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三条里幼儿园

    从妙应寺西侧的宫门口西岔入，左转右拐两道弯便是我幼时的横三条幼儿园。从诞下56天进入幼儿园的哺乳班起，至1976年毕业离别此地，其间，短暂的日托后转为整托，自哺乳班、小班、中班直至升入大班，我一直是这个幼儿园里的“老人儿”。

    当年进入幼儿园大门，右边是卫生室，对这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南房，我印象极深。白天不开灯时黑黢黢的，里面摆放着针头针管药瓶纱布，有点吓人。谁有个头疼脑热不舒服，需要吃个药片，灌个汤药，甚至打个针，都会被卫生老师“强行”带去。到了那里，任你“百般抵抗”还是“苦苦哀求”，都无济于事，所以那间小屋时常传出“撕心裂肺”的啼哭声，出来后个个泣涕涟涟，因此没有人不“痛恨”那个黑黑瘦瘦的费老师的。但当我们痊愈时看见她时，却又兴奋地“费老师、费老师”地喊个不停。此刻，平时板着面孔的费老师开怀大笑。

    幼儿园的东面是两个篮球场大小的长方形庭院，在庭院的北边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游乐场，转椅、滑楼梯、跷跷板这三个一般孩子只在公园见到的家伙，在这儿日日陪伴我们。

    转椅无疑是男孩子的天地。这里早先常被大班的几个“壮汉”把持，令大家排队“上车”，然后发给汽车站捡拾的废旧票根。谁要是赶上贰角钱以上的长途票根，像是中了彩票且能乐和一阵子呢。满员后，他们即刻发动转椅，悠起来后逐渐加速，嘴里嘟嘟囔囔地配着音效。到站后，票根自然是要收回的。

    不过有一次他们可捅了篓子。那天他们玩得兴起，飙起了车，拼命地转个不停。转椅上的孩子们享受着兜风的感觉，也是大呼小叫跟着配合。下来后，个个天旋地转，有人还呕吐起来。接到“报案”后，老师一举打掉了这个“作案小团伙”。这事我记得清楚，因为我是事主之一。

    比转椅更热闹的地方是滑楼梯。大家用稚嫩的双手扶着栏舷，小脚丫噗噗地拾级而上。到了楼顶，神气地张望一番，然后一个出溜，火候掌握不好的便一个屁蹲儿砸在地上，引得一片欢声笑语。时间久了熟能生巧，便鼓捣出了花样——有两人抱在一起的温馨浪漫双人滑；有平躺着的搞笑冰棍滑；还有伏在滑面上似壁虎般的自我摧残滑……当然，常有性急的小朋友导致“追尾”，所以楼梯下通常会有老师专门看护。雨后的滑楼梯，却呈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景象，楼梯楼顶挤满了小朋友，望着湿漉漉的滑面，只有眼巴巴的份了。

    滑楼梯还有其他的妙用。那时，我们热衷于玩打仗的游戏，滑楼梯就客串成我们最重要的道具——炮楼，不可或缺的还有各式各样的武器——大部分是廉价的橡胶制的手枪模子；还有斜背身上颇为神气的能弹出个塑料塞子的木身铁管玩具枪；还有能从枪口压上一根塑料棍儿子弹的黑色塑料左轮；更高级的就是铁皮盒子炮；那顶级的当数弹夹里能压上几发子弹的黑漆铁皮的撸子手枪。这种撸子手枪把外壳一卸，里面冷冷的硬金属枪胆更有味道。凡持此枪的孩子，总司令、军长等职非他莫属，接下来他会进入角色看枪下菜碟儿——拿橡胶枪的多半沦为鬼子，扛步枪的是八路，左轮手枪是伪旅长的标志，握盒子炮的封为游击队长……

    打仗的游戏规则很简单，一拨儿扮鬼子据守在炮楼上，一拨儿扮八路军，从楼梯和滑面强攻。大家的神情语气都模仿《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等当年的经典大片，印象最深的是“军长”的扮相——左右肩交叉斜挎硬壳枪套和毛主席语录，帽子正中别着毛主席纪念章……不过好景不长，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的游乐项目没进行两次，就被园长勒令下马了，原因是危险系数太大。

    幼儿园庭院东侧居中有间浴室，也就能容六七个孩子，到了夏季每周定期集体淋浴。大家门外排队，一次进去一拨。老师穿着白色背心，三分钟连揉带冲秃噜一位。虽说不慢，可架不住僧多粥少，待全洗完后，老师也早让汗水洗了多少遍了。

    庭院紧北头即毗邻游乐场的大南房是我们的教室兼寝室。打我记事起就在此生活学习，逐级升班。清晨，老师柔声唤醒我们，替我们把被褥整理好，然后将一张张活动床板立起贴到墙上，用插销噼噼啪啪固定住。于是寝室顷刻变教室，空间骤然开阔。我们洗漱完毕，围在小桌前，静候早餐的光临。天儿暖和的时候，我们还有幸到西后院的藤蔓下，捧着盛满米粥的小铁碗，享受惬意的露天早餐呢。

    平素上课基本上是体育课穿插文化课，而升至大班时演变成文化课穿插体育课了。文化课的内容是看小人书、猜谜语、讲故事、背童谣、画水果画动物等；体育课则是室内做老鹰捉小鸡、击鼓传花、玩冰棍棍儿、拔杨根儿、翻绳儿等游戏。

    那时有首大家常挂嘴边的童谣是——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还有首做游戏时相匹配的耳熟能详的著名童谣——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个小尾巴尾巴鱼……

    那拔杨根儿，就是逢秋天时把杨树叶去叶留柄，有人还要把柄塞到鞋里沤一沤，增加韧性。至于玩翻绳儿，男生绝非女生的个儿，一根玻璃绳在她们手上变换出许多花样，几人接替找交叉部位撑住并把绳子接过来，在谁手里散了编不成花花就输了。

    当年我们最爱上吴老师的课了，她是无所不会的全能老师，只要和我们在一起时就不停地笑。那时她也就二十岁，圆脸大眼，梳两个抓鬏，总是穿双黑绒面的系带布鞋。

    有时在教室憋久了，有人会借故溜号，理由无非是上厕所。经常是一个人有了要求，其他孩子也附和，老师当然能识破我们的小诡计，可这事有时真假难辨，老师常皱眉头。我们会拿出软磨硬泡的本领，招牌动作是右手伸直要纸，左手捂着小屁股，嘴里吭吭唧唧，那潜台词分明是——马上就出来了，您看着办……

    偶尔在风和日丽时班上也开展户外运动，全班同学牵着根绳子到园外采风。最奢侈的莫过于环游白塔寺了，途中大家彼此热烈交流，互相指认自家的街巷院落。而对于我这种不常见市面的整托孩子，新奇兴奋的感觉颇似初入大观园的刘姥姥。

    迫近傍晚，随着日托的孩子让家长陆续接走，沸水般的幼儿园渐渐冷却成了“凉白开”。晚饭后，我们这些有家不能归的孩子，可以悠闲地在园里散步消食，坐在空荡荡的转椅上开个小会，倚在滑楼梯上欣赏暮色思念家乡，然后鼻子一酸，刺溜滑了下来。

    饭后养生结束后就到了比试内功的时刻。我们端坐在小木椅上，双手背后，表情紧张僵硬，不敢出声，内心焦急地盼望被老师点名，好可以到后院的西屋看电视。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寻常家庭还没电视机呢，能有幸天天看电视，这对我们留守儿童也是个安慰。

    我在园里是出名的淘气包，气得老师把我的大名谐音成 “杨淘”。平时得的印象分太低，此时任你如何表现也捞不到高分，所以我常常要挨到最后的“大拨轰”。不过也有例外，那时电视台有节目预告，我暗记周二要播《平原游击队》，可周二休息的父亲通常是周三早上送我回去，于是我一反常态央告父亲提前送我。受益于父亲在老师面前的美言，我那回首次刚挺直腰板落座便被点了名。

    俯仰之间，幼儿园时光已浓缩成我人生中记忆坐标的原点。1984年我作为高一新生到帝王庙里的一五九中学报到时，竟然还碰到了幼儿园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