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申遗争议:学者反对左安门等复建项目

　　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正阳门、太庙、天安门、故宫……依序直列，天坛与先农坛建筑群约略对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现代建筑嵌刻其上。这条俗称“龙脉”的7.8公里长北京中轴线正试图寻求更广范围的价值认定，去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北京正式宣布启动中轴线申遗工程。而在它有机会被世界所了解和赞叹之前，国内的论争就已经开始。

　　真遗存

　　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倒下，古都北京便被置于长达半世纪的任意拆解中。民国初建，正阳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的瓮城相继拆除；接着是崇文门和德胜门的箭楼；50年代起，外城城楼、城墙和内城城墙也逐渐被毁。而中轴线之上的明清建筑也只存留下故宫、天坛、太庙等。当皇城和作为其设计灵魂的中轴线在实体上已经残缺时，是否还具备原初的文化价值，便是学术界首先不能达成共识的一点。

　　在媒体近期的广泛报道中，申遗范围可能包含22个遗产点，除了原有的明清建筑遗存，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金水桥、华表、狮子、天安门广场都涵盖其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是此次申遗文本撰写的负责人，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刚从举办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俄罗斯归国，对于22个遗产点，吕舟无奈地表示：媒体多少有点误读了他的意思，这只是3个方案的折中，并没有最后确定，只是先按照这个方案进行保护。由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和天坛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们的缓冲区叠加将是中轴线申遗的既定缓冲区、不再扩大，而从南到北的长度也不会改变，在这个范围之内，遗产区的宽度到底怎么划定，专家和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有大中小之分，大方案可能还会将什刹海和南锣鼓巷的街区囊括进来，小方案则只局限于明清建筑群。

　　吕舟本人则更支持大方案，小方案的操作难度小，但并不能阐明中轴线的价值。“中轴线最重要的价值是它所体现的方法，中国人怎么规划和建造一座城市，对于国土和战略地位的理解，以及古人心目中天地人的对应关系都能够得到反映，它承载的是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基本原理，与其他国家的城市规划思想截然不同。从国内来看，很多城市都有中轴线的概念，但北京是最完整的，并且得到了延续，不是停止于明清。直到现在，它仍然是首都甚至中国最重要的一条线，在现代，中轴线又一次变得重要，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在中轴线上，天安门广场等现代建筑的存在不是对它的破坏，而是一种强化，它反映了真实的时代，贯穿中国文化始终。”

　　强调虚体意义和它在当代仍然延续的政治功能，这是吕舟在文本的陈述中，必须向世界阐释清楚的中轴线价值，按照他的判断，一旦正式申请，世界遗产中心的专业咨询机构里面，建筑和规划专家应该能够接受，但文物保护的专家可能会有异议。而这恰恰也是国内学术界的分野：建筑规划派立足于功能和思想的传承，而文保派则严格限定时间源头和空间存在。

　　“故宫已经是世界遗产，永定门是新修的，前门是被八国联军炸毁后重修的，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和国博都是新建筑，故宫外面的皇城都已经拆掉了，城墙和城门也已经消失，在这个基础上申遗，肯定有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晁华山说。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岗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既然是明清中轴线申遗，就应该有严谨的界定，去掉现代建筑。

　　假古董

　　在中轴线文化完整性见解分歧下，已经消失的建筑能不能重建，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2011年初，北京市宣布申遗之前，关于是否复建地安门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辩，而社会声音更有责难：那将是假古董。

　　今年5月去世的泰斗级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当时是支持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吴良镛都为早已被拆除的地安门设计了图样，而在文保界中，与罗哲文的地位等量齐观的谢辰生则明确反对。两股同等重要的力量和对交通的现实考虑使北京市最终放弃了复建的想法，不过，中轴线区域辅助建筑的复建则提上了日程，永定门瓮城和左安门的复建已经被列为东城区的保护项目规划蓝图中。

　　“我只能把它看成一个文化景观，跟文物毫不沾边，对申遗起不到加分的作用。”吕舟说。在他看来，东城区目前进行的复建式保护与专家意见存在分歧，这与北京市迟迟不能确定申遗时间表也有一定联系。“申遗定了，就要划得很清楚，但是现在没有划定，就不好谈。”

　　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边兰春明确反对东城区的几处复建，他是北京“名城委”专家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与郑孝燮、吴良镛、谢辰生、罗哲文等人同列“14人小组”，也就是说，北京的古都风貌何以重现，很大程度上受他们的学术见解和审美取向影响。在给东城区和西城区的意见书中，边兰春提出并不赞成永定门瓮城、左安门等复建项目，与东城区原副区长讨论时，他也当面表达反对意见。“那些辅助建筑能够传递的历史信息远远不够。”边兰春说，是否需要复建，取决于能不能通过物化加深人们的心理感受，也要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关于消逝建筑的重建之争更像是中国文物修复思潮演变的一个缩影，“落架大修”与“修旧如旧”的观念一度占主导地位，基于中国土木结构的建筑独特性大拆大建、原样修复，力求与历史原貌精确一致。而欧洲的建筑修复更强调可逆性，在原有基础上加固时，新旧材料会做出明显标识，并不会刻意做旧。“这是用谦卑的心态来看待文物，修旧如旧就是骗人、是以假乱真。”晁华山说道。“虽然现在还是落架大修，但现在也在向世界普遍的修复理念靠拢，文物等级越高，就越应该保持原真性。”边兰春说。

　　因此，当普世的修复观念开始为中国文保的主流所接受时，重建于7年前的永定门在中轴线申遗当口被重新看待，广受批评。而除了观点和理念之争，更有现实利益的纠葛，永定门重建的主导学者王世仁便是较早卷入其中者。

　　保护之名

　　2004年9月，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永定门城楼重新屹立在中轴线南端，这与王世仁的力推不无关系。早在2000年，他就联合一些学者给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写了《关于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作为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前所长，王世仁也是“名城委”的专家成员之一，与反对大拆大建的学者相比，他似乎更受政府欢迎。

　　2007年，王世仁被媒体爆出在南池子、东皇城根等旧城改造项目中，都是他大力主张拆除老居民区，然后由他的女婿和女儿来承担该项目的设计，赚取重建时的巨额设计费。王世仁虽然否认自己拿了这些钱，但还是被冠以“拆派”的恶名，而他所主张重建的永定门在新的学术评价中，也更多掺杂了道德谴责。

　　而在中国文保的现有机制下，申遗背后必然是一番利益计算。去年，西城区宣布要配合申遗，调整不符合文保要求的商业业态，例如鼓楼西南侧、煤市街、大栅栏三地区要拆迁改造，而东城区则表示计划每年疏解1万人，至2030年，东城人口争取控制在65万人。永定门至钟鼓楼的中轴线古迹文物周边居民将整批搬迁。与此同时，与中轴风貌不相符的地方，也将进行调整，例如天坛坛墙附近的简易楼、先农坛内的大型体育设施等。最近，天坛公园周边8栋简易楼、钟鼓楼附近近600户平房，就已经正式启动拆迁。

　　尽管北京市文物部门后来表态，中轴线申遗绝不是把老百姓都搬出去，关键是要整治有碍文物安全、严重影响中轴景观的部分。北京市规划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对中轴线的保护不“大拆大建”，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也应包含原住居民。对中轴线周边居民的搬迁，会结合实际情况、遵循自愿原则。但一些民间文保人士仍坚决反对以申遗为名进行破坏。“中轴线申遗也被他们拿来当作借口拆真建假，把老百姓赶出去。这是我反对申遗的原因。”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曾一智说。

　　2007年开始，北京市每年投入至少10亿元专门用于城四区旧房改造，但是过去的几年，中心城区人口疏散的效果并不明显。此次申遗，或许是一个“转机”。

　　“政府想保护时，就说是四合院，想拆了又称它为平房。”长期致力于胡同保护的华新民认为，这根本无视产权。最近，东城区委书记杨柳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老百姓都问我，‘到底什么时候拆迁？’都很着急。”但在熟谙四合院产权问题的华新民看来，老百姓这种态度不奇怪，因为其中的绝大多数不是房主，而是他人私房中的租户或占住户，是政府拆迁利益共同体中的一部分。

　　1958年，政府要求部分城市私有出租房由房管局“经租”，即负责经营管理和修缮。同时要求房客把租金交房管局，再把其中30%退给业主，但不涉及产权，业主也仍持产权证；“文革”后产权证被迫上缴；80年代还私产时，最初没清退经租房，直到1997年才清退小部分，即广东华侨的，办理了“撤销管理”，而全国大多数至今也没清退，但政府也禁止把经租房作为“国有资产”挪到房管局名下，更禁止出售。可掀起“旧城改造”后开始大规模拆迁，经租房被房管局非法出售给上述住户，使其作为假所有人获得补偿款。而真正的业主已经与自己的祖宅毫无关系了。

　　申遗的背后

　　以申遗为名的拆迁再次搅动了原本就已经复杂的产权纠纷和历史纠葛，而当它与旧城改造和人口疏散挂钩时，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行为。不过，对于公众而言，学术争议和“保护性拆迁”都在可以想象的范围之内，真正触动他们敏感神经的，是毛主席纪念堂也有可能被纳入申遗。

　　首都中轴线从来都是与政治关联。即便在现代，它的这种属性也依然没有减退。无论是天安门广场上大型活动的政治社会化，还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对整个民族历程的提醒，都已经成为中国人政治意识的重要构成。然而，当申遗行为试图使政治功能兼具世界文化意义时，原有的认知便被打破。

　　消息一出，网络世界立时沸腾。反对者之中，亦不乏左派人士。自称中华民族主义者的司马平邦即发出质疑，如此富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意义的建筑物被绑在中轴线上，究竟能不能代表全世界的遗产？

　　在学术争论中，毛主席纪念堂能否参与申遗只是一个中轴线文化定位的问题，而民间社会却更关注于它的政治符号意义，任何与纪念堂相关联的行为，都有可能产生过度解读的效应。

　　而在世界遗产专家晁华山看来，申遗本身就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具体到某一个项目，当然在所难免。“2004年，中国申遗高句丽王陵成功，之前并没有这个念头，但是在那一年朝鲜提出申请了，中国马上就做出了反应，快速动员、花了很多钱，加班加点弄出了方案，短时间内就提出了申请，与朝鲜在同一届世界遗产大会讨论。这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主导。”晁华山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晁华山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世界遗产的学术咨询和培训。据他介绍，那时候世界遗产名录已经有800多处，由于之前并没有过多限制，导致数量增长过快。200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遂决定，今后审批世界遗产的条件将更加严格，一个国家一次最多申报两处遗产。“有些遗产多的国家就明确表态要减少申请，把更多机会让给那些没有或者较少世界遗产的国家，相较之下，中国从未减少申请。在已经是世界第三遗产大国的情况下，仍追求更高目标。”按照他的解读，近年形成的“申遗热”除了地方经济利益驱动，也离不开这种行政思维主导下的文化理念。

　　而此次北京中轴线申遗，无论它以何种文化阐释出现在世界遗产中心的讨论桌上，都应该去政治、远利益。“50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学家的慨叹言犹在耳，如何避免二次破坏是一个新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