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生的碑帖人生

　　《九成宫醴泉铭》 
 

 
    我家在北京东琉璃厂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前面就是父亲做生意的庆云堂碑帖店，后院便是我们兄弟姐妹和母亲的居室。对于父亲的一切记忆，都与庆云堂分不开，与父亲执著的碑帖人生分不开。

    镜泊人生

    现在，北京城里完整的四合院留存不多，很显然，我们这一代人要想和我们的先人一样在四合院的院落里种两株石榴，养几缸金鱼，在葡萄架下吃碗炸酱面会是件极其奢侈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因没有而放弃。我们无法拥有先人那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状态，但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活态度调理得像我们的先人那样内敛、自在、自然、从容、安宁。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已经有人悄然地用着这样的态度安静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新四合院生活态度”是我们给这种态度这类生活的定义，让我们有机会一个一个地来慢慢认识他（她）们吧……

    父亲张彦生，字国材，1901年生于河北吴桥，自幼从事碑帖业。14岁时，父亲只身来到北京琉璃厂隶古斋碑帖店当学徒。当时，隶古斋已经是一家有60多年历史的店铺，店的匾额由清末重臣、著名书法家祁隽藻题写。到了而立之年，父亲离开隶古斋，成为庆云堂的掌门人。

    庆云堂是一家始于清末、专门经营碑帖业务的店铺，最初的创建人是陕西一位杨姓掌柜。得益于父亲的专业知识以及辛勤管理经营，庆云堂后来成为琉璃厂有名的老字号，是古玩行里公认的最有影响的五家店铺之一，父亲也成为业内颇有影响的碑帖专家。

    解放后公私合营，父亲亦担任过北京市文物商店碑帖、砚台、墨门市部业务主任和文物商店的采购部主任，还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主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咨议委员会委员。

    父亲对碑帖的研究颇有心得，早年在《文物》月刊上发表《唐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拓本概述》、《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纪功碑》、《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碑拓本述略》等作品。从业60余载，父亲倾其全部精力和心血，收集研究整理古旧碑帖，“所见之善本碑帖多矣，稿渐盈箧，敝帚自珍，未忍散弃。”晚年“思往日所记，或可有助于研究历史考古，书法艺术以及碑帖版本者之参考”，遂著《善本碑帖录》，为祖国的传统文化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令我们后人高山仰止，怀念不已。

    父亲勤学苦记，好问不止。早年在隶古斋，父亲学会了拓、裱及收售碑帖等业务。学徒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一些碑帖鉴藏名家，如宝熙、梁启超、徐森玉、朱幼平、于右任、张伯英等。

    据父亲回忆，那时“每见善本，必记其书刻，拓工，纸墨，装潢，流传诸项，时日既久，习以为常”。后来进一步便是“考证其新旧字之损泐，原本，翻本与伪刻之不同，拓工，纸墨，装潢之特征，遇有疑问，则请教于诸收藏名家，观其所藏，详加考校”。正是这段艰苦的学徒生涯，使父亲有机会接触名家珍品，令其在鉴别碑帖真伪及碑帖的传世知识方面大有长进。

    父亲离开隶古斋是1931年，那一年他整30岁。父亲借用庆云堂自立门户，经营碑帖店。成为一方店主的父亲，那时是相当辛苦，他跑遍了天津、济南、曲阜、潍县、青岛、南京、扬州、重庆等多个地界，还包括西安、开封这样的古都，收购碑帖，先后收进了北京端方，山东潍县陈簠斋，诸城王绪祖，聊城杨绍和、李国松、徐郙、蒯若木等人所藏的碑帖，同时结识了吴荩忱、陈文伯、柯昌泗、容庚、周季木、郭沫若、陈叔通等人，对碑帖方面的知识更显渊博了。

    幼时印象中，父亲身材瘦长，待人态度总是很和蔼。记得我上小学时，店里生意并不太景气，父亲一天到晚地忙碌，也赚不到多少钱，一家老小生活并不宽裕。可是父亲依然笑容满面，每日在店里热情地接待顾客，而我就伏在前堂的八仙桌上做功课，看着父亲忙忙碌碌。

        那时店里生意不好，可他还总是想方设法周济来店里买帖的上进穷苦人，这样一来，家里的生活就更显拮据。那会儿我想买个足球，父亲答应说等把店里的碑帖卖出去一些，钱凑够了就给我买。后来我等了很久，父亲才好不容易凑足了钱，兑现了他的承诺。

    生意虽然清淡，可当时店里的外国主顾倒是不少，有些客人见我长得虎头虎脑觉得非常可爱，就主动提出要给我照张相，每当这时父亲都会慈祥地朝我点头笑笑，然后诚恳地向人家连声道谢。

    由于父亲谦逊好客，当时古玩、碑帖业的不少名人都是庆云堂的常客，像马子云、徐振伯、李孟东等人都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这些“鸿儒”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父亲更是一改平素研究碑帖时沉默寡言的样子，滔滔不绝，仿佛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到这时，整个房间常常充满了笑语欢声，感觉那该是父亲最开怀放松的时刻。细想起来，他们那时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有关收藏，诸如汉魏唐碑、宋拓、明拓、刻勒版、王羲之碑帖、欧阳询九成宫碑帖之类的谈论，我这个不入流的旁听者常常被他们的谈话内容弄得像雾里看花，不知所云。

    对于碑帖研究，父亲可谓倾其一生，痴迷无悔；对于庆云堂这家老店，更是费尽心血经营，乐在其中。可是，作为后人，我却认为父亲一生谦逊磊落、勤勉为善的品格最可贵，也最令我们难忘。

    大约是在1962年的一个午后，当时还没有成名的书法家刘炳森先生到庆云堂碑帖店来找父亲，说是想买一本碑帖临摹。那时候炳森先生刚从学校毕业，举家四口搬到北京来生活，工资收入也只有43元，生活还是非常艰苦。但他酷爱书法，毅力惊人，坚持不懈地练字，白天在床板上练习，晚上便在上面铺上铺盖睡觉。据刘炳森先生后来讲，父亲非常欣赏他的勤奋上进，更同情他当时的生活处境，就执意只收取他一元钱，便将一本炳森先生觅寻许久的碑帖递到了这位拮据的年轻人手上。炳森先生非常感动，日后还多次提及此事。

    还有一次，一位歌剧院的朋友到我家，他拿出一个看起来非常老旧的扇面请父亲为他鉴定。父亲接过扇面，戴上老花镜，用小镊子在扇面上轻轻动了一下纸毛，便对持扇来的朋友说：“这个东西随便拿着赏玩吧，不错啊。”来人连连道谢，对父亲的眼力啧啧称奇。从扇面主人的眼中，我也读出了大家对父亲专业精神的崇敬，内心也不免为之自豪。

    当年父亲是北京文物商店的采购部主任，有一回用几元钱收购了一位顾客的一颗翡翠帽簪。后来父亲经过反复研究，发觉那颗簪子本是祖母绿翠的，于是又想尽办法四处联系，最终找到那位顾客，又给人家补了将近60元钱。这件事成为美谈，当年还登上了《北京晚报》。

    那位顾客被父亲的诚意所打动，曾执意要登门道谢，但都被父亲婉言拒绝了。此事后来在文物商店的顾客中广为流传，对提高文物商店的声誉也有很大的帮助。

    过去，文物商店里没有暖气设备，冬天都得靠生煤炉子取暖。父亲常常是早早来到店里，亲自生炉子。有一次，一位文化名人到庆云堂挑选砚台，正碰上父亲在店内生炉子，顿时大发雷霆，呵斥营业员：“你们年轻人都是干什么的，还让老专家给你们生火？”父亲连忙解释道：“不是那么回事，不要怪孩子们，是我自己生要这么做的。”

    那时候父亲已经75岁了，早该膝下孙儿环绕，尽享天伦了。但父亲依然是几十年如一日，不分严寒酷暑，冬去春来，一心经营着、钻研着他用生命热爱的碑帖事业，身躯老矣，心似壮年。直至父亲1981年离开我们前夕，他还在编撰《善本碑帖录》的下半部分。

    父亲曾是宣武区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的高知待遇，当时他每年都受邀参加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节招待会。父亲虽然身为党外人士，却一心向党。听哥哥姐姐们讲，父亲在解放前就曾主动帮助地下党组织做过许多事情。解放后一读报纸才知道，那些当年经常光顾店里的客人如冀朝鼎先生等，原来都是为党工作的重要人物，全家人感到特别亲切和兴奋。

    父亲生活作风低调朴素，性情淡然内敛，宠辱不惊。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遭受到的冲击很大，珍藏多年的喜爱文物和私人藏画，平时形影不离的工具书都毁于一旦，对此，父亲的内心也曾深深地伤痛过，但更多的还是付之一笑，坦然面对人生的宠辱与得失。

    父亲常和人家说，“我很知足啊，我的六个孩子都挺好。”

    感谢父亲啊！诚然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算不上取得了多么大的名望和成就，但也都勤勤恳恳，敬业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和表率作用。大哥张明善幼年受父亲影响，继承家学，也从事文博工作，是当代著名的拓碑专家和装裱古旧字画大师，曾将家藏最早期的唐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的碑文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身为儿女们，我们六人勤勉不怠，丝毫不敢松懈，诚望借此可以告慰父亲。由于深受父亲的影响和启发，我把“知足常乐”四个字挂在家中，希望可以如他那般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