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庆典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天安门广场尚未改造，广场两侧红墙依然存在，那时人们把天安门广场比喻成一架飞机，广场的旗杆以北是笔直的东西通道，这个通道恰似飞机的两个翅膀，旗杆以南被人们称为飞机肚子。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以后，这个飞机肚子被截成两部分，南半截成为纪念碑的建筑工地，北半截才是广场的一部分，东西红墙的外侧则分别是公安街和西皮市两条街巷。当年东西走向的马路尚未展宽，“飞机”翅膀两端的三座门也还没拆呢。

    就在这里，每逢国庆，就成为各族各界群众欢庆的海洋。

    早先，每逢五一和十一都有阅兵，后来五一劳动节只搞庆典，不搞阅兵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正在中学读书，先后以不同身份多次参加群众庆典，最难忘的就是参加国庆庆典。

    节日庆典集会一般规模都在50万人左右。参加庆典集会的群众分成两部分，少数人手持鲜花席地而坐，在广场内作为庆典集会的观众，绝大多数则是参加庆典游行队伍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先后参加过庆典游行方阵中的少先队方阵、学生方阵、体育方阵。

    按照惯例，每次庆典游行开始，首先通过天安门的是仪仗队，紧随其后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各个军兵种依次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与现在大家看过的阅兵不同，那时受阅兵种还有骑兵和探照灯部队，我们这些学生对骑兵最感兴趣，老百姓则管探照灯部队叫“打灯语的”。

    那时少先队员的队伍紧跟在解放军的后边，每次庆典受阅前，参加游行的各校少先队员都在公安部附近的墙外空场集中，而这里是观看庆典很不错的地方，不但能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受阅部队，还能近距离看清阅兵指挥首长，因为他们乘坐的两辆吉普车就在三座门东边会和，相互敬礼。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大认识这些首长，只记得他们口音都很重，说的是什么我们听不大明白，不过最后那句“请检阅”，还是听清了。

    每次参加庆典，一般来说我们这些少先队员的游行距离都比较短。相比之下，各界群众组成的庆典游行队伍规模就浩大多了，包括了机关、厂矿、学校、居民和农民等各类人群。

    那时，走在天安门前的群众队伍共分十路纵队，五路来自长安街以南，还有五路来自长安街以北。北边的五路纵队分别从南池子南口、南河沿南口、王府井南口和东单北大街南口等几个路口汇入东长安街；南边的五路纵队分别来自正义路、台基厂和崇内大街等处。

    正式开会以前，各单位的队伍一律列队步行到集合地点，群众庆典队伍虽不像部队要求那样严格，但是也有许多明文规定，如不能带挎包、不能带照相机、望远镜、雨伞。到了天安门不得停留，必须保持正常速度前行。其实，群众庆典队伍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速度必然放慢，因为大家边走边喊口号，同时还争相辨认天安门城楼上的首长。

    庆典队伍过了天安门后，一般再分段向南北疏散，疏散的路口向北依次是南长街、府右街、西单北大街、沟沿和顺城街，向南疏散的路口则分别是石碑胡同、北新华街、六部口、西单等等。

    当年我在交道口上学，参加庆典时在东单北等候，最后在顺城街疏散。学校有支庞大的鼓号队，队员们一路上吹奏，十分辛苦，但是没人叫苦，晚上照样精神抖擞地去天安门狂欢。

    记得那时逢庆典清晨集合时，天气也是挺凉的，因此每个学校在对女同学着装规定时，都允许女同学穿裙子时可以再穿长裤子，只是到达天安门前必须将长裤子再卷起来。

    参加庆典中遇雨也不止一两次，但每次庆典队伍都是热情不减，仍然情绪高涨，无人掉队。只是每次遇雨，返校后老师给同学们准备姜糖水。

    中学时体育方阵我就参加过两次。那时，体育方阵要求男生个儿高都要在1米72以上，而且参加庆典前要经过长时间、多场次的训练，节前的天安门预演往往也要搞两次，有一次还发了一身庆典服装，上衣是短袖棉毛圆领衫，下身是白短裤。体育大军从练队伊始，要求到天安门前一律正步走，并且向右看冲着天安门行注目礼，但难度太大，很难走齐。后来指导教官建议，体育大军走到天安门前只改正步走，不再行注目礼了，这样走起来整齐多了。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在体育大军最后一个方阵的最后一排，体育大军后边就是文艺大军。我们当时都在东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门前休息，文艺大军的领队是三个人，中间的一位是戴眼镜的老先生，腿脚好像不太好，周围的同学都猜这位是老舍先生，因为当年老舍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但当时竟没有一个同学敢离队去打听一下，这最终成为我多年参加庆典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