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名人故居频被拆：保护比重建更紧迫

　　■ 本刊视点 ■

　　抢救不可移动文物永不言晚

　　作家王小波曾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半写在故纸上，还有一半埋在地下，只是缺少了一部立在地上的历史，可供后人其中漫步。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它的建筑。

　　昔日著名的“太太的客厅”——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而今只剩断壁瓦砾，被一块块蓝色铁皮包围着，上书：“驴肉往北100米”。

　　北京梁思成的故居被房产商“维修性拆除”了，重庆蒋介石行营也被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宣布“保护性拆除”，同此“保护”的还有济南英领事馆。南京的张治中公馆变身为“天价豪宅”，挂上了6400万元的出售牌；广州的“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则成为了夜总会……

　　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3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的文物保护执法检查落下帷幕。

　　2012年6月底，路甬祥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报告称，我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整体水平，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地位还不相称，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报告特别指出，有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在城乡建设中擅自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及其他文物古迹，破坏文物环境和历史风貌，刻意规避考古调查勘探而进行施工，造成一些文物损毁消失。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去年年底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历时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全国最大规模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调查工作。

　　所谓不可移动文物，是指先民在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上的具体遗产或遗址。

　　“北京‘梁林故居’(即梁思成故居)、重庆‘蒋介石行营’被拆除只是两个具体案例。普遍的问题是，国家目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直言，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已进入凸显期。“我们文物保护部门感到压力很大。”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以权代法，权大于法，有法不依。”谢辰生对笔者表示，“在所有政府机构中，毫不夸张地说，文物部门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90岁的谢辰生是中国文物界泰斗，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我来日无多，充实文物机构，树立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威，加大对破坏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是我现在最大的希望。”

　　保护比重建更紧迫

　　美国规划师培根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体作品。“这个作品指什么？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划思想进行设计的整个古城。”谢辰生说，所以古城保护，指应当是整体保护。

　　首都北京的古城保护修缮，对地方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无疑具有风向标意义。

　　北京市政府已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10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成立。委员会阵容豪华强大：市委书记刘淇任名誉主任，市长郭金龙出任主任，知名建筑家和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吴良庸任专家顾问组成员。

　　据谢辰生介绍，国家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最初是保护一处一处的建筑。后来认识到还要保护相关环境。于是再后来，意识到整个历史文化古城都应该被保护。

　　坚决反对大拆大建的谢辰生是老北京人。“小时候站在景山往下一看，当中是黄琉璃瓦，其他整个都是一片片树。过去外国人叫北京城GreenCity(绿色城市)。”

　　四合院、胡同这些中国特色词语，外国人早已普遍使用汉语拼音转换来的“Siheyuan”和“Hutong”，简单明白。2012年1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北京故居被拆，开发商答疑时蹦出“维修性拆除”的一个新鲜词汇，却让外媒翻译起来颇费周章。

　　英国《每日电讯报》放弃了偷懒的直译““maintainability demolition”：the house was knocked down because it was in state of disrepair and “in prepar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heritage site”(这房子为啥要拆呢，因为修不好啦，拆了的目的是为了让故居得到保护)。只是，“维修性拆除”的逻辑，外国读者表示还是没看明白。

　　上世纪50年代，为保护北京城墙不被拆迁，梁思成四处奔走：“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半个世纪后，他自己的宅子“皮肉”分离。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31年至1937年间租住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即梁林故居。这一时期是两人对中国建筑史及文物保护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期。梁家的客厅成为京城有名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

　　2009年，因涉及商业项目，24号院门楼及西厢房被先后拆除。经媒体报道后，国家文物局明确表示，“梁林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应该由地方文物部门申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文物局会同市规划委也表示，已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并将邀请专家制定具体保护措施。

　　2010年，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梁林故居”已要求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具体程序由北京市文物局作出。同年10月，媒体报道“梁林故居”已经纳入第三次文物普查新登录项目，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正在进行。

　　2011年1月，东城区文委表示“梁林故居”将原址恢复修缮，将最大程度恢复原貌。

　　2011年12月，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居在未经有关文物保护部门报批的情况下被基本拆除。

　　负责拆除的华润集团富恒房地产开发公司自称，为防止发生火灾、倒塌、治安等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对房屋进行了抢险维修性拆除。

　　东城区文化委文物科有关负责人介绍，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虽未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依据文物法规定，文物普查项目保护级别较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略低，仍属于文物建筑，即便要迁移和拆除，也必须在征得政府(东城区政府)和上一级文物部门(北京市文物局)的批准后才能进行。

　　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所谓“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他说，凡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各类建设性活动和保护维修项目等，都必须严格遵循文物工作方针，依法报批。对于违法损毁或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的行为，必须依法处理。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称，有关单位“公然拆毁已被认定的文物建筑”，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梁林故居被“维修性拆除”，是北京近年来最恶劣的文物拆毁事件。

　　根据文物保护法，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原址重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需要在原址重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文物保护法颁布以前的文物保护，谢辰生谈及了与周恩来相关的一则故事。

　　1953年夏天，北京市准备拆北海团城开马路的时候，周总理只带着秘书一人，亲自去团城考察，整整在那呆了两个钟头后说，这个很重要，不能拆。最后总理决定把马路往南边的中南海方向移了二十米，为此，砍掉了一部分国务院的墙。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时期。2005年3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而今，大规模拆建没有了，但类似梁思成故居的“遭遇战”一直未停歇。梁思成故居拆除违法，两年前已经被叫停，但最后仍被强拆。“文物保护法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房地产开发。这是最大头，主要挑战就是利益驱动、有法不依。必须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谢辰生表示。

　　去年年底，长沙万达广场的建筑工地上挖出一段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的古城墙。当地政府在开发商的压力下，决定20米的城墙原址保护，其余100米异地拆迁保护。文物保护专家前去质疑时，对方无奈地说，文物保护部门纵使再有心保护，也不能跟上面的意见不一致。

　　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2002年以前曾担任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规划委的领导。彼时北京市曾出台“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有学者批评，不搞整体保护，只保护25片有什么用。谢辰生告诉记者，单霁翔曾私下说，北京市要旧城改造，自己能保护25片已属不易。

　　谢辰生认为，文物保护与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与房地产开发是两件事情，必须分开看待。“文物保护和民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纳税人已经交过钱了。”

　　梁林故居只是老北京仍在消失的一个缩影。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仅北京就已有1/3的名人故居被拆，其中不乏市、区级文保单位和文物普查项目。

　　最代表北京市井生活的胡同也越来越少。有研究显示，1949年北京旧城胡同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2003年只剩下1571条，目前划定的33片平房保护区内仅有600多条胡同。

　　谢辰生举例说，近两年鼓楼地区因为地铁建设，已经有大片胡同和民居被拆除，不仅破坏了中轴线地区的古城街巷肌理和空间尺度，而且驱散了原住民。“失去了原住民，就失去了城市的灵魂。”

　　李希光是“新北京、新奥运”口号的提议者。据笔者了解，这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此后却在课堂多次提起“老北京、新奥运”。“在2000年我极力鼓动政府和专家接受‘新北京新奥运’的理念。我当时对‘新北京’的解释是：北京人焕发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和面貌迎接奥运会，而不是拆了旧楼再盖新楼。”

　　李希光为此专门撰文：今天北京人面临的现实是，那些凝聚了老北京传说、故事、文化和身份的旧宅院和破胡同，看来注定要被房地产开发商们以种种借口破坏掉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惟一能做的是，让学生最后瞥一眼正在消失的“老北京”的日常生活，收集尚存的胡同故事。“我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的北京城不会变成一座巨大、冰冷、没有个性的全球化建筑群。”

　　2013年，北京中轴线将正式冲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城市也将迎来建都860周年。今年年初，北京宣布，今年将拨款10亿元，专项用于古建筑维护，重点是中轴线的古建筑腾退和修复等百项工程，其中包括对6处建国后拆除的城楼建筑进行恢复重建。官方称这是“建国以来北京最大规模的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

　　多年前城墙的强拆与今日的重建，北京古城走了一道因果轮回。谢辰生认为，相比重建，保护显然更为紧迫。“重建什么时候都可以，标志性恢复，首先就不是文物，原来的文物如果没及时保护，毁了就是毁了，永远没了。”

　　谢辰生表示，根据文物保护法，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在原址重建是违法的。但特殊情况下复建也不是不可以。具体至梁思成故居，谢辰生认为，在旧址建一座梁思成博物馆，仍具有纪念意义。“它的旧址轮廓还在，可以重建，但建成尽管具有纪念意义，也肯定不是文物了。”梁思成故居的女主人林徽因也曾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谢辰生十分肯定而今北京市政府对旧城维护采取的“微循环”策略。所谓微循环，是指在保留古建筑基本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小规模翻修而非大拆大建来延长其寿命，不仅是简单修补，还要结合现代技术和理念进行有机更新。“北京市的改善、修缮，疏散六字方针，很好地将文物保护与民生两大政府责任结合在一起。”

　　梁实秋故居即实现了“修旧如旧”。72岁的孤寡老人张文荣居住于此，老房子年久失修，墙体开裂。现在，修好的屋子从外表看，依然是青砖灰瓦，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貌。

　　但正在进行中的京城古建筑维护，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尽管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手中的预算从往年的每年1.5亿元大幅调整至每年10亿元，但根据北京市政协的调研报告，中轴线上有一些古建筑被长期占用，严重影响了中轴线承载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如天坛外坛内、先农坛、故宫西华门内侧等被多家机构占用。有数据显示，仅腾退资金就需100亿元。

　　近年来，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投入资金约180亿元，其中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约70亿元，市级财政投入约50亿元，区级政府投入约60亿元。尽管这样，资金仍是旧城保护的一大瓶颈。

　　“整个城市的发展，需要钱的地方很多，基础设施、民生等很多方面都要用钱。真正拿到修缮保护上的能有多少呢？”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需要投入大量公益性资金，以政府财政投入同时争取社会资金的投资方式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名城保护的多元化社会融资模式亟待建立。

　　永不言晚的抢救

　　面对一直存在的资金难问题，2011年，《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了新的方法。

　　“十二五”时期，北京将实行“政府投资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以政府投资最大限度地撬动社会投资。”规划指出，将逐步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资金投入，探索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基金，搭建保护资金的投融资平台。

　　同时，在充分考虑信贷资金的使用风险和归还渠道、来源、方式等前提下，争取信贷资金支持等。按此规划，旧城改造将集合多方社会力量，一个新的投融资平台将在“十二五”期间搭建。

　　为弥补修缮资金的不足，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

　　由于修缮需要专业的文物勘测设计和施工队伍，且修缮费用不菲；很多文物建筑由于历史原因，产权情况复杂，一度影响了文物所有人出资修缮的热情。

　　今年2月，江苏省出现首例所有人个人出资修葺省级文保单位的案例。无锡小娄巷50号居住的秦寅源收到了来自江苏省和无锡市文物部门的批复，由他个人出资修缮祖屋的方案获得通过。“施工图已经做好，报批备案后即可动工。”

　　小娄巷是江苏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小娄巷50号在内的25个门牌号的现存古建筑。特别是50号院落，可谓小娄巷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民宅。

　　据秦寅源之子秦绍楹介绍：“我父亲最初是有让出房子由政府修复的意思的，但家中留存的十代人积累下来的文物、古籍亟待清理，我们无法将这个家族生活了180年的老宅交给不讲文物政策的拆迁办。”

　　由于担心让出祖宅会被强制拆迁，秦绍楹决定由自己出资，修复方案是在得到江苏省、无锡市文物主管部门同意修缮的批文后，委托苏州蒯祥古建园林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按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实施。

　　方案参考2007年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阿炳故居的修复方案，计划屋面换瓦加强防水，木柱防蚁后墩接加固，墙面补粉。

　　谢辰生对于个人出资修复文物表示鼓励。据谢老介绍，在我国，以前文物保护单位一般都是国有的，修缮也由政府相关部门出资。现在所有权归属私人的文物建筑变多了，维修资金不足，才会出现维修资金来源的问题。“前提是，国家一定要保护个人产权。”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产权人确有经济能力和修复意愿，但受制于产权纷争或者与周边公私房地搭界，存在产权难以分割或分割后难以构成单元的难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王云霞认为，当国有单位拥有文化单位所有权时，如果使用权分配给私人了，私人是不用出资修葺房子的，但使用权分配给有规模的单位的话，单位应出资修葺。“文保单位业主存在产权难以分割的情况，一般在国有单位很常见，私人单位反而不多，因为私人单位的产权都很清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文保单位曾同时被多家单位当做办公用房所致，追究所有权时确实会更复杂。”

　　文物保护单位与旅游单位的关系厘清，是谢辰生最近关注的工作重点。

　　据谢辰生介绍，有地方政府把文物单位统一划归旅游公司领导，市文物局也并入了公司，文物局长是公司的副经理。这样一来，文物局名义上是政府职能部门、行政机构，但实质上属公司管。“这种现象已存在10年。”

　　“旅游公司是以谋求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实体，文物单位则是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宗旨的公益事业。旅游公司把文物保护单位拿过去作为资产经营，这样把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捆绑在一起，只能是把事情弄乱。”谢辰生说，“如果对此种愈演愈烈的风气不加制止的话，恐怕全国重要的文物单位，只要是收入好的都将陆续被旅游公司兼并，那整个文物行业岂不被肢解了吗？”

　　在文物保护法修订过程中，针对上述情况，特别增加了第24条，明确规定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资产经营。

　　谢辰生表示，法律出台之后，旅游公司兼并文物单位的势头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直到目前，有的地方仍然没有纠正。“听说绍兴至今还是‘企管政’，而且在其他地方又有了重新抬头的趋势。”

　　2009年底，谢辰生得知河南嵩山少林寺要由国资委直属的中旅集团、与当地政府合作成立嵩山少林寺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来统一经营，并准备来年上市。情急之下，他手执毛笔，上书中央领导。

　　文物专家给领导人上书，成为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一个重要特别渠道。

　　2002年，谢老联合郑孝燮、侯仁之、张开济、吴良镛等25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紧急呼吁——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2003年谢辰生致信中央领导，要求制止北京市对四合院的大拆潮，表达他对北京旧城改造的忧虑。

　　“尽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尽管有了高层领导的批示要求，但一些地方依然是熟视无睹、我行我素。”谢辰生说，这说明，在法律和政策的执行上，在相关责任的追究上，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文物保护主体的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缺乏执法权威。

　　严格执法，加大严惩力度，谢辰生认为，这是当下抢救不可移动文物的迫切之举。

　　2012年7月，社会名人洪晃称章士钊故居所在的史家胡同51号遭到超范围施工破坏。北京市文物局邀请包括谢辰生在内的专家前往现场查看。

　　谢辰生认为，章士钊故居遭遇的情况与梁思成故居的情况有本质区别。“梁思成故居是‘真想拆’，章士钊故居是‘真想修’，从文物保护实际情况看，章士钊故居局部超范围施工的内容还是有必要的，施工单位错在没把问题、与修缮方案不同的施工部分方案上报市文物局。这是程序上的违规。”

　　北京市文物局给业主外交部和施工单位发出了停工通知书，并作出行政处罚。

　　谢辰生认为，这件事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不管你是哪个机关，不管你是谁，你程序违法，我就要罚你。坚持这点很不容易，任何一个机关，都没有权力超越法律。”

　　谢辰生说，这是专家们很难争取的结果。为什么“难得”，谢老不愿多说，“我们就这么干了，总算干成了。”

　　根据文物保护法，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北京市文物局和东城区政府公布了“梁林故居”拆迁的罚单，开发单位拆除梁林故居是破坏古都文物的恶劣事件，对古都名城保护和文化之都建设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依据文物法规定，拟对其处以50万元罚款，并责令其恢复所拆除旧居建筑原状。

　　公众普遍认为，破坏文物最高处罚50万元，相比拆迁后获得的巨大利益，违法成本太低。

　　对此，谢辰生告诉笔者，多年前制定最高50万元的处罚时，这一数字还是巨大的。“现在看起来，50万元就不算大数字了，这是今后法律法规修订的问题。当前，应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依法办事，严格执法。”

　　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数据，作为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资源，也为官方逐渐重视。

　　针对城市建设造成的文物破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宫希诚建议政府从管理和制度层面把文物保护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普查的数据和资源需要好好利用，对政府来说不难做到，只是麻烦一点。这比起百姓举报要更有成效。”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表示，文物部门的普查资料可以交给建设部门和城乡规划部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文物人为消失的问题。

　　相关人士表示，针对普查数据开展的分析，囊括了不同品类和种类的文物，今后可以为科学研究和城市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比如，经济建设时，事先提出这些地区有哪些文物点的分布，在规划时就可以避免城市经济建设对文物的破坏。

　　除去专家上书，来自网络民间的力量，在这场不可移动文物的抢救中也发挥了强大力量。砖塔胡同的鲁迅故居和米市胡同的康有为故居的暂缓拆除，就有公众网络监督的因素。

　　“文物不可再生，抢救不可移动文物永远都不算迟。”谢辰生说，“我能多做一点，就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