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乃麟：一本书、一座山，淡定了我的人生

    人物档案

    1947年出生，台湾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会长常锡桢长子，机械工程师，参与过毛主席纪念堂、首都机场T3航站楼等工程的建设。现已退休，受父辈感染，目前致力于香山慈幼院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宣传活动。

    如果人的一生有几次转折，常乃麟不知，1991年5月26日的那次亲人会面，是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在机场，他迎来了从未谋面的父亲，身边还有一位陌生的继母。“不哭，不能哭，”他忍住自己的眼泪，并想到闻此消息就哭倒在床上的生身母亲，他也是这样劝过她，并为她打气：您记得你有儿子啊，您有什么委屈的……

    父亲常锡桢，多年是他记忆的空白。从祖父祖母的言语中只知道父亲1948年去台湾，那时他还只有一岁多。之后音讯中断，8年后母亲单方面向法院提出离婚，后来只身去了外蒙，在那里嫁了人。小时候的生活,他是跟祖母一起过的，最初是住在北京宣武区的闷葫芦罐儿,1953年又举家搬至宣南白纸坊的盆儿胡同，从罐儿到盆儿，他对那一排红砖房印象颇深。根据它的地名——平渊里，他知道这是回填苇坑而建。白纸坊有一个印刷局，曾是北京最大的工厂，职工千名还多。看过父亲后来的回忆文章，他知道这曾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父亲在台湾，伯父在香港九龙，一个大家庭就这么七零八落。而有这样的海外背景，到底对他的成长有没有影响？常乃麟上小学时并没感觉。考上育才中学以后，才慢慢感觉到压力——有些“好”事总轮不到他。后来参与毛主席纪念堂建设，最后一项是首长接见，人们对他说，你就别去了。

    边缘化、靠边站，但他还是凭着自己出色的学习成绩有了事业的成绩。三十岁时，通过远在美国的伯母，常家人彼此有了联络。再到四十四岁，父亲就回来了，带给他的第一件礼物是一本《北京土话》，上面写常锡桢编著，一条条全是老辈北京人才说得清的北京土语与俗谚。他闻出了海峡对岸一群人思乡的味道。

    父亲还把他带上了香山。

    在北京四十四年，他也去过香山，却不知这里有个香山慈幼院。更不知，这里一直是父亲多年来梦回萦绕之地。

    北京长春寺北边是香山慈幼院第五分校——职业技工学校。最早是感化学校，后转为第五校，培养技工的地方，里面附有小学。父亲七八岁在那儿上小学。后来又被爷奶拉洋车送到香山慈幼院二校上学。1937年年末，父亲还参加了熊希龄逝世悼念活动。

    1992年的香山慈幼院校友会活动，给常乃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说冲击。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五六百人，和熊希龄夫人毛彦文一起，以庄严的仪式将熊希龄骨灰从香港迎回，安葬在香山墓园。一群人一起谈论熊希龄，宛如谈自己的生身父母。回忆悠长，深情绵绵。香山慈幼院，在他们眼中，好像还是从前，“这里就是原大门”“这是仁村”“这是礼村”。这些，都能在他们的言语中一一复原。

    为什么一群老人会对一个早已经离世甚至未曾见过面的人那么铭刻在心，为什么他们对香山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他觉得这一切是这么陌生，但又如此真切地吸引着他去探求。

    之后他就成了香山慈幼院校友会的一分子——至少为了父亲，他也有这份责任，走近这群老人，听他们聊过去的事，整理相关的历史资料。慢慢地他确认一个事实：这里面的东西是真的。对这个香山慈幼院的感情是真的，对熊希龄这个创办人的感恩之心也是真的。现在的这群老人，大部分曾经是一群孤苦无依的孤儿，但在这里都找到了家的温暖。这里还负责把他们培养成材。他们怎能不把这份感恩，融于血液中呢？

    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也为人父母，在社会上有自己的角色，他们知道，自己曾受惠的那一套教育方针，对现代社会也有用。“香山慈幼院最初的教育宗旨是熊希龄先生制定的，但他自己不满意，后又请院评议会来研究制定。而香山慈幼院评议会主要成员是：胡适、蒋梦麟、李大钊、张伯苓……这些大学者做香山慈幼院的智囊团，也能看出熊希龄的初衷：不学西方，也不走前人之路，就是要走出自己教养结合的试验性教育之路。”

    和香山慈幼院的校友们聚多了，做工程出身的他，开始试着用建筑图纸的方式还原那时的格局：“都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一个家庭就是一个院，而且特意安排里面的孩子有大有小。管理他们的叫娘。佟宅，就意味着这里的娘姓佟……”他画得有模有样，但还不愿贸然拿出来，“因为，有些细节、方位还有待考证。”

    “许多从这里走出的人现在都八十好几了。但从他们一生的路来看，相当一批人后来的职业都跟教育有关。有人一辈子都是老师。”

    香山慈幼院让他感慨万分，他写了长长的《香山慈幼院赋赞》，又开始为香山慈幼院写歌。主歌与副歌中，有些关键词反复出现：是谁抹去灾童的泪？孤儿有慈母。他把它录进自制的香山慈幼院视频宣传片中，自弹自唱，连旁白都自己来。

    “一本书、一座山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这样评价现在的自己：“我现在的心态特别好。不能说大彻大悟、通了，但基本上对人生有个小悟。看历史，知道自己处在基本和平时期，生活安定。受到过良好教育。身上的那些知识，连同音乐素养，都是国家给的。”

    除了父亲，他慢慢了解到，父亲能在台湾靠文字、摄影行当为生，还能兼做电影广告，跟伯父有关。伯父与父亲都去了台湾，伯父却中途转了香港，为什么这样，聊天中，他获得了一个信息：“你伯父染红。”

    可惜，做过大有电影公司董事长，后又在香港任友联出版公司经理几十年、创办过《银河画报》的伯父，生前的所有著作，都被他的五闺女一把火烧尽。原因不知。

    伯父七十多岁过世，“染红”始终是个悬案。而父亲在台湾参加的香山慈幼院校友会，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一想到这些，常乃麟就会觉得，自己余生所能做的，就是进一步还原与考证香山慈幼院的历史。记录与之相关的那些人、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