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的老姚和他的博物馆

 
 
 
    状态

    姚远利创办的科举匾额博物馆位于高碑店民俗文化街，已坚持了五年的博物馆，平日里总是冷冷清清，少有参观者。事实上，他的博物馆现状也是整个中国民营中小型博物馆的缩影，由于资金不足、又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很多民营博物馆都处于关门的边缘。老姚能坚持到今天，与其说是他在守护他那些珍贵的匾额，还不如说，倔强的他是在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他认为中国文化道德“兴也匾额、衰也匾额”。博物馆冷清，老姚有时也会着急，但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他的追求——让匾额文化“复活”。

    老姚的文化理想

    “这座博物馆，为个人投资创办……实际经营起来，门票杯水车薪，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创办者难以承受无止境的投入，全国多数民办博物馆不断地在关停转卖生死轮回中挣扎……”

    这是姚远利几年前以《实话实说》为题张贴在科举匾额博物馆大门旁的一段话。这是他的独白，也是一句谶语，印证着今天博物馆的窘境。       

    “如果政府不给钱了，我马上就得关门。”

    老姚没有丝毫犹豫就接过记者的话茬，然后深深吸了一口烟。他抽味道很冲的骆驼牌香烟，偏爱这种美国烟的人大多都是老北京，姚远利也不例外。老姚家祖上是富户，现在地处闹市的双井就是因他家的两口井而得名。就像许多北京人喜欢把玩老物件一样，20年前，姚远利收藏砚台，十多年前转而收集匾额，主要是与中国古代科举有关的匾额，收集多了也就有了办个科举博物馆的念头。

    在他看来，中国科举制度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文官制，同时，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礼制传承的载体。而现实是，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认识到匾额对文化传承的重要。在他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里，称赞的话老姚听得不少，听多了，他也就有些不以为然了，因为好话有时候就是场面话，他觉得少有人真正理解他的抱负——希望能给北京重要的建筑重新挂匾额，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承找一个切入点。为此，他曾经多次请朋友帮忙在政协会上提案，甚至还自己给北京一些重要建筑做了挂上匾额的效果图，“还不错吧？”老姚把效果图一张张展示给记者，用手掸掸上面的灰，他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是相当认真的。

    但现实让他无奈。匾额当年是被当成封建残渣扫出了历史舞台，再让它“复活”，总不免要谨慎些。他让著名作家陈建功帮他呼吁，陈建功跟他开玩笑说，“老姚你不会把我们带进沟里去吧。”知道无解，所以老姚说自己其实很孤独，像是在自嘲。记者打趣，他是唐吉·诃德，老姚侧过身，把耳朵凑近过来，“你说什么”，66岁的老姚有些耳背。年轻时招工到门头沟的煤矿，井下作业落下了病根。

    门可罗雀的现实

    从2007年创办至今，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已坚持了五个年头，这让老姚引以为傲。在高碑店民俗文化街，他的博物馆算得上是地标建筑，大门外伫立着几块巨大的墓碑和石像生，这些文物原属于乾隆皇帝四公主墓地神道，当地文物保护单位“借”给他用，他觉得能给博物馆提气，顺便也能将这几件文物保护起来。也有人认为这样阴气重，老姚不信邪，在石像生旁的墙上还专门贴了招贴解释，大意是说，文物放在博物馆就不分阴阳了。

    博物馆大门是老姚专门从江西金溪县淘回来的明代万历年间的石坊，门梁上的雕花历经岁月还显得那么精致生动，“中国人以前生活得比现在丰富讲究，那时候中国城乡发展是均衡的”。博物馆是个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当初文化街兴建时，老姚很有眼光地买了下来。中间庭院里挖了个小水池，老姚在里面种了些荷叶，不像南方水塘里夏天的荷花争奇斗艳，小池子里的几簇荷花，叶子虽然挂着夏天的绿意，花朵却只是零星地开了几朵，仿佛有意衬托着博物馆里的冷清。

    园子里有几位广东游客，聚在一起聊天，展厅里倒是空无一人，“今天还不错，是旅游团带来的客人。”前些年，有些学校会组织学生来参观，后来发生了几起校园惨案，学校都不愿组织集体活动了，老姚的博物馆也因此越发冷静起来。他原以为一些高考学生和家长会来这祈福，现实却并不如此，“现在的家长宁愿去庙里烧香也不会到这来。”普通日子里，来参观的人，两个巴掌就能数过来，一个游客都没有也是经常的事。

    所以但凡有观众来，如果老姚正好在，就会热心地给人家讲解一番。庭院东南角上，老姚把1905年最后一次传统科举的成绩单，原样复制了一份张贴在墙上。名单长近十米，参加殿试的273名进士按成绩排名，那年的状元是直隶人刘春霖，榜眼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探花是广东番禺人商衍鎏。

    老姚很重视这份名单的史学价值，名单能变相还原出很多历史信息。名单覆盖了大部分省籍，却少了东北人。他解释当时作为满族的祖居地，东北的满人享有特权，不需要像汉人一般读书博功名，于是相比关内或南方，东北科举不兴，读书人自然要少一些。那年的进士中有18位广东人，老姚说广东的旅行社很精明，就靠着这一点“噱头”，为他拉来了不少游客。       

    老姚还很用心地把明清状元做了番统计，画了图表贴在庭院南墙上，两朝的状元中，江苏独占鳌头，出了68位状元，浙江次之有40位，江西有20位，其他省份就少了很多。北京只有一人中过状元，老姚谈起来有些遗憾，“有些人中了进士，进了京城，他们的后人在北京生根，但很多都成了官二代、富二代。”老姚虽然口头上说，科举有利有弊，状元与其他进士并没太大差别，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文科生，但骨子里对状元仍是情有独钟。

    全国收来的珍贵匾额

    博物馆的正厅和东西厢房都分置成了展厅。展厅中，老姚系统地梳理出了中国古代科举的历史，从隋朝算起到清光绪年废止，1300多年的科举史一目了然。他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科举匾额，精选出一部分高高挂起。在展柜里甚至有他收集的精致作弊小抄，科举史也如其他历史一般，总是泥沙俱下，光明与猥琐相伴而生。

    最大的一个展厅被他分成了文科举与武科举两部分，很多物件都让人惊讶，清朝武举人考臂力的石头，有的重达三百多斤。在展厅的二层，收藏着很少见到的清顺治年间的科举匾额，以及状元陆润庠、洪钧、潘世恩、张之万、王杰、夏同龢、赵以炯等的题字，这些匾额上的书法遒劲有力，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兼具。老姚没有去过台湾，但他很有“觉悟”地开

    辟了一个台湾科举展厅，因为当年科举，清廷对台湾有特殊政策，考进士实行“十进一”的录取比例，就是十个人中必须录一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血脉关系在科举礼制也能找到渊源。

    因为展厅面积有限，很多匾额都只能堆放在一角，老木头的味道弥漫，用鼻子就能感知到时间的气息。南方与北方对匾额材质的要求不一样，风格也大不一样。南方匾更长一些，广西、福建、云南的匾额用料最讲究，北方的匾额因木质关系，更方正一些。

    老姚收藏最早的一块匾额花了2700块，那是1998年在潘家园。此后老姚开始在全国到处跑，有一年夏天听说浙江永康有人要整体转让200多块匾，他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辗转到了那，卖主开价全部匾10万元拿走，老姚只想要几块，卖主坚决，老姚也拧巴，最终谈崩了。

    老姚收匾时脑子里盘算的是文化价值而不是生意，即便如他所说，今天有些匾一块的价钱就不止10万，但从他嘴里说出“后悔”两字也很不容易。现在匾额的价上去了，做假如影随形，老姚对此嗤之以鼻，他觉得做假的人太没文化，“有一块清末西南巨儒莫友芝给一位榜眼题的匾，我一看就是假的，莫友芝只是个举人，不可能给榜眼题匾，这不符合传统制式。”

    老姚从江西淘到的匾额最多，是因为江西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一些古老的东西因此得以保留，相比之下，江浙是中国科举最成功的两个省，但因为经济发展快，对文物破坏也严重，留下来的匾额反而不多。有一块匾，老姚很得意，那是道光十二年探花朱凤标题的匾，当时他想收一块王世襄家族的匾，王世襄家祖上出过状元，但一次去安徽，他意外地看到了著名学者朱家溍的先祖朱凤标题的匾，他当时就乐坏了，因为他手头上已有道光十二年状元吴钟骏和榜眼季芝昌题的匾额，收到朱凤标的匾就意味着，他把道光十二年殿试三甲的匾收齐了。老姚最贵的一块匾额是从安徽收来的“状元及第”，花了五万八。

    博物馆的生存窘境

    全国收集匾额的人不少，但专事科举，老姚是独一份。渐渐地他的博物馆有了名气，时不时就有同行来参观。他的执著打动了高碑店的领导，高碑店乡政府每年拨50万元资金扶持博物馆，看到老姚有些不修边幅，乡领导说，把钱拨给你，你先去买几件体面点的衣服行不行。老姚一笑而过，他想把钱用在刀刃上，个人形象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他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能省着点用，维护一个博物馆，这些钱是不够的。但再困难，他也舍不得动馆里的任何一个物件，他怕开了这个口，以后就收不住。有人出上亿元买断他的收藏，他没动心。有人提出在他的博物馆里开个茶室，他也拒绝。不过今年，各方面经济不景气，他也有点急了，如果没有区里资金支持，他觉得难熬下去了。“中国民办博物馆的问题其实在中小博物馆。没有政府扶持必死无疑”，老姚说重话也不是没有根据，去年有媒体做过调查，北京的民办博物馆半数以上都关门了。

    老姚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走到匾额前，端详上面的题字。古时书法端庄中正的简洁美能让他心如止水，气势磅礴的气韵又能让他心潮澎湃，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迷恋，与历史对话，也让他感慨今人之不足。“这种大字，今天的书法家是写不出来了”。

    如果把老姚仅仅当成一位收藏家是不够的，老姚虽然没说自己是学者，但他言语中总是不自觉地提到——哪哪又发表了他的文章，自豪感与他吐出的烟雾一起升腾。

    与他对话，很容易被他带入学术探讨的语境中，他不会主动说自己的哪块匾额值多少钱，倒是会侃侃而谈“匾额学”对历史与未来的意义，让你插不上嘴。“匾额学”这个词是他创造的，他觉得匾额集中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礼制和伦理，在匾额面前人自然而然就会心存敬意，而如今社会最缺的就是对规则的敬畏。

    他不满意如今博物馆界总不给民营博物馆交流的机会，开会要么根本不叫你，要么根本不给你发言机会，于是老姚就干过在会上从公立博物馆领导手里抢话筒的事。

    “明清时中国大地可以说是‘无处不匾’，国家会对民间做了善事的人，用匾额的形式进行表彰，表明国家不会忘记你，同时也引领社会风气的方向，确立是非观念道德取向。”老姚觉得反封建不能把优秀的传统一棍子打死，越这么想，他觉得自己责任越大。老姚甚至把他的匾额学上升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高度，复兴不能靠口号和理论，需要一个载体，而匾额正是他的解决方案，他肯定地说，中国文化道德“兴也匾额、衰也匾额”。他提出，用类似城镇“吃低保的方式”，由政府出资来保障困境中的中小民办博物馆，对优秀的民博进行摸底排查，摸清自有房和租用房，进行分类补贴。但他也知道，这一切的关键是政府能否真正意识到民办博物馆的价值，“真正”两个字很重要。

    盛夏的博物馆里，老姚边走边侃，穿得有些变色的T恤衫胸口处湿了一大片，他伸手拽了拽，眼睛看着匾额，“我没敢装空调，这么大的屋子，装了空调那电费不得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与他的匾额交心。                                       
摄影 白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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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资金方式很多样

    在美国为博物馆筹集资金的企业和个人，应该认真阅读美国联邦和州府的“启动博物馆基本计划指导”和加入美国博物馆协会，好处是获得基础历史、财务和法律知识，并且在专业组织的指点下，从合法的渠道取得运营资金。

    有专家在多年营办博物馆中取得经验指出，美国博物馆无论大小，经费中有30%的资金来自门票收入（包括免费博物馆参观者的自愿捐赠），馆内商店里的纪念品销售和会员费；私营企业、私营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与其他捐款占35%；而剩余的部分，要靠投资人向联邦政府、地方政府申请补助金。

    第一项经费要靠博物馆的馆藏、声誉和优质服务获得，第二项中各种捐款来自博物馆与社区保持良好的互动和民众的支持。而第三项，由于美国各级政府设有协助公益事业的基金，博物馆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合法申请。如向国家人文保护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联邦教育拨款等，有相关内容的博物馆都有可能得到资助。

    不少国外的私人小型博物馆，都被所在城市和地区视为财富，包括政府机构和企业愿意在各方面与之合作，而且尽力提供财力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实际上，这是和这些博物馆首先作出的努力分不开的。

    博物馆作为一个地区的历史收藏地和美术、艺术品展出中心，从经办开始，本身就应该是地区的骄傲。而馆长对本行业内部的丰富知识和鉴别能力，也受到收藏家们的重视。有了这样的先决优势，相当多的博物馆更是主动与社区合作，在教育和娱乐两个方面，帮助社会提高文化素养，也为自己赢得观众群和经费来源。

    如华盛顿特工博物馆办有“特工学校”，面向10周岁以上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教授他们如何解开复杂的难题，如何破译密码等等，而且还举办特种讲座，届时中情局的前局长们会特邀出席，这样的“殊荣”，使得该博物馆从来不缺观众和财源。

    艺术博物馆也是培养青少年不同兴趣的场所。在美国一些中小城市的私营博物馆，聘请专业人士，开办美术、音乐和手工活动课外班，补充公立学校的缺憾，十分成功。在暑期里，绘画班、雕塑班，学习中文、西班牙文的课程，也得到社区团体的支持。例如，在宾夕法尼亚中部的一个小城市里的艺术博物馆，请了大学美术系学生教授知识，结果这个只有7万人口的地方，一年里竟有64000人次光顾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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