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断忆--第95中学

    大约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温暖着我童年记忆的母校——南新华街小学，这座始建于明朝、闻名遐迩的厂甸庙会三座庙宇之一的“土地祠”被拆成了平地。

    民国年间有一种说法，叫“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大庙做学堂。”那时办学之风很盛行，所以不少庙宇都改成了学校。我的母校就是南新华街路西的一座有四层院落，大小几十间房屋的大庙。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改成了小学，当时是公立第三国民小学。为了多腾出几间房子当做教室，将佛像集中在一起放在第三层院儿西边的那座高大的“娘娘殿”里，用木板隔开，因其宽敞仍可放桌椅供孩子们上课。解放后，更名为南新华街小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回忆起母校，我忘不了解放后第一任老校长，她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经常在校会上激动地给我们讲当年她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也忘不了一位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及他们讲课时的风采，其中李白珩老师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入室女弟子。记得在学校的校长室里的墙上挂着的镜框里是一幅白石老人画的画儿，这是李老师给学校从白石老人那里求来的。她除了教图画课外，还在课外小组的活动中，教授参加美术小组的孩子们画中国画，画的有小鸡、牵牛花、螃蟹、虾等齐派画。在李老师耐心细致的教授下，学生们的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儿童绘画比赛并获奖。这是李老师的教学成果，是心血的结晶。

    回忆母校，不会忘记每年的寒暑假，学校都举办丰富多彩的“儿童乐园”。

    每个学生发给一张活动证，有乒乓球、棋类、看幻灯片及其他游戏。每当假期，我几乎每天都和同学们在这里尽情欢乐，活动结束的铃声响了，还舍不得放下球拍，总想再多打几个球。

    也不会忘记，操场西边我们种了一排杨树苗，同学们轮流值日，经常给小树苗浇水并围上护栏。在我们和以后各班同学们的精心养护下，这排杨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

    更不会忘记，六十年前为了捍卫我们新生的共和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国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激情也在校园燃起。少年儿童与全国人民一样，群情激奋，同仇敌忾，捐钱买武器支援前线。我们学校在老师的组织带领下，给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捐赠慰问袋。当时老师教给我们的一首歌至今我还能哼唱并清楚地记得歌词：“慰问袋呀装得满，肥皂牙刷和牙粉，还有一条白毛巾，送给英勇的志愿军，表表我们这颗心……”

    我思念母校还有一个羞于启齿的原因，就是我比别的同学多上了两年小学——我蹲了两次班。因为我的顽皮，因为上课不专心听讲，课后不认真做作业，让老师操心劳神——辛勤的园丁对我这颗生长瘦弱的“幼苗”倍加关心、爱护，那谆谆教诲至今仍在耳边回响。

    得知校园拆迁后，一连几个夜晚，在月光下我独自徘徊在残砖碎瓦间。面对这片废墟带，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和遗憾。昔日校园里那欢歌笑语不由得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现。

    我常常思念的校园没有了，“娘娘殿”前那两座雕刻精美的石羊和一对石狮早已不知去向，连同我们精心养护已绿荫成行的高大杨树和第三层院儿里的两棵粗大的古槐也不见了。

    现在这地方，一座新建的宣武区实验幼儿园覆盖了原先的一切，我上了八年的小学校永远地消失了。我无从去寻觅童年的足迹和同学们琅琅的读书声，好在原先校园大门口有两棵古槐还幸存了下来，虽然历经风雨，却依然枝繁叶茂。

    那会儿小学毕业考初中需要填报两个志愿，本着离家近的原则，我第一志愿是北京第43中学，第二志愿是
    北京第95中学在宣武区韩家潭（现名韩家胡同）路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

    这是一所初级中学，没有高中，因地方狭窄，条件较差，被戏称为“一亩三分地儿”，其实谁也没有丈量过，只是形容它的小而已。

    进得大门就是一栋三层的小红楼，楼后是仅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一点儿的操场。因其小且穷，又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南城的“八大胡同”腹地，学生也大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因此学校甚至会被有些人瞧不起。俗话说“儿不嫌母丑”，她毕竟是我学习、生活了三年的母校。所以，常常在闲暇之时思念起初中时代的生活，想起那校园里的悠悠往事。

    我是1958年入学的，在求学期间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质生活非常匮乏，买东西购物不是凭票就是要本，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是固定的，学生每月是36斤。即便这样，还是号召大家节约粮食、缩减定量。班里的同学们积极响应，有的人说减3斤，有的人说减5斤。班主任白老师最后拍板，对大家说，同学们年纪还小，正处在长身体的发育期，吃不饱可不行，每个人减1斤就可以了，祖国还等着你们去建设和保卫——多好的老师，在艰难的岁月里，老师关心的是同学的成长，令人肃然起敬。这些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师们，同样在艰苦的环境下生活，还要辛辛苦苦地教书育人，为学生操劳。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当时年过半百的王老师。他教俄语，后来又教美术，指画儿是其一绝。由于营养不良又过度劳累，脸部浮肿得很厉害。记得那是1960年的一个寒冷的天，突然有天他倒在教室里，永远地离开他的讲台。几个爱好美术的同学在扼腕叹息之余，为没能学到王老师的指画技艺而遗憾不已。

    我们初一年级有七个班，我是初一（7）班的。班主任王海莲老师是教导处的，不教课。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那是1958年10月25日，我刚入学一个多月。班主任王老师一早儿来到班里，对大家说：“今天不上课了，我们初一年级有任务，要去东长安街欢迎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归国，现在大家就去操场集合。”我听后非常高兴，这真是个天大的喜讯。上小学给志愿军做慰问袋写慰问信的时候，就盼着他们天天打胜仗，早日回国。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而且还能够亲自去夹道欢迎，亲眼看到他们，怎能不激动万分呢！我万万想不到的是，王海莲老师居然不让我和另一个叫马源的同学去。她把我俩留在了教室里，没有说任何原因。这是初一年级全体300多名学生的光荣任务，难道就多我们两个人吗，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但不敢问老师为什么不叫我去，只能悄悄地擦去眼角的泪，老老实实地服从老师的决定。我和马源同学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看书，直到第四节下课的铃声响过以后才回家去吃午饭。这是多么遵守纪律的学生啊。寒来暑往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淡漠了多少往事，唯独这件事我记忆犹新，至今想起仍有些“耿耿于怀”。

    如今，我中学的母校——北京第95中学也泯然而去了。2002年这所学校被教委取消了建制，改成了一个宣武区中小学体检中心。但是，旧址尚存，小楼还在，环境依旧。如去故地寻梦，还是会发出一番感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