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代书院特征

[摘要] 北京地区的书院始于五代后周时期，终于清朝末年。北京的古代书院具有创办早、发展慢、影响大三个特征。所谓创办早，是指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的创办时间与我国最早的书院白鹿洞书院的创办时间相差无几；所谓发展慢，是指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北京地区的古代书院数量仅占全国的0.4%；所谓影响大，是说北京地区的三大书院太极书院、首善书院和金台书院均对当时及后世的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作用。

[关键词] 北京地区；古代；书院；特点

    我国的古代书院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集藏书、讲学、修书、刻书、祭祀于一体，它自产生到清朝末年改为学堂，千余年弦歌不绝。北京地区的古代书院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其特征，那么，北京古代书院的特征又有哪些呢？

第一，创办早

书院之名起源于唐朝玄宗开元六年（718）在宫中设立的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为集贤书院），为国家所设，负责图书校勘、遗书征集、为皇帝讲授经史。诚如清代诗人袁枚在《随缘随笔》中所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一些私人藏书的地方也称书院，如《全唐诗》中提到的南溪书院、杜中丞书院、田将军书院、玉真观李秘书院等。上述书院皆非后世意义上的书院。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政权升元四年（940），官方在庐山白鹿洞遗址修建学馆，讲学授徒，书院又具备了教学和研究功能，这是我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不久，北京也出现了第一所后世意义上的书院——窦氏书院。许多学者认为，北京地区的古代书院始于蒙古国时期的太极书院，这是不确的，其实早在五代时期，北京就出现了集藏书、讲学、研究于一体的窦氏书院。

窦氏书院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为五代时期的后周（公元951—960）谏议大夫窦禹钧所建。窦禹钧，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唐朝天祐（公元904—907）末年，官幽州掾。唐朝灭亡后，历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到后周时期，官至太常太卿、谏议大夫，其人精于词学，义行高笃，“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可见，窦氏书院规模较大，藏书丰富，经费充足，延聘师儒，远近有志于学者，都能够肄业其中。窦禹钧的五个儿子均在这里学习，“见闻益博”，时称“燕山窦氏五龙”，后相继登科，“五子登科”的美誉闻名遐迩，流传至今。《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窦氏书院还培养了许多显贵，“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3《窦谏议录》）。可见，这是一所集藏书、讲学、研究于一体的书院。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共建书院13所，集中在今北京、河南、江西、福建和广东地区，可见，北京的古代书院在全国来说创办是北京早的。

第二，发展慢

    北京地区的古代书院创办很早，发展却比较缓慢，主要原因是自唐朝安史之乱一直到清朝初年，北方经常成为战场。先是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藩镇割据、接着便是五代政权的更替、辽朝和北宋的对峙、金辽战争、金宋战争、蒙金战争、元宋战争及明清战争，可谓战争频仍，连绵不绝，即从唐朝末年到清朝，北方地区战争时间超过了和平时间，严重地影响了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其次，在北京地区建立政权的大都是少数民族，本身有个对封建化认识问题，统治阶级在解决封建化认识问题之前很难大兴文化事业。第三，辽金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作为都城地位的逐步确立，京师政治、经济、文化取代了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由于一切“中央化”，所以由“地方人士”兴建的书院并不发达。

根据《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的统计，北京地区的古代书院数量如下：元代3所，明代顺天府辖区6所，清代顺天府辖区18所，共27所，加上上面我们提到的窦氏书院才28所，而元、明、清三代，全国有书院6621所，北京地区的古代书院仅占全国的0.4%。

元代北京的3所书院是太极书院、谏议书院和文靖书院。

    太极书院创建于蒙古国窝阔台汗时期，是蒙古国建立最早的书院，也是当时北方最著名的书院，对此，郝经在《陵川集》卷26《太极书院记》中记载到：

庚子（1240）、辛丑（1241）间，中书杨公当国，议所以传继道学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相与讲明，庶乎其可。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郝经：《陵川集》卷26《太极书院记》）

    从这个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太极书院位于燕京，由推崇理学的大臣杨惟中等于1240年—1241年间筹建，延请南宋理学名士赵复为教授。有人认为太极书院建于1236年，这是不确的，其实，1236年是赵复到达燕京的时间。

    明代北京的书院有首善书院、通惠书院、双鹤书院、白檀书院和百泉书院等，以首善书院最为著名。

    首善书院是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于天启二年（1622）在北京创立的。

    关于首善书院创建一事，大学士叶向高和御史周宗建都有记录，叶向高在《首善书院记》中曰：

首善书院者，御史台诸君所创，为南皋邹先生、少墟冯先生讲学所也。额曰首善，以在京师为首善地也。……书院在大时雍坊十四铺，贸易自民间，赀一百八十两，皆五厅十三道所输。经纪其事者，司务吕君克孝、御史周宗建。以天启二年月日开讲。（李鸿章，黄子寿：《畿辅通志》卷114，《学校》，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光绪十年本）

周宗建于天启二年十月十四日上疏中说：

适其（冯从吾）公余讲学，苦无栖坐，欲于中西两城择地之稍远市者葺一讲堂。……适臣巡按中城，并谕及臣。久之不得其处。偶于城隙存有官房数间，尚无售主，臣因举以相复而从吾不嫌湫隘，出价相偿，遂命司务臣吕克孝鸠工改葺，臣亦窃闻其议。今其房现在，仅十余间，所费出诸台臣所共醵，不能逾几百金之微。（周忠建：《周忠毅公奏议》卷2，《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熊开元刻本） 

    上述可见：首善书院建于天启二年十月以前，位于宣武门内东墙下大时雍坊十四铺，有房屋十多间，其中讲堂、后堂各三间，由十三道御史出资180两银子买来，后又稍加修缮，经办人是吕克孝和周宗建。

    清朝顺治时期，曾经颁布不许兴办书院的禁令，故北京的书院在康熙、雍正以后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主要有：金台书院、云峰书院、燕平书院、卓秀书院、潞河书院、蒙泉书院、近光书院、温阳书院、白檀书院、冠山书院和缙山书院等，其中金台书院最负盛名。

    康熙三十九年（1700），京兆尹钱晋锡在位于北京正阳门外东南金鱼池附近设立义学，称为“首善义学”，这是北京史上第一所义学，康熙四十一年，赐额“广育群才”，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首善义学”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扩建，借东郊“燕京八景”之一的“金台夕照”之名，改称为“金台书院”。金台书院有朱子堂、讲堂、大堂、官厅、大门、东西文场、东西厢房、厨房、马棚、厕所等，是古代书院建筑的典型体现。

    金台书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和光绪五年（1879）两次进行大规模修缮，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科举制度废除，金台书院停办，改为顺直学堂。

第三，影响大

    北京的古代书院对理学的传播、学术的交流以及优良传统的弘扬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太极书院和首善书院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社会影响却很大。

    太极书院在它的兴盛时期，其规模名声一度超越了国子监，颇有影响。

    太极书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极大地推动了理学在北方的传播。理学产生于北宋，兴盛于南宋。两宋时期，先是辽朝与北宋对峙，后是金朝和南宋僵持，南北“声教不通”，虽然北方有二程理学的残支余脉，也有朱熹理学在北方的零星传播，但总的来说，影响甚微。金朝的儒士崇尚汉代经学的章句注疏，“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刘祁：《归潜志》）。辽金科举制度设科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等，这种以词赋、经义取士的制度，使金儒更加崇尚传统的词章之学，“惟知蹈袭前人，不敢谁何” （刘祁：《归潜志》），学术空气日益沉闷。自太极书院建立后，理学在北方传播开来，不仅活跃了学术空气，重要的是促使蒙古统治者转变了统治方式，北方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

说到太极书院，不能不提到赵复（约1185—约1265），他是将南方程朱理学成系统地传播到北方的第一人，他在主持太极书院期间，大力传授理学，“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元史·赵复传》）。

    太极书院的墙壁上，刻有理学著作《太极图》《通书》《西铭》等，还收藏了程朱学派著述8000余卷。

    赵复在太极书院讲学的同时，还著书立说，根据《元史·赵复传》记载：为了叙述伏羲、神农、尧、舜经过孔子、颜渊、孟子再到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一脉相承的儒学道统，赵复撰《传道图》，并在其后列举了宋儒的著作条目，以方便学生参考；又把自己知道的散居在各地的53个朱子门生踪迹汇集起来，作《师友图》，以此表达自己私淑之志；另外，把伊尹、颜渊等圣贤的言行著成《希贤录》、自己研究理学的心得体会编为《伊洛发挥》。可惜的是，赵复的这四部书都没有流传下来。

    赵复在太极书院讲授理学，使当时北方的儒士抛弃以前章句之学，转而以倡明理学为己任，在赵复的弟子中间，著名的有许衡、姚枢、郝经、刘因、窦默、张文谦、刘德渊、杨奂、姚隧、梁枢、赵彧等人，其中的许衡得到赵复传授的程朱著作后阅之大悟，对自己的弟子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率弃前日所学，从事小学之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这些士大夫或者儒士都成为了元代有名的理学者，使理学在北方发扬光大。如姚枢发动杨惟中、田和卿及杨古等朋友和弟子在苏门山刊刻程朱理学著述，开馆讲学，极大地促进了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太极书院创立的目的就是“传继道学之绪”，关于太极书院使程朱理学在北方得到广泛传播一事。黄百家说：

    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迭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宋元学案》卷90《鲁斋学案》）。

    由于赵复及其弟子的传播，“伊洛之学遍天下矣”。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促进了南北学术交流，以义理解经的理学打破了汉唐章句注疏的经义之学在北方一统天下的局面，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学术空气之中。

    首善书院由东林党人或同情东林党的官吏筹建，与南方的东林书院遥相呼应，成为北方舆论之心，影响很大。

    儒家讲求仁义廉耻、名节诚信等道德规范，封建社会后期，官学衙门化，书院对培养人们的有良品质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善书院位于京师，从儒家古典著作中汲取营养，敢于猛烈抨击时弊，格外引人关注。

    首善书院的办学宗旨是关注国事，扶正社会风气。邹元标和冯从吾不惧宦官的淫威，与邪恶势力针锋相对。首善书院注重道德气节的培养，邹元标在讲《论语》“岁寒松柏”句时说：“为人要办一副松柏底骨，若骨是桃李，饶会熬耐，终然凋谢。”让学生思考“如何是撼不摇，吹不折，火不焚，水不溺，古今不动？”作为人要讲究自律，他举例道：一伙人共同外出，见一梨树上挂满了梨子，且无人看守，众人便拥上去采摘，只有一个人无动于衷，同行的伙伴说：“此梨无主，吃它何妨？”这个人回答：“梨无主，心无主耶？”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做人，“圣贤之书，不是教人专学作文字求取富贵，乃是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要求人们知廉耻、讲气节、明是非，首善书院还把当时讲会的内容编辑成《会语》刊刻出版。《明史纪事本末》称赞邹元标、冯从吾等东林党人是“真理学，真骨力，真气节，真情操”。

    首善书院对扭转京师士大夫中的不良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叶向高在《首善书院记》中说邹元标、冯从吾“朝退公余，不通宾客，不赴宴会，辄入书院讲学，绅衿有志于学者，环而静听，或间出问难，无不畅其怀来，一时转相传说，咸知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孙承泽：《天府广记》（上），页3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顾名义、重廉耻成为士大夫追求的目标，所以“一时听者甚众，北京城中街谈巷议皆言首善之学。” 足见首善书院对士风的影响。

首善书院在京师的影响让宦官势力如坐针毡，天启四年（1624）六月，阉党下令取缔首善书院，书院中所有的书籍全部焚毁，碑文被打碎，孔子的牌位也被丢弃。阉党封杀首善书院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其社会影响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