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园的生死教育最直接

    “我现在离殡葬文化是渐行渐远，但是一直都比较关注殡葬业的发展。平常只要看到殡葬、公墓这样的字眼，都会特别关注一下。”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主任周吉平坐在办公桌前，笑着告诉记者。

    1990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就分配到了万安公墓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工作，直到2000年离开万安公墓，一呆就是十年。

    原先北京市研究殡葬历史的人才很少，有也是从以前的老杠业转行过来的，文化程度低。加上解放前殡葬从业人员的地位低下，政府一度鼓励子承父业，对于殡葬文化更是忽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于殡葬文化才开始有所重视，当时北京市民政局要编撰《民政志》，需要收集殡葬方面的资料，周吉平当时的老同事赵德禄先生，对于殡葬文化的资料收集比较全面，周吉平就在他的基础上做了科学的梳理，编成志，编写了《北京殡葬史话》，还把万安公墓的历史整理了一遍，一共出了6本万安丛书。

    他告诉记者，现代公墓的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当时的人很难接受公葬的观念，来安葬的人很少，“入葬的都是社会上的开明人士，接受洋化教育，受西方文化影响，其中就不乏一些著名人物。”

    “我当时去了以后很激动，因为是学历史的，所以很多名人都知道。李大钊就不用说了，朱自清、戴望舒等，都是文学大家。有些名人像王力先生可以出一本传记，但是很多工科类的专家和名人出传记的机会少，但是他们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加上萧军先生的女儿萧耘女士给市民政局写了一封信，希望有人来整理万安公墓的历史特别是安葬在公墓内的名人资料。正好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有了万安丛书的产生。”

    当时很多名人的后人都参与了编写，比如张西曼先生的女儿，姜椿芳先生的女儿，李广田先生的女儿等等。

    这套书从1995年开始编，到了1999年结束，花了4年时间。“万安的名人太多了，现在还可以继续编下去。”

    周吉平说，到目前为止，除了福田公墓出了几本《福田名人录》，里面收集有不少名人，革命公墓也曾有一位热心的老同志专门收集资料，出了一本《革命公墓碑文录》。其余的墓园很少做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

    但是碑文的价值却不言而喻。周吉平告诉记者，历史上专门有碑传集，很多年以后就是历史考证的重要资料，“比如书上写的人物的出生年月日，作者可能在不同的书之间摘抄。但墓碑上的碑文一般都是由死者家属写的，内容最为准确。”

    他认为，这些名人大家去世后，除了要有无形的精神传承外，还需要有形的物质传承，需要有一个点去祭奠他，“墓地就承担了这样的功能。万安公墓除了墓地功能外，也是一个文化园。”

    在国外，很多人喜欢去墓园走走，其中像莫斯科新圣女公墓还卖起了门票。

    目前，国内的很多墓园也开始朝休闲园林化方向发展，“以前的墓地没有人管理，而现代的墓园很规范，且都是园林式的，采用园林式的管理。这是休闲的好地方，只是现在我们的公墓比较拥挤而已。”

    “把墓园作为一个公园来向大众开放，其实我是很赞成的。大家都可以来参观，来看，来纪念。公墓嘛，不仅仅是安葬的地方，也是公共活动的地方。”周吉平说。

    他认为，纪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碑文高度概括了这些先人的文化精神。文化古迹的概念中不仅仅包括这些名人生前活动的地方，安葬的地方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化古迹存在。“因为这里是这些名人的最终归属点。”

    在万安公墓工作了10年，对于周吉平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为了收集资料，当时全市一共有12家殡仪馆，周吉平全部都跑遍了。

    “以前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入错行，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人从有到无的过程，从一具完整的遗体到变成墓地，再变成花的过程。通常我们说，人死了，灰飞烟灭，这个过程我真实的看到了。人这一辈子，要活就好好活着。认真的活着，努力的活着。活得好一些，活的更有成就感。”

    2000年周吉平调到了北京市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工作，来到社区服务中心后，他经常会组织同事去殡仪馆或墓地参观，“看多了生死，对人、对事、处理问题，也都会比别人多一份淡定，多一份从容。很多事情你会看得更开、更广，不会纠缠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可以从容进退。”

    “这给我的感悟是很深的。”他强调。

    此外，他认为，国人以前之所以对墓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是因为先人对于生死的教育并不是很重视，特别是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生死，做得尤其不够。“殡葬是一种仪式，一个过程，而生死教育则是一种观念的教育。”

    他认为，墓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死教育的场所，这是墓地不同于别的文化教育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最直接。”

    他这样阐释自己理想的人生观：活着的人对于自己的挫折，对社会问题的看待，要淡定一些，平衡一些。佛家说要看透生死，要超脱。我们普通人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可以学得淡定平和一些，这也是现代社会需要的。

    “当你看到墓地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过。”

    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的96156社区服务热线设有专业心理咨询热线，很多人会打电话来心理咨询，说的都是自己心中解不开的结，比如家庭矛盾、失恋等。

    “有时我就会建议他们去墓地看看，这是最好的治愈方式。”周吉平说。 

    对话

    记者：万安公墓是什么时候开始规范化管理的？

    周吉平：“文革”中万安公墓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了殡葬管理处，开始修缮，对陵园进行了规范化建设。1981年戴望舒的夫人有一次去陵园扫墓后，写信给《人民日报》，大声呼吁要好好对待修复这些墓地。同年3月21日，《北京晚报》头版以《万安公墓亟应整修》为题，刊登读者来信。万安此后开始植树，修建了相关的公共设施。道路绿化等工作也做得不错。

    以前很多学生会来李大钊烈士陵园参加活动，完了会到周边看看，看到王力、冯友兰、朱自清这些名人的墓地，大多非常惊奇。我们当时就有想法，要把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一个旅游景点，现在这个想法已经实现。

    记者：现代的墓碑文化有什么样的特点？

    周吉平：以前都是高碑大墓，现代的墓碑表现形式很多，比如在墓碑上雕逝者头像，碑阴上刻上一本书、一首乐曲等，不像以前那样单一。

    还有书法，有很长一段时间，万安公墓是不主张用电脑打碑文的。当时用386电脑打碑文还很难，麻烦，但是有人喜欢，认为很规范。就因为规范，才显得没有个性。我们当时请了一些书法家或者是书法爱好者用毛笔书写。其中有些青年当时还没有成为书法家，收的钱也比较少。有些人会留下名字，有些根本就不留。我记得有一位青年现在还成了“中国十大青年书法家”之一，但当时他给很多人写了碑文，用毛笔书写的墓文更加有色彩。J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