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天堂一样的学校

　　镇芳楼保留完整，里面还有人在办公，楼前的五角星取代了原来的“镇芳楼”匾额。 
 
 
　　“见心斋”是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科”所在地，也是张锡骏儿时玩乐的天堂。 
 
    天堂一样

    早上8点半，香山公园东门，有风，吹在脸上有丝丝寒意。

    从京郊一早坐第一趟班车赶来的张锡骏领着我们从公园东门往北走了大约100米，进入到现在香山管理处的大门，他指着院里的停车场说，这就是原来香山慈幼院的总院。

    大门边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现在用做院子的传达室，传达室里的一位阿姨看到张锡骏，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这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他，因为他一个月中至少会有两到三天来香山，很多时候都是陪同香山慈幼院的校友们前来。

    从香山管理处的大门往左走50米，是香山慈幼院“慈幼市政所”，当年，李大钊、蒋梦麟、胡适、王道元等15位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都曾经是慈幼院评议员，经常在“慈幼市政所”开会办公。

    原来的市政所房子早已拆除，现在的建筑是新盖的。

    幸运的是，镇芳楼却保存完好，它就坐落在市政所的南边，这座2层小楼是由当时的名流张镇芳出资40万大洋盖的，建筑风格典雅古朴，是当时的院长办公室，房子后面有一道台阶通往楼上，楼里亮着灯，有人在办公。

    “知道张镇芳是谁吗？知道大名鼎鼎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是谁吗？张镇芳就是张伯驹养父。”张锡骏伸出大拇指夸道，“有钱人。”

    张锡骏是1944年进入香山慈幼院第一校婴儿教保园，当时才1岁，他的父亲开了一家照相馆，平常会来学校给孩子们照相，所以跟学校领导的关系不错。后来他的父亲因为得了肺结核，怕传染给家里人，所以就把家中的5个孩子送到香山慈幼院学习，“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经历90年，镇芳楼仍然保持完好，唯一的变化是悬在楼前写着“镇芳楼”三字的大匾没有了，换上的是一颗五角星，“那是1949年解放军进来后换的。”

    镇芳楼北边有一间一层的教室，当时用来给学生当音乐教室，“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就摆放着钢琴，牛吧？”张锡骏说。

    镇芳楼的南边是一排一层的房子，共有15间教室，当时用来给“复式班”上课用。当时很多孤儿来到学校的时间不统一，有时很难凑满人数上课，而且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就先把这些孩子放到“复式班”学习，“这也是香山慈幼院的一大特色。”

    看完香山慈幼院的总院，往北走不远，看到的是一片工地，一座新的大楼正在施工中，楼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这就是我们学校的二校、也就是小学部的位置。”张锡骏说。

    他回忆，原来的建筑叫“口子楼”，学校的形状就像一个口字，里面有旱冰场。1949年用做中央军委办公室，后来改建成香山别墅区，去年别墅区拆除后，正在盖一座新楼。

    “太可惜了，原来的食堂被拆了，上次来都还在，你们看不到了。”看着紧张忙碌的工地，张锡骏嘴里连连叹息。

    二校门口的一棵桧柏还在，长得仍然高大挺拔，“以前树上挂着一个大铜钟，拽着绳子敲，声音传得整个校区都能清晰听见。”

    原来放映电影和文艺演出的“风雨操场”已经被停车场和草坪所覆盖，西边的山坡就是“知松园”，园里古树参天，“这是当年香山慈幼院二校的露天讲堂，大家伙儿在草丛中，古树下，坐在老师身旁，听老师讲课，特别是上自然和地理等课程，比如讲到松树的松针时，老师到边上随手一抓，就是最生动的教材。”

    上课时也没有特别严格的纪律，有些孩子淘气会偷偷溜出去，老师也不太在意，“熊先生的教育宗旨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多亲近自然，他不希望孩子们整天坐在教室中学习。”张锡骏解释。

    沿着公园中的小径往北，走不到50米，右边有两座小楼，一前一后，北边的叫“俭村”是男生的宿舍楼，南边的叫“恕村”，是女生的宿舍。把宿舍楼取名为“村”是为了强调家庭的概念。这两座建筑也是后来重建的，严格复制当年的式样，只不过现在租给了私人用，“我们校友有一次想进去看看，人家不答应，说是私人的，还说再不走就放大狼狗。”张锡骏说。

    为了让学生们从小就具备动手能力，香山慈幼院专门设有校工厂。铁工厂和木工厂就在“俭村”的北边。这就是慈幼院的第四校，当时还有化学工厂、刺绣厂、养蜂厂、陶瓷厂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各种技艺，比如在铁工厂中就可以制作铁盆，学习上釉子、烤漆等技能。“注重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相结合，也是熊希龄的一个教学目标。”

    看到山坡上的眼镜湖，张锡骏顿时兴奋起来，“夏天可以在这里游泳，冬天可以在湖面上溜冰。”

    修葺一新的“见心斋”是张锡骏儿时玩乐的天堂，园里一段坡度很大的长廊被他爬了无数次，“影响最深的是老师当时跟我们说，她不会游泳，所以千万不要掉到里面的湖里去。我们就很害怕，老师都不会游，看来千万马虎不得。”

    “见心斋”是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科”的所在地。1931年女生搬到城里西四帝王庙，改称“北平幼稚师范学校”；男生于1928年迁至青龙桥，也就是现如今的颐和园内“耕织图游览区”位置，是原来的第三校男校。

    很少有人知道香山慈幼院一度还有一所很特殊的学校，就是位于长青寺北边感化胡同的“感化院”，“送到学校的这些孤儿素质良莠不齐，有些孩子从小不学好，学校经过一段时间教育后仍然屡教不改，那时候没有少儿管教所，熊希龄也不想把这些孩子扔到社会上不管，于是就跟当时的北平司法当局合作，专门成立了一个感化院，管教这些孩子。”张锡骏说。

    感化院当时有200来人，其中有40个左右是香山慈幼院送过去的。

    提到这些孤儿，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1920年水灾发生后，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被送到香山慈幼院时，很多人的身上都患有疾病，“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不在少数，有些还患有肺结核。”施今墨当了一年多的慈幼院副院长，目的就是给孩子们治病，同时还给全院建立了卫生和保健制度，“解决了孩子们的疾患问题。”

    1948年蒋介石飞到东北督战之前，还专门跟宋美龄一起来到香山慈幼院慰问，“我记得宋美龄穿着翻毛皮大衣，给我们小朋友发糖，我也分到了，吃了。”张锡骏笑着说。

    当时张锡骏就住在“蒙养园”里，园子里当时住的都是4到7岁的孩子。这座建筑现在已经变成了宾馆，但是外部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动。宾馆的一名女服务员看到张锡骏，脸上露出笑容，“给他打开109房间吧，他原来就住在这里。”

    因为是淡季，宾馆里面的人不多，“109”房间已经被改造成了现代化的设施，尽管过去六十多年，张锡骏仍然清晰地记得这里的一切，“当时一个房间住着10多个孩子，还有一个高年级的模范生负责照顾我们，我姐姐就是其中的一位模范生，老师要求她跟我住，不过我们互相都不愿意在一起，所以分开了。”

    张锡骏对院里的一棵油松印象深刻，孩子们可以在树下的草地上做游戏，院里还有梅花鹿，“就跟天堂一样。”

    不光玩得好，吃住也好，“有牛奶喝，每天都吃鱼肝油丸，后来改吃带滴管的鱼肝油，没有鱼肝油丸好吃，房间里用的是抽水马桶。”“抽水马桶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不是天堂是什么！”

    香山慈幼院的学生分为两种，一类是“正生”，一类是“附生”。所谓“正生”就是没爹没妈的孤儿，这部分学生的所有费用由学校负责。至于“附生”，就是一些临近的居民和有钱人家的孩子。很多名人像齐白石、周作人的子女都在香山慈幼院做过“附生”。这些学生入学，家里需要缴纳不少费用。

    在张锡骏的眼中，“正生”的待遇要高于“附生”，拿洗澡来说，“正生一个星期可以洗一次澡，学校提供。附生因为很多人离家近，学校就鼓励孩子回家洗澡。”

    张锡骏的一个哥哥后来进了学校的童子军，需要置办一套制服，“正生的由学校包了，我哥的制服需要我们家出钱，家里当时想不办，但我哥非想要，最后还是给买了。”

    香山慈幼院刚建校时，里面都是孤儿，到了1925年，北洋政府倒台后，学校面临资金上的压力，于是开始招收了部分“附生”，“尽管有正生和附生的区别，但是学校老师在教学上还是尽量做到不让孩子们感觉出来。”

    尽管熊希龄自己做到了“裸捐”，但是学校的开资实在太大，所以他还得常常想办法去募捐。1922年，梅兰芳先生一度很喜欢去登香山，有一次在山顶发现一块石头，爱不释手，就在上面刻“梅石”二字，这事熊希龄知道后，就跟梅兰芳开玩笑，以违反校规为由要梅先生“罚款”，最后梅兰芳在香山搭台唱戏一出《宇宙锋》，请来京中名流，所得收入都归学校，一时传为美谈。

    除了镇芳楼，沈从文先生曾经做过图书管理员的“小白楼”也保存完好。走道两旁的墙皮斑驳脱落，地上复古花纹的瓷砖却难得显示出一种岁月的质感。这是香山慈幼院总院的图书室，主要是向老师们开放。

    岁月流转，时光更迭，熊希龄一度改名过的“白云亭”又改回了原来的名字“多云亭”。有的老建筑被重新装修粉刷后封锁了起来，里面不断传来犬吠的声音，提示着这里成了私人的领地。

    在半山的森玉笏，有两块石刻，一块是乾隆的御笔，一块是熊希龄在1922年五月领着学生爬山时写的一首诗，前四句是：“远看塔影漾湖波，又听群儿唱晚歌。为念众生无量苦，万山深处一维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