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昔日京城知名老中药铺

　　■编者按　

　　当下中医药文化越来越热，许多年轻人也加入到热爱中医的队伍中。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对防病治病、护佑人民身体健康，乃至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医药文化中的整体观、辨证观、统一观等更引起了世界科技医药界的重视，纷纷加以研究，并在防病、治疗、养生领域加以应用。老药铺的作为能更直观地让我们看到过去中医药文化在民间的传承，而这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绵延千年的古老文化，其实一直都不曾远离我们，就在我们身边。

　　从明代起，北京就成为我国中医药业的中心，药铺曾多达160多家。三百年长盛不衰的同仁堂是它们中的佼佼者，在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外，还有多家老药铺历经数百年仍在营业，但现今已知者不多。在今夏酷热多雨的日子，我寻访了还在京城的多家老中药铺。

　　■鹤年堂与菜市口

　　鹤年堂是北京有历史记载的最古老的药铺之一，我与鹤年堂曾有一段“亲密接触”。上世纪50年代，我家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口，离菜市口很近。在菜市口丁字路口北侧稍东，与原丞相胡同相对就是鹤年堂的中式楼房，我和小伙伴们常在它的店铺门前玩耍。50年代末，我姑姑来北京看病，住在我家。她看的是中医，老中医指名要抓鹤年堂的药。约有半年多的时间，隔三差五我就要去鹤年堂抓药。虽然常去，但当时我并不喜欢它。因为我听说店门前挂的金箔面凸体黑字巨匾上“鹤年堂”三字为明代权臣严嵩所写，我觉得那几个字特别难看。后来父亲对我说，你不能因人废字，严嵩虽是奸臣，但他的书法造诣还是很高的。还说，鹤年堂的名字很雅，是取《淮南子》中“鹤寿千年，以极其游”之意，本来和药铺没有什么关系。它并不是严嵩特意为药店题写，而是严嵩花园内一个厅堂的名字。严府败落后，匾额流落民间，后被药店所得，作为店名。

　　关于鹤年堂的成立年代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明永乐三年（1405年），由元末明初著名回族诗人、医学家丁鹤年创建；一说是明嘉靖四年（1525年）；还有一说嘉靖末年（1566年）。不论哪种说法，鹤年堂都是北京最古老的药店之一。

　　店内还有许多名人题写的楹联，“调元气，养太和”为民族英雄戚继光所题；“裕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为明代贤臣杨继盛所题；“鹤寿龟龄琼浆芝草，年丰物阜国泰民安”为近代书法大家萧劳所题，而且把“鹤年”两字藏在了联头。

　　鹤年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清代菜市口刑场的监斩台就设在药店门前。每逢处斩犯人的前一天，鹤年堂都会被告知：明日行差，准备酒食，日后付款。第二天，药店要停业，监斩官、刽子手先齐集鹤年堂，酒足饭饱后开斩。据传行刑所用之刀就供奉在鹤年堂的小楼上。行刑时，菜市口人头攒动，观者如潮。一些人犯的家属会事前买通刽子手，请他在人头落地时用一个大馒头堵入脖颈，以防鲜血喷溅。因而曾有过鹤年堂卖人血馒头的谣传。鲁迅在《药》中有关人血馒头的细节描写不知是否来源于此。

　　老北京流传着一句歇后语：“鹤年堂讨刀伤药——死到临头。”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刑场就在鹤年堂药店门前，二是鹤年堂曾自制“鹤顶血”——实际上是一种麻醉药。服下此药，周身麻木，疼痛顿减。行刑前，犯人家属给狱卒使钱，狱卒将“鹤顶血”交犯人服下。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行刑前，当时鹤年堂的掌柜王圣一对“六君子”十分敬重，从坛中取出“鹤顶血”分发“六君子”，然而“六君子”无一人接受，面对死亡都正气凛然、丝毫不惧。

　　康有为谢世的前一年，在次女康同璧及弟子梁启超等的陪同下寻访“戊戌变法”故地，走到鹤年堂门前，康有为老泪纵横道：“找到鹤年堂，就找到了六君子的遇难地！”想起了谭嗣同，想起了自己的半生颠沛，康有为仰天长叹：“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谭嗣同字复生）

　　鹤年堂与刑场的关系并没有影响它的声誉。几百年来鹤年堂一直是药料精致、遵古炮制、不惜损耗，以确保中药的质量与疗效而享誉京华。京城达官富商，讲究吃中药的人抓汤药，买饮片，往往不嫌路远、价贵，也要奔鹤年堂。久而久之，在京城有了这样的说法：“要吃丸散膏丹，请到同仁堂；要吃汤剂饮片，请到鹤年堂。”

　　鹤年堂还与甲骨文的发现有直接关系。爱国学者、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王懿荣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天患疟疾，久治不愈。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其中一味叫“龙骨”的药引起了他的注意，许多药铺都没有，后来在鹤年堂才买到。药取来后他仔细查看，发现龙骨上刻有奇异纹路，这使他大感疑惑，便派人将药店的龙骨全部买下，他陆续收集的龙骨达1500片。他一边收集，一边研究，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终于从这些龙骨的纹路中辨认出了文字。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体系相当完整的一种文字。它记录了上古时代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和各种信息。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文化界为之震撼，世界学术界为之注目！

　　鹤年堂还被称为“中医药养生第一家”。它的创立者丁鹤年不仅是医学家，还是养生大家。办店之初他以“寿人寿世为怀”，提出了“和者鹤寿”、“阴阳之律，性命之本”、“生命无调，体自弱衰”等系列完整的养生观念，研究配制了养生药剂。近年来根据古老配方，挖掘整理出36种养生药酒、108种药膳、138种药粥等系列养生制品。2008年，“鹤年堂医药养生文化”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两广路拓宽中，鹤年堂原址已拆除。现在的鹤年堂已搬至广安门内大街东口路南新建的店铺。门上挂着严嵩所书“鹤年堂”三个大字，门两旁是明代贤臣杨继盛所题对联“裕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

　　■寻找万全堂药店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万全堂创建于明代中叶，距今已有500余年，是北京开业最早的药铺之一，与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并称京城四大药铺。当年万全堂店内挂着一幅民国十五年（1926年）江淮名士杨绳武为万全堂重饰开业写的对联，上联是“万国称扬誉广三千界”，下联为“全球景仰名垂五百年”。

　　关于万全堂的创立，有人说万全堂药铺最早是同仁堂乐家开办的，乐家一位姑娘出嫁，万全堂为陪嫁品。另一说万全堂药铺是同仁堂乐家后代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以乐云书之名将万全堂卖给山西临汾人姜承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山西韩姓人入股后，由姜、韩两姓合营。民国十年（1921年）和民国二十年（1931年）先后在山西临汾和新绛开设分店。另有崇文区档案馆资料记载，北京万全堂药铺创设于明永乐年间，比创办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的同仁堂乐家老铺还早200多年。又据《北京同仁堂史》，清初乐家开设同仁堂药铺的同时，或更早些还开设了万全堂药铺。

　　万全堂原址位于崇文门外大街西侧。我还依稀记得，是在巾帽胡同东口南高高的台阶上。20世纪90年代，崇外大街扩建，万全堂迁址，据说迁至崇文门外大街南段。

　　一场暴雨后，仍然闷热难耐。我早早地来到了崇文门外大街，从北到南边走边寻。直走到红桥市场，仍不见万全堂的影子。我突然想到，万全堂会不会租用了新世界商场的某个区域经营？我立即返回新世界查寻。走了几层楼都没有，又向人打听，都说商场里没有万全堂。我无奈地走出了新世界，看到几位老人在树阴下聊天，忙上前询问。一位指着马路对面一间叫京隆堂的药店说，那就是万全堂。我疑惑地想，记得“文革”中万全堂曾改名解放药店，后又恢复了老字号，难道现在又改了名字？穿过地下通道，走进京隆堂，我径直问一个售货员，这家药店是原来的万全堂吗？售货员疑惑不解地望着我说，什么万全堂？我们是京隆堂。说话间，另一位说，你问的万全堂不是这儿，在天坛东路，到了天坛体育场再打听。我立即赶往天坛体育场。到了天坛体育场，往南不远，在马路东果然看到了万全堂的招牌，在一座居民楼底层，那是天坛东路64号。

　　走进万全堂，店面不大，大都是卖中西成药的，只有南面有抓中药的药柜。店里人不多，一位店员招呼着问，买点什么？我说你们不是在崇文门外大街吗？什么时候搬到这里了？这位师傅很善聊，一句问话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他说万全堂1956年公私合营后发展得很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们开始卖旅游药品。1986年被旅游局指定为定点商店，接待港、澳、台胞和国外旅客，非常红火，1988年在这儿开了分店。1993年崇外大街扩建，在总店原址建了新世界商场，我们就搬到了分店，客流少多了……他在讲述中既有对过去辉煌的骄傲，又有几分对现状的无奈。

　　■千芝堂与庆仁堂在角逐中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我的工作单位在广渠门，每天上下班都要穿过花市大街。大约在现在搜秀城的位置，有座三开间的中式小楼，楼不大，但雕梁画栋，精美异常。我当时正着迷明清古建筑，下班后常去那里驻足观看。这座小楼就是北京一家有名的老字号千芝堂药店。

　　千芝堂药店开业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创始人已无考。药店起名千芝堂，是取铺中藏有千万枝灵芝之意。据说在光绪七年（1881年），吴霭亭用两千两白银将千芝堂的铺底买了过来。东家吴霭亭聘请王子丰为掌柜。王子丰既懂药材炮制，又精于买卖，特别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时，有钱人为了避难就将家存的人参、鹿茸等名贵药材极低廉地卖给药铺。战乱平息后，货物恢复了原价，千芝堂发了大财，为千芝堂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王子丰认为对千芝堂发展有功，而与东家产生怨隙，矛盾无法调和，王子丰离开了千芝堂。民国元年（1912年），王子丰特意在崇文门外大街路东、千芝堂北侧开办了庆仁堂参茸堂（后俗称东庆仁堂），表明只经营贵重药材，意比千芝堂高一筹。从此，千芝堂与庆仁堂展开了无休止的商业竞争。

　　王子丰走后，千芝堂换吴受臣掌柜经营。吴受臣善于管理，民国四年（1915年）千芝堂在前门珠市口大街南开办了南山堂药铺。王子丰于民国六年（1917年）在南山堂的南侧开办了南庆仁堂。后来千芝堂在阜成门内大街开办琪卉堂药铺，王子丰紧跟着又开办了大和堂药铺。甚至千芝堂在山西开办南山堂分号，王子丰又追到山西开办了大同庆仁堂。千芝堂与庆仁堂，两家在激烈的角逐、较量与竞争中发展着。

　　千芝堂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发展，还热心社会慈善事业。过去每年入夏，千芝堂都在店前搭建高大的遮阳棚。席棚下设桌凳，有暑汤及消热祛暑的药品，免费供路人休息、解渴救急，从中体现出千芝堂的济世风格，同时宣传自己以提高声誉。

　　庆仁堂的药材加工炮制本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之道，提高药效，取信于民。王子丰将店伙计的利益与药店营业连在一起，除了固定工资外，按营业额的百分比提取，以此刺激店员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千芝堂参加公私合营，转为国营千芝堂药店。由于千芝堂以中草药饮片品种齐全享誉京城，常吸引全国各地，甚至香港、台湾等地的病人慕名而来。20世纪80年代，千芝堂药店成为北京药材公司供应中央领导和使馆外宾中药的专供点，1980年以后的十几年间，中央领导的中药处方都由千芝堂调剂。

　　1992年，崇外大街拓展改造，千芝堂转到前门大街200号挂牌营业，1999年6月迁回，租用金伦大厦，2004年4月租期满，千芝堂停业。从此，开业已250余年的老字号千芝堂在京城消失了。现在逛搜秀城的年轻人中，还有知道千芝堂的吗？

　　1956年，庆仁堂参加公私合营。1958年全市整顿商业网点，庆仁堂参茸堂撤点。1966年“文革”时，珠市口的南庆仁堂药店改名“复康药店”。1989年恢复老字号“南庆仁堂”。

　　在时大时小的雨中，我已来到了珠市口。记得原来南庆仁堂就在珠市口教堂对面，但现在这里是一片工地。我边寻找，边打听，没有人知道南庆仁堂的去向。我灵机一动，跑到大栅栏的同仁堂内咨询台询问。咨询人员说，现在南庆仁堂在西花市大街。在越来越大的雨中，我急忙赶到西花市大街。在花市清真寺对面，一座大厦的底层看到绿底白字写着“南庆仁堂药店”的招牌，后面显现出“南庆仁堂”黑底金字的老牌匾。店中师傅告诉我，他们在2006年搬到这里营业。

　　■从长巷头条走出的平民药房长春堂

　　长春堂药铺原址在前门外长巷下头条。这家老店创业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创始人是山东人孙振兰，以制造销售消暑的闻药著称，距今已有210多年的历史。它起步于市井之中，多灾多难，没有某些“老字号”的贵族味道。老北京有句顺口溜：“暑热天，您别慌，快买暑药长春堂。抹进鼻孔通肺腑，消暑祛火保安康”。闻药是一种由药材粉末混合制成的中成药，可归入丸散膏丹中的“散”字名下。“闻”是药的使用方法，区别于外用、内服，只需用鼻子嗅一嗅。闻药在我国历史悠久，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为防治士兵中暑，用薄荷、柿霜、陈皮等配制了早期的闻药“行军散”。

　　乾隆末年，孙振兰在京城走街串巷，行医卖药。他勤劳和善，精明能干，后来在前门外鲜鱼口内的长巷头条开了一个小药铺，前店后家，时称“连家铺”。早年，在三伏酷暑的日子，有钱人可以避暑纳凉，而穷苦百姓为生计奔波，炎热之时，闻药成了他们最合适的选择。花上几个铜板，用上一点，一股清凉之气沁入心脾，顿觉全身通泰。闻药在当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清中叶以后，闻药超越了原本防暑降温的功能，作为鼻烟的一种，逐渐成为流行商品，有时还作为戒鸦片时的替代物。

　　清末民初，长春堂药铺由孙振兰的后代孙三明经营，孙三明是个火居道人（有家室的道人）。当时日本的清凉闻药“宝丹”和避暑药“仁丹”充斥北京市场。为抵制日货，长春堂研制出神效无极丹和太上避瘟散。长春堂的掌柜亲自披挂上阵，身穿道袍，吹吹打打上街搞赠送，京城的百货店、杂货店、零食摊都是“避瘟散”的寄卖点，市民争购，销量剧增。

　　由于有了“避瘟散”这明星产品，鲜鱼口长巷头条里的长春堂也发展到了有几十间房的规模，甚至成立了印刷说明书、包装袋的印刷厂。仅1933年一年长春堂就卖出了250万盒“避瘟散”。同一年，日本“宝丹”黯然退出中国市场。与“宝丹”的对决，让长春堂成了气候，还在天津、太原开了分店，名下有“仁和堂”药铺、饭庄、木材厂等多种买卖，孙三明去世后，由其内侄张子余经营。

　　“七七事变”发生后，由于交通受阻，避瘟散销量骤降，而中日间避瘟散与仁丹的较量并没有结束。日本宪兵将长春堂的掌柜张子余绑去，后花200两黄金才把他救出，致使长春堂元气大伤。1942年9月，一场大火烧毁了长春堂的生产厂房。长春堂损失80余万元，赔偿20余万元，共计百万元以上。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又以莫须有罪名将张子余关押9个月，后以300两黄金赎身。新中国成立后，长春堂店铺迁到前门大街路东，后来盖起了很气派的三层中式营业大楼。

　　这次前门大街复建后，长春堂重张营业。我到前门大街寻找长春堂，接近大街南口路西135号，紧挨着“馄饨侯”，我看到了长春堂的牌子。店面很窄，远不如原来的中式大楼。

　　■东四牌楼的永安堂药铺　

　　当年曾有“内永安、外同仁”之说　

　　清代中药铺大都开在南城，但在繁华的东四十字路口却有一家与同仁堂齐名的老药铺。当年有“内永安、外同仁”之说，“外同仁”指前门外的同仁堂，“内永安”指当时位于内城东四牌楼的永安堂。

　　据永安堂原主人于清乾隆甲子年（1744年）撰刻的《北平永安堂参茸胶醴丸散膏丹药目序》一书载：永安堂始创于明朝永乐年间，距今已有580多年历史，比同仁堂还早200多年。

　　永安堂在历史上曾几易店主，清初期，一度曾为东四牌楼董家金店的属号。经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上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逐渐发展成为能够自制16个科门、约1100多种中成药的药店，其中紫雪散、羚翘解毒丸、神授化痞膏等，远近驰名。永安堂也是以讲究药方、精选药材、货真价实、服务上乘而受到顾客的赞誉，得以长存。当年的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曾题词赞永安堂“采云蕙圃”、“志在活人”、“济世寿民”、“功在选化”等。解放后永安堂公私合营，成为专门经营医药品的药店。

　　永安堂老店现开在东四十字路口东北角，我在朝阳门内大街西口路北很容易就找到了这家老药店。据资料记载，永安堂销售的药品均系自制。过去药厂就在东四头条21号，据说制药师傅的后代现仍住此院。我决定去转转，看能不能找到。东四头条是东四路口北的第一条胡同，东头被大慈延福宫阻断，因而是东四诸条中最短的胡同。我到头条找21号，胡同里没有几个门，先看到19号，门口挂着“侯宝林故居”的牌子。从1987至1993年侯宝林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过了侯宝林故居东边还有一个院落，正是21号。我问在胡同里聊天的几位，是否知道这里曾是永安堂的药厂？是否还住着制药师傅的后代？他们都是面面相觑，一脸的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