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需要伟大的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自己的气质品格。北京精神的提炼与推广体现了首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身先表率，体现了首都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文化影响力的自觉自信。“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是北京历史发展与社会演进中凝结成的精神财富总和，历史的凝炼与文化的积淀形成北京文明古都、首善之区的内在气质。理解北京精神应当首先抓住北京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而北京的厚重历史与辉煌今天，被北京地方志等文献生动翔实的保留下来。因此，弘扬北京历史文化也要充分利用地方志书等文献资料，提升地方志这一基础文化工程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影响。
一、地方志是传承与弘扬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就如同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编修地方志书作为中央和各级政府“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职能而不断传承和发展至今。北京作为世界上的著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历朝历代都编纂的史志文献大量记录了北京历史上的政治、地理、人物、风俗面貌，修成的史志文献种类繁多、琳琅满目。隋代的《幽州图经》和《幽都记》被看作是北京最早的志书文献，但在北京文史资料发展史中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应属元代，以熊梦祥著《析津志》为代表。《析津志》不仅记录了元代北京地区城池街市、朝堂公宇、古迹、河闸桥梁等事物景观，也记述了当时贤人名官、风俗节日等人文风俗、社会生活的大量信息，保存了大量元代以及元代以前的北京地区珍贵生动的文献资料。自元代至清代是北京地方志不断壮大快速发展时期，其编纂体例逐渐完备，资料价值进一步提高，明代编纂了永乐与万历两部《顺天府志》，清代修有康熙年间的《顺天府志》以及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的北京地方志书集大成之作《（光绪）顺天府志》。其他代表志书还包括明代《帝京景物略》、清代《日下旧闻考》与《天府广记》几部，对北京的历史、地理、人文、景观情况做了充分记述。明清两代还编纂了数十部州志、县志和专志；民国时日伪政府组织编写了《北京市志稿》。总体算来，自元代至民国，流传保存至今的旧志总共近百种，约一千余卷。
社会主义新编北京志开始于1958年，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色彩，也是因为“阶级斗争”而夭折，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地方志的编修工作铺平了道路。1988年，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发布了首个地方志工作规划纲要。北京地区几千年来官修志书这一传统文化工程得以接续传承下来。在经历百废待兴的工作起步阶段，篇目由1989年的24卷、119部分志调整到1998年的35卷172部分志，通过二十三年的编修实践，新编北京志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截至2010年，《北京志》一轮规划154部分志已出版120部，18个区县志全部出版，总字数已近一亿字，远远超过了北京历史上志书编修的总和。与此同时，北京地区新编修的特色志书、部门志、行业志及专业志，也像雨后春笋般的大量涌现，《北京胡同志》、《北京古镇图志》、《北京古镇图志》等一系列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都市风采的特色志书，逐渐走出一条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凝聚北京历史文化特色的修志道路。
二、地方志浓厚的乡土情感是爱国精神的基础。
爱国精神是北京城市精神最深刻、最显著的特征，是北京始终心系民族命运、胸怀国家发展、勇担时代使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说到民族和国家，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古代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与价值追求可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内圣外王的个人发展模式潜移默化着士族和民众对 “家”和“家乡”所负有的感情与责任。中国古代精英分子在实现远大人生抱负的同时，在内心深处也从未停止着对生之养之的山川河流与地风民俗的亲近与热爱。这种与生俱来的家园情感随着中华文明演进而逐渐凝聚成民族的典型性格，即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衣锦还乡”、“告老还乡”、“鸟死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思乡情节，这种民族情节牵引着四方游子最终回到故国家园，家乡便成为春蚕至死、落叶归根的终点和归宿。所以，热爱民族与国家的前提必然是对家园和乡土的深厚感情。
以记述北京地理、历史、人文、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北京各种地方志，从其产生源头就孕育着深厚的乡土情感和爱国思想。随着北京地方志的编纂渐臻成熟，大量真实鲜活的爱国英雄人物和激发爱国感情的悲难事件在志书中被翔实的记载下来。如《（雍正）密云县志》在“忠义”章节对守边驻防的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做了详细记录。《（民国）通县志稿》中《通县庚子殉难记》一篇，详细记载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途径通县，残忍屠杀了1178名普通百姓，对殉难者姓名、年龄、殉难地点、殉难情况等都逐一记录在册。这篇材料是目前北京市乃至全国发现的，记录八国联军侵华并发下滔天罪行的最翔实充分的记录。《通县辛亥革命始末记》一篇详细记述了王治增等七位烈士开展革命活动，串联发动起义，最后因叛徒告密而全部英勇就义的悲壮事迹。这些殉难者和事迹在今天读来仍使人悲愤激昂，因为当后人读到志书中这些材料时，详细的细节、熟悉的场景会对人心底产生最直接而强烈的感性触动，对这些事迹和人物的崇敬缅怀之情将会是民众爱国思想的情感渊薮。家乡人读家乡书，家乡人讲家乡事，能格外激发一种守家卫国的强烈感情，这往往是其他一般书籍教材所难以达到的教育效果。
爱国精神不仅是对祖国怀有的眷恋情感，还是自强御侮、振邦兴国的实际行动。地方志不单是静止的文献资料，也是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手段和生动教材。以清末民国初年，北京等地编纂大量地方志性质的乡土教材尤为典型。近代随着国势衰微和西学东渐思潮的传播，清代末年的传统教育受到西方教育理念和学科体制的影响，包括北京在内的地方本土观念和乡土认同也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为了保住“祖宗之法”，穷则思变的清政府废科举、立学部、兴学堂，参考欧洲并借鉴了日本的乡土教育模式，于 1905年颁布了《乡土志例目》。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一时之间掀起一股乡土志书编纂热潮，大量地方志性质的乡土教材应用而生。这些志书吸收了传统地方志的编纂体例和记述内容，也创立了官方按地方志体例编制青少年乡土教材的先例。
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深入推进，地方志事业与教育等相关部门的联合工作力度在不断加强，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程度在不断深化，北京市许多区县以编制了以地方志书为蓝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北京方志馆在筹划阶段就将青少年爱国教育作为未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后来进而将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到方志馆“三个中心 一个基地”的功能定位之中。2010年市委、市政府联合印发北京市第三个地方志工作十年规划纲要，明确要求使“北京市方志馆成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地方志教材的引入和方志馆为代表的地情教育、爱国教育课堂，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上对“两免一补”等教育政策进行丰富和有益充实。
三、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历史和人物真实体现了北京精神。
历史不仅赋予了北京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也培育了北京厚德的精神品质。“君子以厚德载物”体现千百年来植根于历史文化传承的价值理念，循循善诱，教化后人始终是地方志产生和发展的实践需求。刘知畿在《史通•杂述》中指出：“郡书（地方志）多记郡国乡邦先贤耆旧节行，用以叙旧劝善，流传久远”；章学诚也曾言道：“史志之书，有裨风教，原因传达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从前人观点可见，地方志就有如地方历史发展的一面明镜，可以映衬出社会与历史的厚德，可以使后人循法前人的智仁美善。
厚德思想首先便体现在古代北京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与为官标准上，北京地方志中就记述了统治者对地方政府的政纪政风的期许要求，清代官修志书《日下旧闻考》中记载，雍正皇帝为顺天府衙题写的训词要求：“畿甸首善之区，必政肃风清，乃可使四方观化”，意思是顺天府乃国家首都所在，应当做到执政严肃官风清廉，使天下四方以观瞻效仿。同时，地方志编纂者们往往还花费大量精力搜集当时以及历史上，北京籍与在北京任职官员的功德事迹，志书中“循例”、“名宦”、“先贤”等篇章大量记述这些刚正清明的官员传记。其中有关“张御史闭关三疏”的记述可谓是古代北京地区忠臣贤士的生动写照。其讲述明代镇守居庸关的御史张钦为了阻拦正德皇帝私自出塞巡游，三次冒死谏言，并闭关吓退皇帝的先遣差员，迫使正德皇帝在昌平掉头返回京城，表现了张钦义正言辞，恪尽职守，大义凛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高尚气节。编纂者正是想借助对这些人物典故的记录宣传，以弘扬高尚人物师表垂范的榜样作用，达到正面影响，教化后人的实际效果。另外，地方志书中还较多记载了廉洁自好、惩奸除恶、推举贤良、减免徭役、救灾抢险的官员和事迹，例如顺天府的官员中凡是勤政爱民的，都收录在《光绪顺天府志•官师志》之中。
北京作为国家的京畿首府，身为天下政治文化中心所在，民风教化直接体现在厚德理念的引导上。例如《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八》中记载北京地区风俗，自古“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重气侠，结朋党，共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北京精神的厚德忠义理念还可使我们联想到“李牧戍边”、“赵氏孤儿”、“将相之和”、“荆轲刺秦”等等。这些 “燕赵义士”的嘉言懿行千百年来教育和影响着北京地区的世风民俗，被街道坊间民众时常提起和津津乐道。著名的羊角哀舍命全交的故事便是的生动一例，《析津志》记载燕国的左伯桃、羊角哀公共同投奔楚王，走到梁山遇到雨雪，饥寒交迫，“伯桃乃并粮与哀，令往来楚，自饿死于空树中”，左伯桃就把粮食都给了羊角哀，自己饿死在树洞中。后来颜真卿路过二人墓旁，因感慨二人的昆仲之情还特意赋诗凭吊。这些感人的历史细节很多都被地方志收录并留存下来，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读来，那种“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古代所推崇的道德观念跃然纸上，尽管留有封建伦理道德的局限性，仍然能感染和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另外，从志书编纂方法和记述侧重方面，北京地方志书中着重表达了扬善抑恶的观念倾向，《光绪顺天府志》共编纂《人物志》部分三十一章，其中对贤达人物进行颂德立传的《先贤》部分有13章，立传人物762人，记录了包括说燕昭王求士，帮助燕国强盛的名臣郭隗；北宋开国名相、人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博览群书精通各科，被称作“治天下匠”的元代名相耶律楚材；元曲四大家马致远，元曲四大家及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以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等。这些杰出人物的记载既体现北京颂扬贤达的地风人俗，如实反映当时的社会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新旧志书中占有资料量最大的是人物，旧志中有“古来志书半人物”之说，人物在志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作为以褒扬为主的人物，旧志希望他们是楷模、是典范，名垂千古。以《（光绪）顺天府志》为例，占的很大一部分是“先贤”，从汉开始记起，以求“景仰名德，遗言逸事，甄采靡遗，所以传前哲之风规，示后人以法式，意至美也。”旧志的人物是按照中国传统理念，即传统美德所推崇的人物，不外乎是具有“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的人物，这些人物现在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衡量，一味地加以否定，加以批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有些是有积极意义的，的的确确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有些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在旧志中，有很多小人物，以孝入志，代表着、提倡着孝悌，这是无可厚非的，是需要永远提倡的，“百善孝为先”这种美德在今天物欲横流的所谓现代理念之下，大加提倡，才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全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都是人类应该共有东西。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具有千年以上的所认同的东西。一部志书中所收入的人物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先贤中，以孝而成为“先贤”的不在少数。
从以上爱国和厚德两个方面我们体会到，北京地方志书延续和承载着北京的历史文化，也记录和彰显北京的爱国情感与厚德精神。新的时代赋予了北京新的精神内涵，将有型的志书材料和无形的精神财富运用到新时期北京文化建设之中，需要我们在传承地方志优良传统中继续迸发出新事业的绚丽光芒。
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侯宏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