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使馆在北京东直门内，鬼街旁边一片幽静的大院中。其面积之大，超越其他任何国家的使馆。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苏联老大哥和新中国的特殊关系，所以弄到了这片最大的使馆区。其实，这里从清初起，就是俄国在京据点，当初是北京第一座东正教堂。当初，清朝采取闭关锁国，西方各国都被排斥，唯有俄国，自从康熙年间的雅克萨战争后，不打不成交，成为了唯一有权和清朝进行合法贸易、经济交往的西方国家。远在英美等国还没有叩开天朝大门，无权来华传教的时候，北京就有了第一座东正教堂。
康熙亲征俄罗斯的雅克萨战争，和后来的尼布楚条约，是写在中学历史课本里面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驻守北京的满族镶黄旗中，还有一支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来自俄罗斯的旗人。他们是清代最早在北京定居的俄罗斯人。康熙皇帝给予了他们上三旗与满洲嫡系同等的待遇，并按照民族习惯和信仰修建了北京东正教教堂（现俄罗斯大使馆位置），享受旗人待遇，按八旗编制进行管理。新中国建立后，这批俄罗斯人全部被识别为满族。
严格的说，他们是“俄罗斯人”，或“哥萨克人”。但不能简单的说“俄罗斯族”。他们来自雅克萨战争中被清军抓获的俄国战俘。有俄罗斯族，也有当时哥萨克中的西伯利亚各族人。总之，是来自俄罗斯的人。因为被俘地点在黑龙江对岸的阿尔巴津城(中国称为“雅克萨”)，所以，这个族群被称为“阿尔巴津人”。
雅克萨本是清朝属下达斡尔族居住地。一些在俄国犯罪逃亡的人聚居在此，形成了一批哥萨克人。顺治八年(1651年)，沙俄哥萨克侵占该城，并以城主阿尔巴西之名称为“阿尔巴津”。康熙年间，阿尔巴津的哥萨克对周边各地骚扰得越发厉害，引起了清军的反击。最终，哥萨克战败。经过统计，全城一共有151个俘虏。清军官员问每一俘虏，问他们愿意为哪国君主效忠。俘虏中有101人希望返回俄国，50个人愿意效忠满清。而清军把愿意返回俄国的101人，全部带到北京，那些表示愿意效忠清朝的人，则分配到盛京。
脱胎换骨般的旗人生活
康熙年间，八旗满洲佐领的标准丁额为100人。在北京的俄罗斯人达到百人，正好符合编设一个佐领的条件。公元1685年，清政府发布了命令，这些阿尔巴津人被编在了负责保卫京畿的八旗兵的镶黄旗中，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地在北京东直门外的胡家园胡同。不仅如此，清政府对俘虏中的军官分别赐予了四品至七品的官衔，同时像对其他满人一样，赐予了他们房屋、土地，并隔一定时间给予津贴补助。特别是，照顾到俘虏均为男性，为使他们安心做大清臣民，还将步军统领衙门里的女犯赐予他们为妻。
不管是从把这些俄罗斯人从俘虏提升为上三旗的旗人的角度，还是从政府对于他们吃穿用度特别照顾的角度，都可以看出，清政府并没有把这些寸功未立的外族战俘当作外敌。甚至比对汉人要显得亲近得多。
阿尔巴津人在北京的迅速满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身边女人的作用。配与他们为妻的，大部分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女犯。步军统领衙门是比较高级的衙门，一般不会涉足小偷小摸等案件，因此这些女人绝不是等闲之辈，多数是高层“政治犯”妻小。来到中华首都的哥萨克们，一切找不到北，他们只能完全依赖自己的妻子了。这些女人不仅教他们满语、汉语和中国习俗，而且还大力灌输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开始学习中国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不消三代，野性难驯的阿尔巴津城哥萨克就彻底丧失了民族的特性，开始了安逸的旗人生活。
中俄文化中转站
清政府怀柔远人赐给阿尔巴津人一座关帝庙，改建为 “圣索菲亚”教堂，清政府尊重这些战俘的消息传到俄国以后，引起了俄国教会方面的高度重视，并于1695年千里迢迢地送来了承认“圣索菲亚”教堂的证书。传播正教与沙俄随后派出了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
后期到中国的俄罗斯人发现，尽管保持了他们的信仰，阿尔巴津人逐渐不再有俄罗斯人的体貌特征。到十九世纪末，估计有1000位阿尔巴津人居住在北京。
义和团事件中，很多外国人和中国基督教教徒被害。俄罗斯东正教会声称当中有222位阿尔巴津人被杀害。显然，他们作为旗人，并不是被团民作为“洋鬼子”杀掉的，而是作为信洋教的中国人被杀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几个阿尔巴津人家庭移居前苏联，但是绝大部分选择留在了中国。
阿尔巴津人信奉东正教，但受萨满教、藏传佛教影响至深。阿尔巴津人把东正教堂称为罗刹庙或喇嘛台；把上帝称为佛；把教士称为喇嘛；把圣徒称为萨满等等。阿尔巴津人现在通用汉语。部分老人能使用俄罗斯语、教会斯拉夫语、蒙古语、满语、希腊语。主要居住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海拉尔等地。阿尔巴津人的俄罗斯姓氏都根据谐音改成了汉姓（即根据俄罗斯姓氏中的第一个字母，取一个发音接近的汉姓）——罗曼诺夫改为罗姓、哈巴洛夫改为何姓、雅克甫列夫改成姚姓、杜必宁改为杜姓、贺洛斯托夫改为贺姓等等。
1951年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时，北京城的所有的阿尔巴津城哥萨克后代都被归入了满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