉴于从永定河引水与河道通航涉及很多方面，华南圭领导工务局另行提出了《北平通航计划之草案》。他们认为，“自铁道通运以来，河渠废弛，如人身之只具骨干脉络，而无津液之贯通，殊为遗憾”。［8］ 草案讨论了自北平至天津、三家店至北平的通航路线，重点说明了引永定河水、河道设计、河水沉淀冲刷及清水利用的工程技术问题，对正闸、副闸、虹管、桥梁、码头、闸房及电话等类工程必须达到的标准，提出了立即着手进行包括河身纵面图、剖面图、中心线及其两旁各宽20 米的平面图、上游水平线详细地图等多种测定工作，作为工程设计的基础。对于这份比较完整的初步规划，陈白群撰文指出了它的要点和意义: “市府工务局长华南圭曾拟有疏浚旧河通航计划， 系以石景山上游之三家店(平门枝路有车站) 为起点，由此沿永定河岸作边渠，为引水沉淀冲刷之用。渠旁设闸，泄水通金口河至西便门，长约三十公里。再将北平城内外之河道加以整理，使金口河之水穿城而过，挟污秽入东便门通惠河以迄通县。如此则北平之污秽有长时间之冲刷，而通惠河之水量亦得增加其来源。…… 通航之后，则西山之煤、石、砖、灰、菜、果等，均可经北平、通县而至天津; 其天津输入北平各货，无时间性者亦可由水路而来北平以迄平西一带。来往船只绝无放空之时，其每年征收之货物通过税、船舶税，则指定为养河之常年经费。”［6］ 永定河通航计划与整理玉泉水系的计划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部分实施，日本侵华中断了这个进程，而华南圭在提出这些计划之后不久再次回到铁路工程部门任职，也应是这些计划推进颇为缓慢的影响因素之一。

    1949年8月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华南圭提出了《刷新北平旧城市之建筑(条陈几宗切近易行之事)》的提案，其中涉及规划建设、交通运输、城市卫生等多个领域的二十项事务。会议秘书处编辑的大会文献专辑列出了分解后的几个单一事项的提案， 其中大多“送请市政府办理”或“送请华北人民政府参考”。［9］ 在这二十项事务中，“规划通州码头”、“整理玉泉源流”、“疏浚前三门之护城河”、“续修龙须臭沟”、“下水道应开始筹划”等，与他1928－1929年城市水系整理与水利开发的计划与理想一脉相承。此后他又提出修建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治理永定河等建议并相继得到落实。

二、关于“水与文化”的卓越见解

    与解决城市用水供应的工程技术成就相比，华南圭先生关于玉泉水系与北平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更具思想深度与理论价值。水环境对于地域文化的作用，是近年来广受学界和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华南圭在八十年前表述的观点，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深刻与新颖之处。

    1932年，华南圭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何者为北平文化之灾》的演讲。［10］ 他指出，北平文化的灾难“非由于水之多， 乃由于水之少”。“文化与人同，过去者为死文化，现存者为活文化。……我人于已死之文化，唏嘘叹息，不胜痛惜; 对于未死之文化，则又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说说笑笑，毫无具体办法”。最不可理解的是北平文化无人拯救，因而希望“远者党国要人，近者地方名人，对于北平文化，既有保存之空言，应再有维护之实心与实力”。至于水源对塑造城市景观的关键作用，华南圭强调: “地方风景，山与水并重; 无山无水固不可，有山无水亦不可。名胜如浙江之西湖，山东之趵突泉，孰非因水而著名者? 北平城内，苟无三海，则干枯之故宫，毫无佳趣; 城外苟无昆明湖，则干枯之颐和园，亦无佳趣; 而三海昆明之水，皆来自玉泉，则玉泉实为北京胜景之源矣。”

    华南圭非常痛心地告诉听众: “玉泉分散，即是北平文化之灾。易言之，玉泉源流破产之一日，即北平文化宣告死刑之一日，而其期已不甚远，此则我所欲为世人大声疾呼者也。” 他认为，空言保存古迹而不知整理玉泉，其罪与摧毁古迹无异; 空呼口号而不知督促完成这件易如反掌之事，社会各界难辞其咎。玉泉如果不加治理，“不出十年，此未死之文化，恐必以寿终正寝讣天下矣”。那么，北平文化之灾的责任者是谁呢? 华南圭愤怒地指出: “曰是营私舞弊者流，曰是食肉怠事者流，曰是逐末忘本者流。谁是营私舞弊者流? 开放水田之土豪是也。谁是食肉怠事者流? 贪得水租之污吏是也。谁是逐末忘本者流? 空口呼号之绅商及民众是也。”土豪与贪官污吏理应受到谴责，绅商与民众不闻不问，“天地间伤心之事， 无有甚于此者”。这篇演讲发挥了华南圭此前在《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所表达的思想，他向听众介绍了玉泉水系的源流以及沿途散失、泛流、蒸发、渗漏的情形，重申了玉泉水系的整理方法，期望“北平之文化之源赖以维持”，号召“凡我民众应向当局督促其实行，决勿再任其因循”，极力唤起民众的广泛参与。

    华南圭把玉泉之水视为北平文化的源泉与载体，他的结论是: “玉泉消竭，则北平文化灭绝，此为必然之结果。”他强调，在保护文物之外，流动的河湖水系在塑造城市景观、凝聚人文气息、保持城市活力、改善民生条件方面更具关键作用。1935年编辑的《旧都文物略》评价说:对于北平附近水系的湮废阻塞，“近人华南圭论著，指为文化之灾，有以矣”。［11］在努力建设北京地域文化的当代，华南圭先生这些见解的借鉴作用和超前意识尤其令人钦佩。

三、结论

    华南圭先生是清末民国时期留学归国后在科技或管理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大批学者之一，他早年的同事詹天佑、后来在营造学社及首都规划委员会一起供职的梁思成等，都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杰出人才。西方近代科技的训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华南圭以铁路工程专家著称，在工务局任职仅仅一年多，却在水系整理与河道通航等方面，迅速做出了颇具科技水准的计划，解放后几座大型水库的修建也与他的倡议有关，在北京水利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对于水环境与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至今仍不失其先导地位。

    由于城市人口与用水量的激增，再加上气候干旱等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尚在涌流的西山诸泉早已衰竭，永定河中下游多年断流，水资源的短缺以及水环境的污染更是昔日未曾遇到的严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华南圭先生领导制订的几个规划，一方面成为新中国北京水利开发的先期探索，另一方面也是对民国年间北京水环境的真实记录，成为今人进行区域环境变迁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1949年以后的北京城市建设与水利开发，在许多方面都直接继承了民国时期的工作。以客观的态度对前人的工作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是近现代水利史、地方史研究不应缺少的内容。

载于《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作者简介］孙慧羽(1990－)，女，河北雄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生．

注释:

［1 ］ 华南圭简历［Z］．华新民女士整理．［2 ］ 华南圭: 北平特别市工务局组织成立宣言［J］．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第15卷5～6期，1928．［3 ］ 华南圭:北平之水道［J］．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第15卷7～8 期，1928．［4 ］ 蔡蕃: 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5 ］ 北京市档案馆．北平特别市市政府训令第167 号［Z］．［6 ］ 陈白群．发展北平之根本政策［J］．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第16 卷第11～12期，1929．［7 ］北平市工务局: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J］．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第15卷第9～10期，1928．［8 ］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北平通航计划之草案［J］．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第15卷9～10期，1928．［9 ］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秘书处．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专辑［Z］．1949-09．［10］华南圭．何者为北平文化之灾［Z］．1932 年12 月印行，华新民女士提供．［11］ 汤用彬等．旧都文物略［M］．北平:北平市政府，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