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口的副食店

    整理杂物时，无意中发现了由市二商局于1991年颁发的、我家曾使用过的《北京市居民购货证》。翻开第一页，上面盖着填发单位槐柏树副食商店的大红印章和长条章；第二页至第三页的各个栏目里依次印着：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或许是有些老了的缘故，思绪又将我从这里带到了从前。

    槐柏树副食店，曾经就在我家门口。回想起来感觉是那么近乎、亲切。能有多近呢?这么说吧,家里要炒菜了，坐上锅后,才发现没酱油了,马上拎着瓶子去打回来,还赶趟儿。

    这副食店究竟是从哪一年兴建的,现已无从查证。但自打1958年我家搬到这块儿起,直到1991年拆迁,副食店历经两次翻建和扩建，与我们这一带胡同里的老街坊相依相伴共同走过了几十年。

    副食店坐南朝北，有东西两座门，营业面积将近二百平方米。其经营布局呈回字形，按商品大类设有牛羊肉、蔬菜、熟食豆制品、烟酒糕点、茶叶、副食调料、大肉、水产等柜组，还附设了一个经营针头线脑、信封邮票、手纸香皂等生活必需品的日用百货部。在计划经济时代，人称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仅副食店就包揽了五件。特别是在上世纪的六十至九十年代里，大部分商品都是凭票凭证供应，副食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是须臾不可或缺。

    那时的副食店统归国营，所经营的食油、食盐、酱油、醋，麻酱、黄酱乃至白酒等，大都是用铁桶、大缸或是坛坛罐罐装盛。人们买东西多必须带着瓶子、饭碗、小搪瓷盆儿等容器。售货员出售商品则是个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细致活儿，必须会熟练使用各种计量规格的铁质或木质的提子（打酱油、醋及白酒），以及夹子（夹酱豆腐、臭豆腐及咸菜），或勺子（打芝麻酱、黄酱及韭菜花、辣椒糊）。唯独零售食油省点事，采用一种类似压水机式的自动售油器，将油从大铁桶里直接抽压到顾客自带的瓶子里。但食油遇低温会凝固，赶上滴水成冰的冬三月，售货员还要将油桶推到店里用于取暖的大号铸铁炉子旁，给油回温。

    儿时最得意的是拿着全家九口的购货证去买每人每月只供应一两的麻酱，因为能在回来路上偷吃两口还不会被妈妈发现。买回来后还要留意妈妈把麻酱放在哪儿，以便找机会再解解馋。

    那时二锅头白酒也兴零打，最便宜的才一毛三一两。但爸爸不喝酒，我只是闻过酒香，却不知酒辣。一天，正碰上胡同里的小伙伴杨三儿给他爸打酒从副食店里出来，“让我尝一口行吗？”我说。他很爽快地把酒瓶递过来。我一扬脖，咕咚一下，好像喝下去的是个大火球，顿时感觉浑身燥热，嗓子和胃里火辣辣的烧得慌，有生以来头一次领教了二锅头的厉害。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个小学生。记得一天下午在学习小组做完作业后，人称“小豆包”的组长古志奇，从他家抽屉里拿出十元钱说，“今天我请客，咱们逛副食店去”。一听这话，我和同组的其他三位同学都来了神儿。

    到了店里，“小豆包”没含糊，先买了五根小豆冰棍，五瓶北冰洋汽水。待吃喝完毕，又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带橡皮头的铅笔和一个练习本；最后还买了五把滋水枪。大家商量好，一会儿回去打水仗。可还没等走出店门，我们便被几个售货员叔叔给围住了：“说，你们这么小的孩子，哪来的钱，家住哪儿，把家里大人找来!”立马，我们全都吓蒙了。也难怪，十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够一个人的月生活费了。一小时后，“小豆包”的妈妈赶到了商店。结果可想而知，吃了喝了的，没法再吐出来，但滋水枪等都被退回了商店。

    槐柏树副食店里最吸引我，也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还是正对着商店西门的熟食豆制品柜台。那时，粉肠五毛钱一斤，豆腐丝四毛钱一斤。这两样儿都是我平时最爱吃的。

    平时，只要兜里有了零花钱，哪怕只有五分或是一毛，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槐柏树副食店，买上一两或二两粉肠或是豆腐丝，享受那绝佳的美味。

    为了换点零花钱，我把家里卖废品的差事包了，什么废铜烂铁、书本报纸、牙膏袋、玻璃瓶等等，攒点就去卖。有一次竟将蒸锅里的铝箅子当废品给卖了，害得妈妈蒸包子时抓了瞎。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曾看见房管所为我家修房子的一位瓦工师傅，中午一顿饭吃了一斤豆腐丝，暗自羡慕的同时，我就想，等我将来挣了钱……

    1970年春节，同院的管大哥结婚办喜事。那个年代限于经济条件，办喜事儿也就是在家里摆上几桌。鸡鱼肉蛋菜，烟酒糖糕（点）茶，除紧俏菜非要跑到西单菜市场去买以外，大部分在家门口的副食店就置齐了。而管大哥婚礼上用的烟酒，是集中了全院八户人家的购货证才办妥的。当时按证供应的香烟品牌有大前门、恒大、牡丹；白酒品牌有洋河、双沟、四特，且都是属于年货特供商品。

    婚礼在今天看来已成笑谈：管大哥时任一家半导体器件厂的工会主席。早晨九点多趁新娘子还未到，他挨家转了一圈发邀请：“一会儿十点钟，请大家到院子里，咱们一起早请示。”可巧，搞公安工作平时不常回来的王家大哥听罢，很认真地回道：“呦，我们全家早上刚请示过了。”尴尬中，管大哥只好实话实说，“那中午到我家喝杯喜酒去”。不多时，全院老少已齐聚院中, “今天是新郎新娘大喜的日子,首先让我们大家共同敬祝……”在司仪的主持下,“文革”时那一套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成了婚礼的开场白。

    仪式结束后，全院三十多口人，挤在新房里可就开了斋。由于人们肚子里缺油水，过年时按人头凭本供应的三两瓜子和半斤带壳花生，根本不够塞牙缝的。幸好副食店里已有议价的五香花生米，一元五角一斤，不限量供应，管大哥边招待大家，边照应着，不时的拿钱让同院兰家的小齐、小久去副食店买回花生米，前后三四趟，到中午喝喜酒前，十几斤花生米和几斤杂拌糖已被风卷残云般地消灭了。

    上世纪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市场供应短缺，购物排长队的现象屡见不鲜。副食店里来了豆腐要排队，来了带鱼要排队，甚至来了新鲜的黄瓜、豆角、莴笋等都要排队。槐柏树副食店的蔬菜柜组也因此从店内搬到了街上，并在几棵高大的古槐树下搭起了售菜大棚。

    菜棚子就在我家小院的南山墙外，每每听到喧闹声，便知一定是有菜运到，人们又排上队了。这时，邻居中不定是谁就会跑回院里报信：“来豆芽儿了”、“来扁豆了”……院里的人们闻声，便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迅速出动。一次，来了辆130小货卸下了不到半车莴笋，顿时被人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排队者不下百人，同院的兰大爷也在其中。但是当排到老人家时，就剩下细小的了，老人想从中挑几棵，又被制止。结果怄了一肚子气的老人提着一兜莴笋刚回到院里，便突发心梗，腿一软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几十年中，副食店最壮观的场面，当数冬储大白菜战役。每年的11 月初，一般是3日至15日，市运输公司的运菜车辆，会在夜间源源不断地从顺义、大兴等产地驶来。

    这时店里从书记、经理到全体员工就要齐上阵，挑灯夜战连轴转，这边卸车，那边码垛，整条槐柏树街和附近稍显宽绰的胡同里到处堆起了白菜的长城。那时零售大白菜分三级：一级三分五一斤，二级二分八一斤，三级二分钱一斤。人们为了能买上可心的要吃一冬的当家菜，夜里三四点钟便裹着大衣、棉袄在街口排起了长队。一直要排到早上九点，待开票登记交了钱，再在售货员的引导下，来到摆有地秤的菜垛旁，听候叫号约了菜，就可以往家搬了。

    在冬储大白菜上市的半个月里，各家各户的门前窗下，甚至院里的过道儿上，都晾着或堆起了白菜。这时，有经验的人家要是吃馅儿，就会去售菜点儿捡回那上好的菜叶，包饺子、烙馅饼、蒸大菜团子和包子，既节约又实惠，保准不会有人讥笑你。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在槐柏树拆迁前的两三年里，当冬储大白菜的日子再度到来时，肩扛车拉往家搬大白菜的盛况已难见到，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倒是另一番十分有趣的情景：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几人一组，蹬着或是拉着满载大白菜的三轮车、平板车，走街串巷边吆喝边挨家动员居民买菜。记得有一年，有关部门还专门就冬储大白菜，向市民发出了购买“爱国菜”的动员令。

    如今，超市、早市、便利店早已遍布社区，但那曾经陪伴人们走过几十年峥嵘岁月的家门口的副食店，以及大刘、小姜、冬玲、老马、杜书记、杨经理等店里众多员工辛勤劳作的身影，却在我心中留下难以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