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如何“扫黄”的

古代春钱，又名“堂子钱” 
 

　民国时期天津妓院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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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并禁止卖淫嫖娼，如今被俗称为“扫黄”。

    那么，中国古代是如何“扫黄”的呢？

    春秋时期管仲设“内闾” 国人“非之”

    有不少性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的性工作者出现在公元前594年，时古希腊雅典城邦第一任执政官梭伦创设了“国家妓院”。实际上这个“最早”应该属于中国古代女子，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在今山东境内的齐国，便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就安排了多达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妓院，比梭伦所设的国家妓院早了半个世纪。

    梭伦创设国家妓院的目的，是为控制和减少当时雅典城内日益严重的淫乱现象，而管仲则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以充国用”。所以，不论是动机上，还是时间上，在内闾“上班”的700名古代中国女子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性工作者。

    但是，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现，便争议不断。《战国策·东周策》上有这样的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所谓“非之”，即是反对开妓院这件事，时人并不支持有组织的合法卖淫，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禁娼”声音。

    管仲的“性产业”政策尽管“国人非之”，但在此后却异常发展了起来。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

    从笔者查到的史料上看，虽然青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一部分，但古代中国各朝政府有关禁娼的呼吁从未失声过。特别在民间，最底层的老百姓对娼妓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卖淫和嫖娼行为为人不齿，均有悖于正常伦理和性爱文明。为此，民间常用“败家子”、“贱货”这类粗话，咒责进行性交易的男女双方，引导社会风气，这实是一种“道德禁娼”。

    宋仁宗赵祯规定官员 “不得赴妓乐”

    道德禁娼并不是政策性的，所以相当乏力。针对禁娼呼声，出于净化社会环境、调整伦理秩序、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会对卖淫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法律禁娼”。

    “法律禁娼”在古代中国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扫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娼、暗娼等。其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战争俘得的女人，后来则以失夫女、罪人（臣）女、卖身女为主。但每个朝代几乎都禁止“逼良为娼”，从准入机制上进行控制，避免社会风气整体变坏。如明朝法律就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

    与此同时，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最多最严。如宋代，便禁止官员狎妓。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

    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国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产业是最为发达的，性工作者的素质也最高。当时唐政府确立了官妓制度，从法律上给性工作者一个地位，卖淫成了合法的产业。

    当时，唐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教坊”，对在京师营业的娼妓予以统一管理，所有从业人员均须注册登记，登记后须进行岗前“职业培训”。嗓子好的培训成歌妓，有音乐天赋的担任乐妓，身段好的发展为舞妓，有点酒量的则做饮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总有青楼女子的影子在字里行间晃动。

    当时，性工作者主要聚居在长安城的“红灯区”——北门附近的平康里，“平康”、“北里”由此成了妓院的代称。孙棨所撰的《北里志》，记述的就是时人逛“红灯区”的所见所闻。

    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取缔“官妓”

    唐代的官妓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明代，这一制度才被取缔，中国古代的禁娼运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势。

    或许有读者会问，明代禁娼吗？开始并不禁娼。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不仅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官民性消费。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础上，明朝将教坊升级为“教坊司”，隶属掌管教育、外交诸事务的礼部。

    据明姜明叔《蓉城诗话》记载，当时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宝门（今中华门）一带，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这就是明代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畔的所谓“花月春风十四楼”。这些酒店实是明代的“官妓院”，营业前因性工作者人数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全国各地征召有从业经验的女子，催她们尽快上岗。由于政府提倡、官员带头，性消费确实拉动了明初的“内需”，私人聚会少不了妓女助兴，公款宴请也允许使用“三陪女”。

    官妓的发展很快就引发了很多问题，社会“禁娼”要求强烈。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当了皇帝后，便下令取缔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禁娼运动”。

    朱瞻基这一举动，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妓还有私妓，一些大款则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没落后，私妓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娼特别多。

    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时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卖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性交易场所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性产业中心。清朝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时文人、学子、官员在红灯区的性消费实录。所谓“秦淮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皇帝在首次娼后，便选出48名太监替代乐妓歌女。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扬州自隋唐起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天朝布告天下

    卖淫嫖娼被发现“斩首不留”

    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为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有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上海时称“十里洋场”，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原因一是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但是，在古代中国也有真正禁娼的时候，那就是太平天国时期，即史家眼里的“天朝”。

    太平军所到之处，妓院一律取缔，禁绝娼妓。一则名为《诲谕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归正道》文告中称，“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

    从这则布告来看，卖淫嫖娼被发现了是要砍头的。这一古代中国禁娼最狠手段十分有效，时深得忠王李秀成信任的英国人呤喇，在其回国后撰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以肯定的语气称，太平军的政权范围内“娼妓是完全绝迹的”。

    无疑太平天国的禁娼是最彻底的，却未能持久。在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今南京）后，出于恢复城市经济的一时需要，曾国藩发布了告令弛禁，允许和鼓励民间开设妓院。

    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是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的。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禁娼才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