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满文

　　81岁的金宝森是北京满文书院的创办者，回想往事，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北京晚报》一直在支持我。”
 
 
　　“伊犁风情”餐厅的女服务员会说锡伯语，索伦珠满语文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德克锦（左）经常带领学员们来这里一边用餐、一边用满文交流。
 
 
    封面故事

    尽管现在电视荧屏上清宫戏泛滥，但是戏中能用满语对白的几乎没有。在专家们的眼中，这门清朝时的“国语”已经随着朝代更迭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眼下，全世界能够流畅说满语、写满文的研究专家加起来不超过30个，但全球目前还有300多万件用满文撰写的档案亟待解密，很多专家对此十分担忧。

    可喜的是，就在很多人以为满语这门口语基本上已经消亡的时候，民间的许多满语爱好者却不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尽管他们学习的目的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希望这门语言能够流传下去。

    去年11月份，吴元丰第二次来到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三家子村，他发现，这个村子里的满语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1956年出生的吴元丰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处长、研究馆员，他是受文化部的委托，前往三家子等村调研满语的情况。“村里现在能够跟我直接对话的老人也就四五个，能日常对话的也就十几个人。”

    三家子村被认为是中国满语的“活化石”村，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村里有不少老人还在生活中使用满语。为了保护三家子村满语的使用，当地政府在村里成立了满语学校，有两名老师负责教学，另外，还有一间教室内全部摆放着电脑，用于满语教学和考试，“我没有听他们上课，怕影响他们，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教材，是复印的，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吴元丰说。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三家子村，第一次来是在1979年，那时，他已经在北京学习满文4年，自认为学到了不少东西，班上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来自三家子村，于是他特意前往取经。“那次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当时就住在村子里，村里五六十岁的人基本上都能用满语交流，语言保存得还好。”

    据有人讲，1979年，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能够使用满语的70多岁的老人有七八个，去年吴元丰去后发现，还能使用满语文的老人只剩下一位。最让他感到担心的是，满语语法结构还在汉化，“就是说，单词还是满文的，但是语法结构在跟汉语接近。”

    吴元丰有点伤感地说：“如果以20到30年为一代人的话，再过三代人，估计满语就彻底没了。再乐观一点，百年之内，满语将不复存在。”

    这个观点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所长赵志强相接近，他认为，满语的式微其实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有了预感，康熙年间，康熙组织全国力量编撰的《御制清文鉴》的学术质量非常之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得过。”康熙在下令编撰这本满文工具书的时候，特意嘱咐编撰者别着急，“要考虑到今后的子孙们或许不再说满语。”康乾时期被认为是满文的巅峰，而巅峰也意味着走下坡路的开始，当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以后的清政府一度想恢复满语的繁荣，但随着汉化的进一步深入，到了光绪也没有实现。”

    目前，国内说满语的一大群体是新疆的锡伯族。锡伯族曾是满族的一个分支，1764年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后，为了充实西北边防，将东北一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及三千多名随军家属，从盛京（今沈阳）迁往新疆伊犁河南岸防守。新疆的锡伯人由于集中聚居，以及其他环境、管理体制等特殊原因，所以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

    吴元丰跟赵志强是同学，1975年，周恩来指示由故宫明清档案部开设“满语班”时，特意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挑选了三男三女，两人就是这次被选上的。在吴元丰看来，那是学习满语的黄金时期，除了每月有30多元工资。当时的师资力量很强大，刘景宪、关孝廉、屈六生等满文专家任老师，全封闭式学习，没有寒暑假。上课地点也非常特殊，选在故宫内阁大堂的西配殿举行，“那可是清代大学士工作的地方。”1976年明清档案从故宫东华门内搬到西华门内时，这些学生就参与了资料人力搬运。即便是“文革”，学生们也没有中断过学习，“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参加过唯一一次游行活动，其余时间我们都在学习。”赵志强说。

    毕业后，吴元丰分配到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当时部里有30名同事，满文人才达到了历史巅峰。“现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百余人，其中满文人才只有18人。”吴元丰说。

    如果说满语在民间的流失是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专业满文人才的凋敝则让吴元丰深感现实的压力。“在未来的四五年内，满文处将有八九个专家要退休，人才的储备出现了断档。”据初步统计，光是封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用满文记录的档案就有200多万件，加上遗散在世界各地的档案，共有300多万件满文档案，这些档案中的很多内容都没有用汉文记载过。

    吴元丰拿出计算器演示给记者看，以一件档案500字计，就算目前部里有20人，每人按每年20万字的翻译量，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按理说，满文处的工作主要是对满文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翻译不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现在很多学者并不会满文，这些工作只好由我们来做。”

    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开设的“满文文史班”在全国招收了15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有8人留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工作，算是给满文档案工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但吴元丰说，仅仅懂得满文，还不能说就能胜任满文处的工作，“语言只是工具，还得懂得典章、历史等知识，本科毕业生要经过5年的培训和锻炼才能知道能否胜任今后的工作。”

    吴元丰强调，对于清史研究者来说，“懂汉文，只是一条胳膊，再加上懂满文，就相当于有两条胳膊，”拥有的史料更加全面详实，“我觉得，国家培养满文人才，最好要有特殊的政策，着重从满文档案工作的角度来培养，比如，英语的能力就不要太讲究，英语呱呱叫在档案工作中作用不大。”

    1975年时的培训政策很合乎对满文人才培养的要求，但是这种特殊时期的招生政策已不可复制。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处已经成为公务员编制，很多政策上的牵制不可避免。幸运的是，这两年国家已经在考虑满文档案工作的特殊性，在政策上有所倾斜，“这有助于满文人才的培养。”吴元丰说。

    值得庆幸的是，吴元丰的出生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目前还有将近2万锡伯族人在使用锡伯语，经考证，锡伯文和满文相似度在95%左右，口语相似度在90%左右。从东北迁居新疆200多年，相对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使得他们的语言文字得以较好地传承下来。

    吴元丰说，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小学生也开始普遍用汉语教学，锡伯文只是从小学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据他观察，以前人口集中的锡伯族居住地街上，到处都能听到穿民族服装的老人在用锡伯语聊天，“现在这样的情景很少能见到。”

    “现在我一接到老家年轻人打来的电话，发现他们第一句就是汉语的‘你好’，这时，我就会马上纠正，别跟我说汉语，跟我说锡伯语，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好锡伯语，让这门语言流传的时间长一点。”吴元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