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南北我的家

    光绪十九年，爷爷奶奶来到北京，在齐化门（朝阳门）外租房安了家，父亲等兄弟姐妹六人也出生在此。以后几十年，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相继成家，无论或娶或嫁，都没离开过东城。到我这辈儿，家也搬来搬去，京城东西南北住个遍。想着这几十年我家的变迁，每一次都与国家的繁荣发展紧相随，既偶然又必然。一个小家的变化，折射了“大家”的腾飞。

    东

    父亲自少年起便随爷爷做小生意，生活艰辛。从我记事起，一家人跟着父亲一共搬了七次家，毫无例外，从没离开东城，因此我打小就有东城情结。

    当年我家东临智化寺，西边是储存明清两代京官俸米的禄米仓。一个小四合院里的两间北屋，二十平方米住着奶奶、父母，还有我和弟弟，三代五口，其乐融融。

    1963年11月24日，奶奶八十岁大寿，这一天我成了亲。父母为了我结婚，自己在改建的门道里栖身。弟弟则在学校住宿，周末回家也挤在这间门道里。一米五宽的门道要睡三口人，只能侧着身子睡。弟弟开玩笑说：“夜里想要翻下身，得由爸爸喊个口令一齐翻才行。”

    父母和弟弟这样委屈着自己，我和妻子心中十分不忍，终于在多次劝说下，父母才同意我们去住门道。这里连张双人床也放不下。拆下的两扇门板下边支上板凳，便是我们的婚床。

    紧挨着屋门装个蜂窝煤炉，人躺下之后火炉距离头顶不足一尺，立上一块铁板才能保护枕头不会碰到炉台上。夏天，空间狭小闷热难当无法入眠。我们俩人商量每人扇一百下扇子然后睡觉，当然是我先扇，等我数着数扇够了一百下时，再一看，她已经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生命不因狭窄而静止，我们的两个儿子相继出生了！四世同堂为这个家庭注入了巨大的欢乐，每天笑声盈门。

    伴随弟弟的成年和孩子们的长大，住房愈加拥挤，找到房管所，得到答复是：北京住房困难的标准是人均低于2平方米！天啊，我们八口住的24.5平方米，非但不属于困难户，还多出了八平方米半！爷爷在世时对妈妈说的话，妈也用来宽慰我俩：“儿啊，宁要心宽不要屋宽！”

    一家人因陋就简、安之若素、相互体谅，和和美美生活在这狭窄的空间里。

    孩子没有写作业的地方，缝纫机上一尺见方的面板便是儿子的书桌。光线不好，小儿子二年级就早早戴上了近视镜。四十几年过去了，这架缝纫机依然保存着，在左侧的面板上依稀可辨出儿子儿时的笔迹。

    1976年唐山大地震，单位发油毡木料，家家盖防震棚，天无绝人之路，一家的住房困难竟然借此有了转机。先是在局机关院子里盖大地震棚，后来大伯家又在他家院子里为我们腾出了块地儿，弟弟盖起了能过冬的防震棚——木条作龙骨，里外两面糊上牛皮纸保温，还糊了带卷窗的风斗，门口挂上棉帘子，地面铺上砖，生起火炉，前半宿盖上被子还有些热呢。多亏这样一间防震棚，暂时缓解了我们的住房困境。

    又过了两年，弟弟结婚，弟妹家在前门外解决了住房。我婚后无房，局里也分配了宿舍——1978年11月24日，我结婚15周年的日子，永生难忘。

    这一天我们搬家了，全部的家当时只装了少半卡车。我坐在槽帮里，车开动了，一抬头，猛然看到九十五岁的老奶奶在初冬的寒风中伫立着，双手拄在拐杖上，稀疏的白发被风吹乱。我忍不住心酸：“再见了我的奶奶，再见了父母，再见了东城，我的家！”

    西

    单位给我们新分的宿舍在西城三里河，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居民楼，一套三室，我们住其中十八平方米的一间，厨房厕所两户合用，还另有洗漱间。

    蜗居久了，当时搬家心切，只听房管员介绍了一下，连房子都没看就定了下来，简单的扫了扫房就入住了。刚刚从那么狭窄的空间来到这里，感觉身心都特别的舒畅！

    搬到这里，两个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睡觉的单人床。放了学坐在自己的床上，把作业在两床之间的餐桌上摊开，终于能够坐正了身子舒展开双臂写作业了。

    那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各行各业欣欣向荣，人们的心情倍感舒畅。每天下班从楼下的菜市场提上菜来，推开厨房的窗子准备做饭时，随风飘进李光羲的祝酒歌：“美酒飘香歌声扬……”不由得深深吸一口气，是啊，生活多么的美好啊！

    这时我在单位已经是业务骨干。西城三里河距离我们俩上班的单位很近，坐车不用换车，骑车只要十多分钟。我经常在晚饭后骑车到局里去加班，总想多做些事儿，几乎年年评先进。我参加的两个项目还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奖，在这期间我也入了党。

    三里河附近有几家俱乐部和电影院，那个年代多是赠票和单位发票，遇有看电影的机会，全家就像赶场一样，快快做饭快快吃，连跑带颠的去看电影，紧张且快乐着。电影散场回家走的路上，两个儿子边跑边跳边唱着《三笑》的插曲：“一笑再笑连三笑啊，唐伯虎的灵魂上九霄……”

    1982年，大儿子要参加高考了，真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这时单位在宣武区盖的新宿舍开始分配了，我分到了一套两居室。1982年的3月31日，我们结束了在西城三年多的快乐生活，带着满满一大卡车家当搬出了三里河。    

    南

    新家在宣武区半步桥，新建的两栋六层楼，楼上楼下都是单位里的老同事，白天大家一个单位工作，晚上相互串门聊聊天，有困难找到谁都能帮个忙。

    半步桥的新居在六层，采光通风都好。室内四白落地，满屋都是新鲜的水泥和油漆味，又是第一次有了自家独用的厨房和卫生间，依我们的眼光来看已经是非常棒了，擦擦玻璃擦擦地就搬家了。

    这次迁居就是为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独立的空间，搬进来什么都不整理，先为他们摆上写字台，支起画架，布置好学习的环境。搬家那天，小哥俩早晨还是从西城出门去上学，晚上回来就是南城的家了。

    在这个新环境中，几年之间，哥俩先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的工资不多。虽然那时的教育费用并不高，但是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大学，也常常令我们捉襟见肘。没有办法，只能是我们俩本不奢侈的生活再进一步节俭，吃饭不去食堂，天天带饭，不添衣服，上下班只穿工作服。即使这样，为孩子提供的物质条件也是非常可怜。记得大儿子被外语学院录取后，我骑着自行车驮着行李送他去报到，很多同学都拎着箱子，而他只有个铺盖卷，褥子上还满是补丁。

    在南城住了十年，孩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直至参加工作。这期间他们的老祖宗也去世了，终年九十七岁。随着孩子一年年长大，妻子的身体也因劳碌渐渐地显现了问题，体力大不如前，半步桥的六层楼是爬不动了。也许是因为离东城父母家远的缘故，我也老觉得这里不是我们的最终住所。

    随着同一栋楼住的老同事相继搬离，在1992年除夕的前一天，我们也租了两辆搬家公司的卡车，从半步桥搬走了。

    北

    单位照顾到妻子的身体，为我们调换到北三环的西坝河。新盖的三座塔楼立在路边，色调深浅有致，在阳光下分外显眼。

    搬到这里，上下楼有了电梯，住的三居室还另外有门厅和储藏室，南有阳台北有晾台，厨卫俱全。我们兴奋地给新家贴了壁纸铺了地砖，每屋选装了不同风格的吸顶灯，门和厅之间还做了个木格栅，上面挂满了绿藤。住房，除了实用的功能之外，第一次注意到了舒适和美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三环路，马路不宽路面不平，还没有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没有隔离带和护栏。我们搬来一年，一条全封闭全立交的高等级城市环路建成了，门前的公交车一下多了，商业服务业设施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沿途绿树成行，鲜花常开，草坪如茵。

    也是在这会儿，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从那时起，我也进入了参加工作以来最为繁忙也是心情最愉快的时期。这期间两个儿子先后结婚，同一年相隔四十一天，父母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又过了一年，我的两个孙子相继诞生了。

    不知不觉间，我们老两口步入老年，妻子的身体每况愈下。繁忙之余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妻子除了自己工作外，还要侍奉奶奶、孝敬父母、支持我的工作，培养儿子，照顾孙子。从结婚时住门道开始，随我四处搬家轮回了东西南北城，无怨无悔。2007年，我把住的这套房卖掉，换了套马路对面的公寓，想让妻子也住上宽敞的房子。

    看房那天，妻子还在住院，我开着车把她从医院接出来，她在几个户型中选了自己满意的一套。待一切收拾就绪准备搬家时，我得意地把她带到新居。她从挂着水晶吊灯的餐厅走到客厅，穿过推拉门来到两米宽七米多长豁亮的阳台，透过淡绿色的落地窗，院内姹紫嫣红的花园尽收眼底。

    我不声响地跟着她，看着她拉开柜门看看，拧下水龙头试试，我非常了解她此时的心情。在客卧门口，我告诉她：“这间将是你的琴房，钢琴就放在墙对面。琴房外又是个阳台可以养花，透过阳台的窗户，可以看到楼下的竹林和甬路。”

    看过新家，妻子感叹：“做梦也没有梦见过能有这么好的家呀！”“是啊，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怎么能凭空梦出来呢？”我也感慨道。说着走到了门口的玄关，“你看，这玄关就已和你我当年结婚的新房一样大啦！”我转身看到从无哀怨的她，已是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