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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国史馆

2012-8-24 19:38| 发布者: 掌柜| 查看: 927| 评论: 0|原作者: 郭晓钟|来自: 北京日报

摘要:   武英殿 故宫西华门东南一隅,站在武英殿东西廊房下,红墙外街道边传来的蝉声悠扬,让人酷热顿消,加上游人稀疏,看殿内挂满的书画,静静地寂寞地绽放,竟也有了些凉意。“本不应如此”,我在心里不断地重复这个 ...

  武英殿 
 
     故宫西华门东南一隅,站在武英殿东西廊房下,红墙外街道边传来的蝉声悠扬,让人酷热顿消,加上游人稀疏,看殿内挂满的书画,静静地寂寞地绽放,竟也有了些凉意。“本不应如此”,我在心里不断地重复这个呓语:在我伫立之地,百余年前,满目尽是穿梭往来于各部、寺、府、院、监、处办文的史官,青灯孤影下审查核对文档的总校、提调、总纂,还有浩如烟海的各种史籍。除去帝王在这里短暂的斋居、召见、祭祀;皇后千秋、命妇朝贺在这里举行仪式;李自成在这里草草的登基;摄政王多尔衮在此处理政务等等,都无法遮盖武英殿作为清代国史馆的光华,而清代国史馆之于后世的影响已经很难用时间去进行消弭。

    国史馆作为纂修清朝历史的专门机构,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式设立,到宣统三年(1911)被北洋政府接管,200多年间,先后纂修各朝纪、志、传、表及《大清一统志》、《皇清奏议》等史籍数十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史制度、编纂程序和管理方法以及数以万计不同类别的档案。其严密的组织,有序的管理,斐然的成绩,一直为人所称道,直到今天,对史学研究和地方志编纂都不无裨益。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山东道御史徐树谷奏请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得到清圣祖的批准。四月,正式开设国史馆,地点就设在武英殿东西廊房。由此,拉开清朝修史的长卷,当时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设总裁、副总裁、满汉纂修官、提调、收掌、誊录、翻译等官员。康熙朝的国史馆前后开设了二十余年,主要为开国功臣作传。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另派纂修官,重开国史馆,以弥补康熙朝有功诸臣列传的不足,因建置和工作机制的原因,纂修国史的成绩不够理想。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议准礼部左侍郎徐元梦的奏请,续修国史。这次纂修国史,实际以编撰太祖至世宗的“五朝本纪”为主,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五朝国史编成,国史馆再次关闭、停止修史活动。这一时期,国史馆初步修成天文、时宪、地理、舆服、卫、礼、乐、兵、刑法、职官、选举、食货、河渠、艺文等十四志;编辑了顺治元年(1644年)至乾隆九年的《皇清奏议》,可谓成绩初显。在这次闭馆十六年之后,乾隆三十年,清高宗再次开设国史馆,这次编修,把列传正式纳入正史,并确立了纂修国史列传的准则。高宗提出了“功过不隐、以备一代信史”的撰著宗旨,确立了修史的指导原则和国史的基本体例,初步形成了督察制度,是清代国史馆走向成熟的基础。至嘉庆朝,扩大了列传的门类,儒林、文苑等传的纂修方法有所突破。在全面恢复帝纪、十四志编撰的基础上,发展了《皇清奏议》和画一臣工列传的工作,同时承担了《大清一统志》的修撰。这一时期的国史馆,人员和机构设置有较大幅度增加,体制机制更为健全,是清代国史馆的成熟时期。道光以后各朝,国史馆仍然基本上沿袭前朝形成的定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各项纂修活动,直至清朝灭亡,国史馆的例行工作从未间断。

    纵观清代国史馆几经关停,但又一直运行不辍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发展脉络,同时也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编史修志一直是历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今人所编《北京志》,尽管内容不同,但组织形式、编纂程序和方法则大体相近,这也算是清代国史馆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之一吧!(资料引自《北京志·中央机构卷·中央机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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