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老北京人所称的“鬼市”,一般指破烂旧货买卖,五更掌灯天亮即散。其实京城菜市,从清初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也俗称“鬼市”。郊区菜农半夜进城卖菜,城里的私人菜行两三点钟就开门迎客,天一亮鲜菜就送进了大户人家的宅院。 蔬菜成了“国家二类物资” 1955年,北京蔬菜旺季造成大量积压腐烂。1956年8月,雨涝成灾,蔬菜减产,市场无菜,菜价猛涨。于是1957年,按照粮油统购统销的做法,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把蔬菜列为国家二类物资,由统购包销转为统购统销,同时取缔自由市场,不准机关、企业、院校等单位以及菜贩直接去农村收购蔬菜;中央指示,大城市蔬菜“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划片包干,保证自给,必要时争取外地支援”。 1958年,北京开始凭“居民购物证”登记供应蔬菜,三天供一次,每人供菜1斤,但做起来很难讨好。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和1961年上级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可是,瓜菜哪里够代的?曾经按居民正式户口和机关食堂入伙人数,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菜。供应不足,还要以“黄豆嘴”(发芽的黄豆)补齐,或以黄豆代替:2斤黄豆折合5斤黄豆嘴。那年头,黄豆是营养品,成了医院为浮肿病人开的“浮肿药”、特殊指标供应的补助食品。 1960年,北京纺织局一名普通干部因为对人民公社大食堂提出自己的看法,被打成右倾,下放到北小营参加劳动,户口也得迁过去。过了5个月,调回机关,两口子都成了单位集体户口,没有购菜本。1961年要过春节了,去西单菜市场买菜,可是人家不卖给他,说是不供应没有购菜本的住户。无奈的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我只好克服没有蔬菜吃的困难,欢度这个春节。”过完节,还得专程去北小营取自己的蔬菜供应指标。 上世纪70年代,“冬贮大白菜”的运输、销售好似打一场“人民战争”。专门成立会战指挥部,各级领导齐动员,上上下下都参加,各行各业来支援,除西单菜市场等大型商场,一般商店都在门前搭起棚来卖菜,一时间满街都是大白菜。很多人还主动当义工去帮忙。 文艺工作者沈蓉曾回忆,有一天一位陌生人来楼里看房子。对门的“叶师傅”是大大有名的叶子龙,他认得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秘书,估计可能是他要搬来。可是,后来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真是令人奇怪,老夫妇是何许人也?居然由市领导的秘书来看房子。这家人住了不久,老爷子就到附近的副食店去打义工,开始时还不拿钱,只是尽义务,到后来才拿点“补差”。 最后还是神通广大的“叶师傅”解开了谜团,他说:那老两口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老爷子原来在铁路上工作,劳动惯了待不住,就到副食店去帮忙搬运蔬菜。 忙好几天每人挣19元 大白菜,一季生产,半年食用,曾经是北京乃至广大北方地区冬春两季的当家菜,同时也是许多集体农民换得现钞的大宗收成。大白菜上市,数量大、时间短、气温多变,必须快购快销,让农民少受损失;快销快存,让千家万户吃得放心。 1982年,北京的副食店10月底就传达:大白菜全市9亿斤,西城区约1.3亿斤,居民6300万斤、机关2200万斤、市销900万斤、贮存600万斤……居民比去年多300万斤,一级菜每人20斤……忙不过来时,家属和子女都可以来做临时工。 全市大白菜供应从11月1日开始,每斤一级菜2分9厘、二级菜2分3厘、三级菜1分6厘、四级菜7厘……朝鲜族,定量外每户多供200斤至300斤。11月6日上菜高峰,11月8日市冬贮菜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通知气温要急剧降至零下4摄氏度、刮5至6级大风……立即紧急行动,快供快销。一直忙活到12日算是“冬贮大白菜”战役结束。 那几天,月坛北街副食商店29名员工,为冬贮大白菜发放的夜餐费、停休费和加班费562.70元,平均每人19.40元;发放销售冬贮大白菜的奖金299.93元。最高14.20元,平均10.34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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