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西大街 冯恕首创京师华商电灯公司

　　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总厂全景 
 
 
　　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修造厂工作室
 

    小时候,我住在中轴线北长街的姥爷冯大生家。家中大四合院的东墙外就是波光粼粼的故宫筒子河。闲暇，舅舅们常带我自北向南沿中轴线游玩，伴着一路的娓娓道来，方知我的曾外祖父曾在地安门东的铁狮子胡同任过清末海军的高官；现今前门西的供电局曾是他当年首创“京师华商”的旧址；至今故宫和台北故宫还收藏着冯家捐赠的大批珍稀文物；京城著名的大栅栏“张一元”茶店及西四的“同和居”饭庄等均为老爷子题的牌匾。据家谱记载，我的曾外祖父姓冯、名恕，字公度，号华农，1867年生，祖籍浙江慈溪。

    地安门东大街清海军部的一品翰林

    早年中轴线地安门东的铁狮子胡同曾为清末海军衙门。1909年，摄政王载沣掌权后自封陆海军大元帅，同时任命其弟载洵和海军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并负责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

    我的曾外祖父勤奋好学，清光绪年考取进士，后在载洵麾下历任清海军部的参事、海军部军事司司长、海军协都统等要职。清末，被封为官职一品的翰林。

    据说，年轻志盛的载洵甫一上任，即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海军七年发展计划：计划在整顿原北、南洋舰队旧有的各式兵舰战船基础上，先用五年时间，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艘、各种兵舰轮10艘，编制第一、二、三各队水雷艇；后用两年时间编定北、南洋及闽省等各洋舰队，成立各洋军港和船坞，设立海军大学等。

    当年的8月13日，清廷批准了载洵的这一计划。

    为考察和购买洋战舰，当年9月，我的曾外祖父还风光地随载洵乘船出访了意、奥、德、美、英、法、匈、俄八国，至1910年1月，一行人才由俄国的西伯利亚取道改乘火车回国。

    在前门西顺城街开办“华商”电灯公司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独霸北京的电业，时任候补同知的曾外祖父冯恕为振兴民族电业，特以“挽中国之利权，杜外人之觊觎”为宗旨，向清记名御史、刑部员外郎史履晋（侯康、河北乐亭人），御史蒋式惺（性甫、河北玉田人）发出倡议，后三人开始在河北各县募集股金，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向清廷呈文，奏请批准成立“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商部批准了呈文。“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遂于翌年成立。史履晋、蒋式惺、冯恕即为“华商”首任董事会的总办。后冯陆续任公司的协理、总理。

    当年的“华商”可谓中国最早的民族电业，因其不收官银一股，不借外债一文，起家的450万股本总额统为国人集资。所以官府不好介入，外国人更无从染指。列强们蚕食鲸吞“华商”的野心纷纷落空，不甘心，便百般阻挠本国的商人向中国出口电力设备和提供技术人才。

    面对重重困难，恒心已定的史、蒋、冯最终一一应对克服，并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址）辟建了“华商”的电厂，装有锅炉8座、气机5座、透平机2座、发电机7座，当年十月初十正式发电，发电量达7000千瓦。

    民国九年（1920年)，“华商”又在石景山增设电厂，陆续安装锅炉12座、透平机3座、发电机3座、发电量共达17000千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华商”又扩建了青龙桥变电厂，并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供电。

    为了培养本国的电力人才，民国十年（1921年)。“华商”在司法部街开办了电气学校，史履晋、蒋式惺、冯恕为校董，邓子安为校长。

    自1906年至1938年，“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其间，为发展我国的民族电业、培养电力人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冯老爷子在创办“华商”中，既是发起和倡议人；又是出资和具体的操办人，作用可见一斑。

    中轴线老字号“无匾不恕”

    曾外祖父一生热爱并收藏文物。如生前收藏的秦穆公敦、克鼎、虢季子白盘等一百四十多件青铜器，早托人寄存在故宫博物院。

    民国年间，被誉为华夏瑰宝的陕西岐山珍稀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落入清两广总督端方之手。端家因吸食鸦片落败，企图以五万元将毛公鼎卖给日、美奸商。为防国宝流失，关键时刻，冯老爷子与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及爱国人士郑洪年等断然变卖家产，多方筹措五万元抢先将国宝买下。1946年，毛公鼎上交中华民国政府；现今安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成为该院的镇馆之宝。

    1948年，曾外祖父逝世后，姥爷冯大生与其弟冯大可、冯大申及舅舅们遵照他的遗嘱，不仅将上述青铜器交由故宫博物院收存保管，同时还将家中收藏的古玉、石屏、金文砚及周公旦赤刀和召公奭的发箍等一百四十七件珍品；《四部丛刊》、《佩文韵府》、《二十四史》及自编的《冯氏金文研谱》等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册藏书一并上交国家。

    1950年3月21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西林特向冯家颁发褒奖状。内称：“河北省大兴县冯大生、冯大可、冯大申、冯克柔、冯徽之、冯德符、冯士行先生等，秉先人冯公度先生遗志，将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砚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图书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册，捐献人民政府，化私为公，殊堪嘉尚，特此褒扬，此状。”

    说到保护文物，我也做过一点“贡献”。“文革”期间，姥爷所住的北长街四合院频繁被“破四旧”的红卫兵光顾。见他寝食不安，当时在北京二中上初三的我，便约来几个“发小”，佯装红卫兵抄家，抢先帮姥爷将家中有价值的文物收敛打包，后用三轮车驮着送交故宫。当年淘气的我，趁姥爷与门卫交涉的当口，从三轮车的文物堆里，抽出一个德国产的黄铜外壳“康蔡司”单筒抽拉杆的望远镜，悄悄掖在怀里带回了自己所住的内外部街11号院。以后，小伙们但凡攀房、爬假山就轮番用这把独筒子望远镜四下偷窥。以致这组鲜活的镜头，还被后来乔迁此院的姜文拍摄到了他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曾外祖父酷爱金文石刻，1921年至1927年，他曾取自光绪皇帝赐的“蕴真惬意”御匾中的“蕴真”二字亲自主持；并请陕西著名雕刻家郭希安操刀，后刻成私家刻石“蕴真堂”石刻。镶嵌在冯家祠堂东庑墙上。1927年至1929年，他又陆续将多年收藏的钟、鼎、鬲、甗、敦、彝、簠、簋、盉、尊、壶、卣、罍、盘、匜、锜、釜、区、鋘、卢等135件青铜器上的8629个铭文和本人的鉴赏考证，分别刻在132方，大小形状各异的歙砚、端砚上，并于1930年编成《冯氏金文研谱》。

    曾外祖父一生酷爱书法，尤其对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字颇有研究，同时还擅写对联、中堂和墓志铭。昔日京城中轴线的老字号曾一度流传“无匾不恕”，意思是说冯老爷子曾为京城不少的老字号店堂门脸题过牌匾。其中最令其满意的当属大栅栏的“张一元”茶庄和西四“同和居”饭庄的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