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强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俄关系中,满文史料的解密,成了当时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其中涉及中俄的边界问题,可以追溯到雅克萨战争和中俄《尼布楚条约》。其中《尼布楚条约》有俄文、拉丁文、满文版本,就是没有汉文,大量的奏折、上谕都是用满文写的。这在清朝的档案中专门形成了一档案,就叫“俄罗斯档”,当时外交部跟苏联谈判的时候,需要这些档案,因此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很多专家包括赵志强在内都参加了翻译,直接为外交部服务。“我记得当时外交部的人员每一两天就过来把我们翻译的成果带走,这对于两国的外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我们民族来说也是一件大事。” 赵志强介绍,满文对文学研究也起过积极的作用,比如在《红楼梦》研究中,有很多地方无法解释清楚,“红学家”们见仁见智,后来通过满文解密后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解释清楚了一系列大家存疑的问题,在红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些满文是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关孝廉先生翻译的,张书才先生利用这些史料写了相关的文章,让他在红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可以说,满学研究促进了‘红学’研究。” 近年来,海内外学界非常关注清史,“新清史”应运而生,“新清史”的观点是站在满族人的立场上,充分利用满文的史料,加以研究。赵志强认为,满文档案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产物,是在解决各种公务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可信性非常强。“在这一点上,我比较佩服新清史中一些学者的观点。从满人的角度,用满文解读历史,这有一定的道理和可取之处。” 海峡对岸的台湾对于满文研究也有很多独到之处,当年国民党战败溃退时,将很多《满文老档》带到台湾,1969年台湾把满族人入关以前通过满文记载的档册一共出版了10大本,叫《旧满洲档》,这个档案出版后,促进了海内外的清史、满学研究。这是满族人入关以前用老满文、新满文以及从老满文过渡到新满文时期用文字记载的珍贵史料,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原因,特别是台湾那边操作的师傅们不懂满文,只是光顾着版面的整洁,在修版的时候,将满文中的一些“点的符号”误认为是污点,给抹了;有些地方明明是污点,却认为是“点”,给加重了,造成了一些错误。 “所以200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重新影印了一次,叫《满文原档》,这个开本就非常大方,技术质量非常高。目前在清史满学界,利用满文老档案研究清史、满学的最好用这个本子。这也是满学界近年来的一件大事。” 大陆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曾经组织人力将乾隆时期抄录的史料翻译出版,叫《满文老档》,分为上下两册。还出版有《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是继《满文老档》后的又一力作。 赵志强表示,现在清史研究都很注重满文档案,这跟原来的不太一样。以往研究中很多人不懂满文,即便懂满文,也很难看到满文档案,受史料的限制非常明显。现在不一样,有大量的史料已整理翻译出版,有些更是影印出版,“这是以往研究清史的学者可望而不可即的。” 近年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大陆的满文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赵志强也很自信,“国内的满文研究并不比国外的晚,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并不比国外研究的差,我们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于海外的研究成果。” 他说,重量级的成果都在国内,比如像康熙时期的《御制清文鉴》以及由此延续的各种清文鉴在学术质量上都非常高,现在海内外的各种满文辞书都没有超过这些书的质量,“因为当时的满人对于满文还非常熟悉,加上这是一种国家行为,皇上在那里掏银子呢!特别是《御制清文鉴》,当时康熙就说了,他不担心当时的满族人不会说满语,他考虑的是后世的满族子孙或许会忘掉满语文,所以着手编一本书,当时连书名都没有定下来,还特意嘱咐编撰人员,别着急,好好地编。结果这本书一编就是35年才完成,这是一本很好的满文工具书。” 对话 满语消亡不可避免 记者:你认为满语会消亡吗? 赵志强:我觉得一些语言的消亡可能是大势所趋,特别是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在中国,大家都把汉语作为一种通用的交际工具,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满语、锡伯语逐渐地走向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中间过程到底需要多少年?这个值得探讨,我1999年曾经说过,满语已经成为历史语言,锡伯语大概还能存在50年,后来我觉得有些绝对,从目前来看,满语在很少地方的部分人群中也在使用,所以还不能说满语已经成为历史语言。 锡伯语的情况有所改变,很多学者和当地的老百姓已经认识到重要性,正在加强保护,锡伯语也已经被列入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锡伯语也许会延长得更长一些。 记者:如何更好地保护满语和满文? 赵志强:希望满语能够得到传承,目的不是恢复满语的交际功能,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所保留。关键是要充分挖掘满语本身的文化内涵,把满语作为一种工具,学好满文,利用好现有的大量满文档案,在满学、清史和其他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满文的价值不在于本身,主要是清朝给我们遗留下大量的满文档案以及现在图书馆、博物馆甚至是社会上遗留的很多碑刻、家谱、契约、文书等,这些史料对于学术研究也有很重要的价值。 我在1997年经过努力,朝阳区将满语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已经报到北京市申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还没有批下来。今年我的主要目标是把满文申报为“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赵志强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 参考 满文发展历程 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俗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使用了30余年。 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令达海对这种文字加以改进。改进后的满文有了比较完善的字母体系和拼写法,具有区别于蒙古文字母的明显特征。俗称有圈点满文。 清太祖、太宗二朝,形成大量满文档案,后世称“满文老档”。现存老档记事起自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共180册,按年月编排,内容包括社会经济、军国大政、文化风俗、民族关系,它是满族早期历史的最原始记录。 1650年(顺治七年)清世祖将满文《三国演义》颁赐满洲诸王以下、八旗甲喇章京(参领)以上,当做兵书阅览。 1673年(康熙十二年),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洲旗人傅达礼等人,奉康熙帝意旨,集35年功力,完成《御制清文鉴》,全书共280类,12000余条,是清朝官修满文辞书的第一部鸿篇巨制。到乾隆末年,先后出版了《御制满蒙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满汉两体)、《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 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参照汉文篆书创制了一种满文篆字,共有32种字体,依笔画的特征命名,如缨络篆、龙书等。 清朝前期,政府的重要公文均使用满文,康雍年间逐渐杂用汉文。乾嘉以后,在军机处、内务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逐渐占据优势。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覆灭,加速了满文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本版摄影安旭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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