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卡帕在中国

1938年4月，武汉抗日示威游行中的儿童

观看武汉空战的市民

卡帕像

战后台儿庄

遭到轰炸后的武汉

卡帕拍摄的中国士兵像

卡帕拍摄的周恩来

▲花园口决堤后，士兵乘船渡过黄河 　　遭到轰炸后的武汉 　　卡帕拍摄的中国士兵像 　　▲花园口决堤后，士兵乘船渡过黄河 　　卡帕拍摄的周恩来 　　卡帕像 　　战后台儿庄 　　观看武汉空战的市民 　　1938年4月，武汉抗日示威游行中的儿童

    8月20日，日本女记者山本美香在叙利亚丧生，成为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第四位殉职的外国记者。此前，刚刚获得荷赛一等奖的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丧生于此；在报道斯里兰卡内战时失去一只眼睛、以一个黑眼罩为标志的美国女记者玛丽·科尔文也牺牲在这里……

    在新闻史上，这样的名字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战地记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代称——卡帕。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罗伯特·卡帕这样说。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几乎就是战地记者的代名词。

    卡帕的一生只有短暂的41年。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激战正酣的时候，成名不久的卡帕有过一段中国之行，短短数月间，他用他的照相机记录下中国正在经历的苦难和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

    从卡帕中国之行留下的五百余张珍贵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台儿庄的生死鏖战、武汉大轰炸的生灵涂炭、花园口炸堤之后的洪水泛滥……唯独看不到卡帕本人，他永远躲在照相机之后。

    今天，我们只能通过这些照片和零星的记载，去还原卡帕在中国的足迹。

    “欠中国一份情”

    今年8月，以卡帕为主角的西班牙小说《等待卡帕》中译本在中国出版。这其实是本基于真实历史的爱情小说，描写的是卡帕和他的恋人在西班牙的爱情故事。那时，卡帕还没有来中国。但小说的作者、西班牙女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说：“是中国拯救了卡帕，他欠中国一份情。”

    来中国之前的卡帕，正沉浸在失去“另一半”的痛苦中不能自拔。那个“另一半”，是他的恋人、创造了“罗伯特·卡帕”的姬达·塔罗。

    被人们熟知的罗伯特·卡帕，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8岁时前往德国求学，半工半读时在照相馆帮工，学会了摄影。而“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塔罗凭空捏造出来的。

    卡帕有一篇自述文章《我，安德烈·弗里德曼》，用一种近乎戏谑的口吻讲述了这段故事。

    塔罗来自德国，原名葛尔德·波赫利拉。两人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因为卷入政治而先后流亡巴黎，并在这座以浪漫闻名的城市相识相恋。不过，与当时很多为逃避纳粹迫害而来到巴黎的犹太移民一样，弗里德曼和波赫利拉这对恋人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谋生。

    弗里德曼会拍照，可以说有一技之长，但是照片能够换取的报酬是与摄影师的名气成正比的。两个无名小辈，不可能真的指望拍照糊口。这时，满脑子鬼主意的波赫利拉杜撰出了莫须有的“美国著名摄影家罗伯特·卡帕”，她自己则改名塔罗，在巴黎租了办公室，成立了一家所谓的照片经纪公司。

    从此，弗里德曼就成了卡帕，负责拍摄照片，塔罗则用她长袖善舞的手段推销出去。他们从事的职业，就是以拍摄新闻照片为主的自由摄影师。塔罗为“美国著名摄影家卡帕”的标价是每张照片一百五十法郎，这个价码三倍于当时最高的行情，居然被塔罗一一推销出去了。

    当然，这种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塔罗出色的推销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卡帕的照片的确“物有所值”。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摄影师的卡帕，在他一生所拍的很多照片中并没有显示出多么高超的摄影技术，对焦、光线、构图等摄影要素，在卡帕这里都是可以忽略的无用名词。比如后来被视为卡帕代表作的《士兵之死》，从技术上讲可以说成像很差，而《诺曼底登陆》则干脆是模糊不清的。卡帕的照片取胜之处在于内容，仅凭其拍摄对象的本身就足以带给人们震撼，那是用勇气和生命换来的离得足够近的震撼。

    卡帕的技术在摄影之外。

    1932年，日内瓦有个国际会议发生了暴动事件，所有的记者都被瑞士警察粗鲁地赶走。唯独弗里德曼化装成水管工，把相机装在工具包中混了进去，拍到了独家特写镜头。

    塔罗随后给法国《观察》杂志主编提克打电话：“卡帕先生的这批独家照片要300法郎一张。”巧合的是，提克那天也在暴动事件现场，他对塔罗说：“别提什么卡帕先生了，告诉那个穿着脏皮夹克、到处拍照的小家伙，明天一早来我的办公室报到。”

    年仅19岁的弗里德曼自此以“罗伯特·卡帕”的名字正式亮相，以至于他的本名几乎不被人所知。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战争是最吸引人的新闻，大批记者涌入西班牙。在那里，卡帕拍出了让他名声大噪的《士兵之死》，但也失去了创造“卡帕”之名的塔罗。

    1937年7月25日，就在塔罗计划回巴黎的前一天，她踩在一辆坦克的踏板上“搭车”，结果在两辆坦克发生刮擦时身负重伤，不治而亡。

    塔罗的死让卡帕陷入深深的自责。据苏珊娜·富尔特斯为撰写《等待卡帕》而整理的资料，卡帕之所以先于塔罗回巴黎，是因为这对恋人之间发生了一些龃龉。卡帕后来也曾对友人说：“要是我在西班牙，我绝不会让她那样做，我绝不会失去她。”

    有很多天，卡帕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不出。朋友给他送去水果和三明治，但他们发现，卡帕根本没有动那些食物。在这之后，卡帕意志消沉，把用生命冒险换来的高额稿酬挥霍于赌博和酒精，醉生梦死。

    也正是这段时间，在欧洲人眼中的远东，中国大地上燃起了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火。

    中国的抗日战火触动了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他筹划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影片，也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四万万人》。此前不久，伊文思刚刚完成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这部纪录片的解说词出自鼎鼎大名的海明威，他和卡帕也是好友，被卡帕称为“老爹”。

    在此过程中，伊文思与卡帕相识，并成为好友。他邀请卡帕加入《四万万人》摄制组，负责“拍摄一些静态的照片，并担任助理摄影师（纪录片摄影师）。”

    在自传《摄影机和我》中，伊文思写道：“带卡帕去工作是我的责任，以使他分心，不再承受持续不断的悲伤。”

    苏珊娜·富尔特斯认为，卡帕之所以答应来中国拍摄抗战，“可能是抱有一种自毁的倾向，希望在战场上有一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结束他的痛苦。但他在战场的摄影工作中，恢复了他的职业态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富尔特斯说：“可以说是中国拯救了卡帕，他欠中国一份情。”

    摄影评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也认为，卡帕在拍摄中国抗战时恢复了摄影师的本性。顾铮介绍，得知“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卡帕和塔罗就有了来中国采访的想法，但未及成行，塔罗就殒命西班牙内战。卡帕可以说是带着两个人的愿望来到中国的。卡帕随身携带的钱包里还放着一张塔罗的照片。他时常拿出来向别人介绍说，这是他的“费昂赛”（未婚妻）。只是他没有说起她已经去世。

    《四万万人》和蒋夫人

    1938年1月21日，卡帕和纪录片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从法国马赛登上了“阿米拉”号邮轮，驶往香港。导演伊文思则从美国洛杉矶乘飞机出发，他从好莱坞找来了投资。

    这三个人，是伊文思中国抗战纪录片摄制组的全部成员了。饶是如此精简，伊文思拉来的投资仍不够用。于是，卡帕在为摄制组工作的同时，还要为美国《生活》杂志拍摄新闻照片，由《生活》杂志负担他的旅费。

    邮轮从马赛到香港航行了一个多月。与卡帕同船的还有他熟识的两位英国年轻作家奥登和伊舍伍德，他们也要前往中国的抗日战线采访写作。伊舍伍德后来在作品中把卡帕和费恩豪特称为“二等舱的生命和灵魂”，他们总是打闹取笑，彼此用法语吼叫，肆无忌惮地开着玩笑。“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国人还有法国味；他长得健壮结实，皮肤浅黑，黑色的喜剧演员一样深陷的眼睛……费恩豪特个子很高，是金发碧眼的年轻荷兰人——他跟卡帕一样疯，但不那么闹人。”

    而坐飞机前往中国的导演伊文思，远没有这两个年轻人轻松，他知道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惨烈和种种不可预知的危险。临行前，他就和制片人约定了暗号，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的名字在这些暗号里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约翰病”，代表他们遇到了困难，被关进了牢房，赶快联系美国或荷兰领事馆相救；

    “约翰病重”，代表他们被日军抓了，赶快把他们弄出来；

    “费恩豪特病”，那是摄影师真的病了，需要医疗方面的救援；

    ……

    2月16日，“阿米拉”号抵达了香港，卡帕和费恩豪特在那里与伊文思会合，随即乘飞机前往武汉。

    这时的中国，在抗日战场上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惨痛失败。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八一三事变”上海失守，年底首都南京落入敌手，日军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在大转移的过程中，武汉因为“九省通衢”的战略位置，成为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伊文思等人在武汉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向国民政府新闻局报告了拍摄计划后，摄制组得到了一个和蒋介石夫妇共进下午茶的机会。

    在《摄影机和我》中，伊文思回忆：“蒋介石的头脑和姿态都是典型的军人，他听了我们的拍摄计划，但没有说什么。”而宋美龄在这次见面时给伊文思的印象是“一个妩媚动人、精力充沛的妇女。这种魅力是综合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她在美国接受的教育。”

    在这样的会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拿着一个小相机拍照的卡帕。即便是当时已有“纪录片大师”之名的伊文思，在蒋介石、宋美龄的相关传记、资料中也没有被提起过。不过，在这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大量蒋介石夫妇的照片，署名都是卡帕。

    《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鲁斯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对中国一直有着特殊的关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并把蒋介石夫妇视为中国的领袖。不过，拍摄这些照片的卡帕，却很难说对蒋介石夫妇有什么好印象。

    从卡帕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曾经多次见到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卡帕忠实履行着摄影记者的职责，但他还是会把宋美龄给的鸡尾酒泼到盆景里去。卡帕曾对一位朋友说：“蒋夫人是严格意义上的清教循道宗信徒，但泡得一手致命的马爹利酒。”

    很快，伊文思对“蒋夫人”的印象也发生了改变。

    《四万万人》成了宋美龄亲自过问的“宣传项目”，她给伊文思指派了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做联络人，为其提供一切协助。黄仁霖少将军衔，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亲信。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他曾受宋美龄之托飞赴西安探望被扣押的蒋介石。

    这样的安排，不能说宋美龄对伊文思摄制组不够重视。但伊文思很快发现，黄仁霖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协助。他要审查伊文思的剧本，所有的拍摄内容只有得到宋美龄允许才能获得批准，而摄制组的行程也被限定在汉口范围内。即便在汉口，伊文思等人也发现，他们始终处在被监视和跟踪之中。

    整整四个星期，伊文思的拍摄毫无进展。而卡帕这时和众多身在武汉的外国记者“混”在一起，这批人中，包括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后来还有史沫特莱。

    在伊文思看来，卡帕那时“神出鬼没”，经常是和别的记者去酒吧喝个大醉。其实，除了偶尔拍摄一些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卡帕并没有闲着。他穿行于武汉大街小巷，拍摄了儿童表演的抗日宣传剧，拍摄了德国顾问从中国撤走（德国曾与国民政府有军事往来，日本和德国结成轴心国后，德国撤走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卡帕在摄制组之外的工作显然比作为“助理摄影师”要有成效，这甚至让费恩豪特嫉妒起来，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卡帕并不是真正为我们工作的，他最好的报道是给《生活》杂志拍的照片。”

    经过了一个月“为获得批准而进行的斗争”（伊文思语），摄制组终于获准前往前线。

    “不要看”

    4月1日，卡帕一行人从武汉动身前往中国抗战的最前线，也是当时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台儿庄。这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台儿庄地区鏖战了两个月。

    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日军中最为精锐、也最为骄横的板垣征四郎师团和矶谷廉介师团南北夹击，试图在台儿庄会师。而中国军队则调动了多达70万人，在台儿庄周边竖起血肉盾牌。双方围绕这个中国腹地的小城反复争夺着。

    卡帕他们获准前往台儿庄拍摄的时候，中国军队刚刚完成了对攻入台儿庄日军的合围——很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国民政府才批准了摄制组的拍摄要求。

    这时的摄制组已经扩充到7个人，伊文思、卡帕和费恩豪特是摄制组固定成员，他们聘请了两个中国人做助理和脚夫。另外两个人则是黄仁霖派来的，一个是对拍摄内容进行审查的现场审查官杜将军（未具全名），另一个人姓黄，原本说是中国某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拍摄，结果到达火车站时，这位“黄先生”变成了身着军装的“黄上校”——又是一位审查官。

    摄制组从武汉乘火车到达郑州，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更多的记者，其中有在武汉就与卡帕熟识了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蒂尔等。后来在台儿庄，爱泼斯坦等人还参与了纪录片的拍摄。

    4月3日，摄制组到达了徐州。一下火车，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站台上躺着的四具尸体。死亡宣告着战场已经近在眼前了。伊文思的摄影机对着这些尸体，拍摄了到达中国后的第一段胶片。

    当天下午，摄制组见到了正在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伊文思在自传中对李宗仁的印象是“长得矮小结实，性格开朗”。大战正在进行，李宗仁只给了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他在桌子上勾画了一幅草图，为摄制组介绍战局。

    这段影片是由卡帕掌镜拍摄的。伊文思说卡帕拍下了这场战争中难得的镜头，“很显然，我们到的正是时候，中国军队包围了日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她的军队是团结的。”

    当晚，摄制组再次乘上火车，继续向前线进发。沿途皆是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中国军队。为防止日军轰炸，火车灯光全部关闭，在一片漆黑中隆隆行进。

    次日清晨，他们到达了设在杨家楼村的前敌指挥部，中国军队的前线指挥官孙连仲接待了他们。伊文思记载，孙连仲对这场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尽管此前中国军队一直被失败打击着，但孙连仲已有对付日军的方法。

    孙连仲对他们说，日军的装备和训练都强于中国军队，但到了巷战，大炮不如手榴弹有效，手榴弹没有大刀有效。中国军队的制胜之法只有贴身肉搏。

    伊文思记录了一句中国军人的决绝之语：我们必须在这里一战，不然连死的地方都没有了。

    事实也正如孙连仲所说，中国军队是用贴身肉搏、用大刀拼刺刀的勇气，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不过，直到4月5日，摄制组才有了和一线士兵直接接触的机会。这时，卡帕的本领显示出来了。总是追着枪炮跑在前面的卡帕，即便语言不通也能在第一时间就和士兵们打成一片。

    在一处火炮阵地，中国火炮观察手把瞄准望远镜借给卡帕，让他看到了几公里外的日本战线。中国炮兵甚至为摄制组拍摄而进行了一次炮击。对面的日本战线冒起浓烟。只可惜距离太远，没能拍摄到。

    炮兵观察所却在这时招致了日军的报复性炮击，卡帕等人赶忙转移。

    可能是这次近在咫尺的炮击，让现场审查官杜将军心有余悸，本来就对拍摄诸多限制的他，从此就一直阻拦摄制组对火炮的拍摄。卡帕等人从他的口中学会了第一句中文“不要看”。

    这句中文倒是在后来的纪录片拍摄中用上了。为了保持画面的自然，拍摄对象要尽可能地不看镜头。卡帕等人就“现学现卖”，在摄影机旁用中文说：“不要看。”

    4月7日一早，一位中国军官兴高采烈地来到摄制组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

    而伊文思等人对这条好消息的反应却是“我们几乎要疯了！”特别是卡帕，几乎是懊恼地看着手舞足蹈的中国军官——他还没有拍到一个真正的战斗场面，战斗却结束了。

    “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1938年5月23日的美国《生活》杂志这样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这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这一期《生活》杂志刊发了大量卡帕拍摄的台儿庄照片，并说卡帕是在4月6日夜里报道了这场战斗。然而事实上，4月6日的夜里，卡帕是在杨家楼指挥部附近的一个谷仓里，在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中酣然大睡。

    第二天醒来时，得知中国军队已经获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卡帕能做的只有尽快赶到台儿庄去。可是搭载他们的卡车直到中午才被派来，摄制组成员们只能用多数人听不懂的法语发一顿牢骚。

    下午，当他们进入台儿庄时，呈现在眼前的已经是一片废墟。城墙上满是炸坑和弹孔，墙根处的树木没有一片叶子，树皮也被弹片剥落，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一双双死人的手。城内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一座教堂的门上挂着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教堂，请勿骚扰”，而门后的建筑已经变成了一地的碎砖。

    卡帕拍摄了站在台儿庄城墙上的中国士兵，以此标志中国军队的胜利，但更多的画面上，记录的是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

    卡帕看到一位妇女独自坐在一片瓦砾和碎木板旁，沉默地枯坐着，他将其拍成了照片。伊文思的纪录片也拍了这幅画面。随后询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她答复我们，本来我们也应该想到，那是她的房子，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三个老人在一个墙角挤成一团，呆呆地注视着眼前一个孩子的尸体。那可能是他们的亲人。当摄影机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忽然捂着脸惊叫起来。摄影机看上去像一个黑乎乎的武器，端着它的费恩豪特，此时头上正戴着在废墟中找到的一个纪念品——一顶日军钢盔。

    夜里，摄制组返回杨家楼驻地。卡帕送走了他拍摄的胶卷，它们会通过飞机寄往美国。伊文思记载，完成了工作的卡帕仍情绪不高，而他自己却为纪录片终于有所进展而兴奋。入夜，两个人都难以入睡，他们听着远远传来的炮声，推测战场的方向。伊文思形容炮声“如同敲打厚毛毯时有节奏的闷声，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卡帕和伊文思都期望着能够到战场上去。此后的几天里，他们不断地向杜将军和其他中国军官申请，得到的答复冠冕堂皇又不容反驳：“你们是贵客，我们不能让客人遇到危险。”

    摄制组只能又连续几次前往台儿庄，补充拍摄他们需要的素材。到了4月11日，他们找到了几匹马，替换了一直乘坐的卡车。这让他们的拍摄有了几分自由。

    骑在马上的卡帕终于找回了他的热情豪迈。他总是打马飞奔，脱离开摄制组的队伍，有时又忽然出现，冲着伊文思等人大声喊叫着口号，把自己当成席卷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骑兵。伊文思虽然嘴上嘲笑卡帕，矮胖的身子骑着矮胖的小马，看上去像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乔，但是仍为卡帕的变化高兴，“他终于开始了生命的第二次奔跑。”

    到战场上去拍摄的想法最终没能如愿，卡帕和伊文思等人只能返回武汉。一位友人对伊文思说，蒋介石的外国军事顾问在台儿庄大捷之后建议，要继续进攻，扩大战果，很快日军会有更多的部队进攻徐州，那时一切都晚了。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伊文思感觉中国要按自己的方式去打这场战争，而蒋介石似乎并不想打到底。

    形势的演进的确如那位外国顾问所预料的，日军很快集结更大规模部队最终夺取了徐州，台儿庄大捷并没有改变徐州会战失利的结果。紧随其后，更大规模的武汉会战爆发了。

    回到武汉后，伊文思想方设法把杜将军换走了，因为他想去西北，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位总在横拦竖挡的现场审查官同行。

    黄仁霖给摄制组派来了一个姓邓的人。这个人比较温和，说话也通情达理，但事后证明，“他和杜一样坏。”

    为周恩来拍照

    伊文思和卡帕到中国西北的真实目的地是延安，这是两个人不谋而合的想法，他们都已经为此准备多时了。

    从美国飞往中国时，伊文思一直在阅读的是当时风靡西方世界的埃德加·斯诺的名作《红星照耀中国》。在香港短暂停留期间，伊文思还联系上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并获得了廖承志开具的介绍信。

    而卡帕在武汉期间和斯诺本人混熟了，他甚至想和斯诺搭伴一起去延安。卡帕认定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神通广大”，能够有特殊的渠道前往延安。然而，斯诺和他们一样，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武汉之内，一直到1939年才有机会第一次到延安——写《红星照耀中国》时，斯诺是在陕西保安进行的采访，距离延安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在武汉，伊文思和卡帕很快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正好也在武汉，他与伊文思摄制组见了面。这次会面，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细节能够考据。但周恩来一定给卡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此后为《生活》杂志提供的报道中，周恩来被称为“十分能干，并且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人”。卡帕一生留下的文字不多，且文风谐谑，他如此正面评价的人物，可能只有海明威、毕加索等寥寥几人而已。

    周恩来对伊文思摄制组前往延安的计划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并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他们准备了车辆。

    拍摄完台儿庄之后，伊文思等人更加坚定了要去延安的想法。在被黄仁霖、杜将军等人的监视、审查、阻拦搞得不胜其烦后，伊文思认为他“在纪录片的作用上会和八路军找到更多的共同看法。”“一旦到了那里，我能找到更好的故事。”但是，“委员长的委员会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要我们交出影片的全部稿子，汉口的气氛很坏……”

    最终，以“到中国西北拍摄长城”为借口，伊文思、卡帕和费恩豪特终于在1938年5月到达了西安。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在西安受限制的程度比武汉更甚，他们甚至被要求每晚7时以后不准离开旅馆。伊文思愤怒地写道：“我们成了囚犯，被困在旅馆里，不能自由行动。”

    伊文思知道延安在西安的西北方向，而那个方向上正好有长城的遗迹，于是提出了去那里拍摄。但是第二天，他们失望地发现，国民政府为他们安排的拍摄地点在西安正西，而且整个行程被严格地限定，无法逾越。

    被捆住了手脚的伊文思给黄仁霖发电报控诉，这次倒是得到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夫人要我转告你，中国只有一支在蒋委员长指挥下的军队，在你的影片中要注意不要宣传其他部队。”

    无奈之下，伊文思开始计划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他再次联系了在武汉的周恩来。而深知当时中国政治复杂性的周恩来，给伊文思发来了善意的提醒：“你们能到延安去固然好，但是如果现在强行去延安，你们很可能回不了武汉，甚至使影片丧失应有的政治作用，危及影片以后的广泛发行……”

    伊文思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又返回了武汉。他在西安只拍摄到了一些风光和群众集会，在后期剪辑中，他只能把在香港拍摄的宋庆龄的画面切入这一部分。而卡帕在西安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不过，伊文思并没有放弃在影像中表现八路军的努力，他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拍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武汉的领导人。周恩来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人开会的场面摄入了纪录片。

    卡帕在一旁拍摄他需要的照片，他还特意为周恩来拍摄了几张特写和肖像。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周恩来非常配合卡帕的拍摄，站在一幅马克思的画像前，目光炯炯，神情严峻。

    拍摄完成后，伊文思把他的一部摄影机和数千尺空白胶片送给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初创时期的延安电影团正是以这部摄影机，拍摄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也可以说，这部摄影机替伊文思完成了他的心愿。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几乎每一天，武汉都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中战栗着。伊文思和费恩豪特拍摄了一些空袭的镜头后，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基本完成了。他们于7月离开了中国。

    卡帕独自留了下来，在不断遭受轰炸的武汉继续着战地记者的使命。

    “一个勇敢的小伙子”

    日军对武汉的轰炸早在4月底就开始了。4月29日，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日军以对武汉的狂轰滥炸来进行庆贺。

    此前一天，伊文思和费恩豪特动身前往西安，而卡帕不知为何耽误了行程，比伊文思晚了两天，由此赶上了这次规模巨大的轰炸。

    在空袭警报响彻云霄的时候，卡帕冲上武汉街头。

    第一次经历空袭的武汉市民，似乎还没有感到危险和恐惧。在卡帕的照片中，有很多武汉市民在街头观看中国空军与日寇激战长空的场面，既有观战时的忧心忡忡，也有得知中国空军击落20架日机时的欢欣鼓舞。

    然而，空袭造成的灾难触目惊心。在燃烧的街道上，在被焚毁的大楼里，卡帕把焦点集中在平民百姓的恐怖感上面：一位父亲紧紧抓住他的小孩子，正在朝防空壕的方向飞奔；一名妇女掩面不让相机拍到脸上的泪水；一名男子用扫帚无望地扑打着熊熊大火……

    这次轰炸，共造成了一千多名平民死亡，而这仅仅是开始。

    7月19日，日军轰炸了武汉的平民区。烈火包围了整座城市，卡帕在烟火肆虐中奔走，寻找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拍摄日寇狂轰滥炸后的惨状。卡帕在这次拍摄中拍到了一张后来广为人知的照片《蹲着的女人》：蹲坐在已成一片废墟的家门门槛上恸哭的中国女性，成为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缩影。

    卡帕在以饱含同情的视线注视中国人民的苦难的同时，也着意刻画他们在面对战祸时表现出的坚毅与乐观。在卡帕拍摄的一张特写肖像照片中，一个头戴钢盔的中国青年士兵以一种凛然之气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张照片被美国《生活》杂志用作封面。卡帕把中国人民的必胜信念传达给了世界。

    留在武汉的卡帕并不满足于在城市里拍摄被轰炸的惨状，他寻找着一切上前线的机会。他结识了从北平来到武汉的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公路的创造者。

    史迪威要去武汉会战的前线观摩战事，卡帕蹭进了他的队伍，同行的还有英法两国的驻华武官。史迪威在日记中记载：“我们在夜间行走，行路艰难，向导迷了路。大家精疲力竭，累得要死……日本飞机在头顶上两百英尺高的低空盘旋，用机枪扫射公路，可能有几个人中弹……”

    英国武官在出发不久就“大发雷霆，脱离了队伍”，法国武官感染了痢疾，也掉队了。而卡帕，则成了史迪威口中“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一直冲在最前面。卡帕还有本事在混乱的战场搞来面包和奶酪，“虽然有点发霉，但可以吃。”

    卡帕跟着史迪威拍摄了一个75毫米口径的炮群。这支炮兵部队参加过上海战役和徐州战役，但没开过一炮。史迪威对此不能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用，因为拿出来就可能失掉，那样等到战争结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战争中怎么办呢？”

    1938年10月25日，武汉落入日本人之手。

    在那之前几天，卡帕随着中国军队主力撤出了武汉。随后他回到了法国巴黎。离开中国之前，卡帕第一次用35毫米胶卷拍摄了一组彩色照片。照片刊登于10月17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图片文字说明这样写道：“作为中国撤退政府的首府汉口，其贫民窟里火焰万丈，日军飞机轰炸后，到处都是滚滚浓烟。一名穿蓝衬衫的女苦力一脸沧桑，无望地守护着家中的杂物，而正午的汉口正在炽热的空气中燃烧。”

    离开中国后，卡帕又辗转前往西班牙，在那里完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痛心的报道——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失败。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卡帕的身影出现在北非、意大利、法国……一次次地用生命做赌注，去换取相机里的一格格底片。他跟着盟军士兵第一批登陆诺曼底，他在西西里岛和美国空降兵一起从天而降……

    卡帕毫发无损地拍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拍摄的战争照片迄今无人超越，同行给了他一个诨号“走运卡帕”。卡帕原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做一个“失业的战地摄影师”，但战争并没有停止，卡帕没能如愿“失业”，又投身到越南战场。

    卡帕的运气却在这里用完了。1954年5月25日，卡帕踩中了地雷。地雷炸响的一瞬间，卡帕还不忘按下快门，留下了一张《卡帕眼中最后的世界》，从此成为新闻史和摄影史上永久的传奇。

    卡帕一生都在拍摄战争，但他最痛恨的也是战争。那张让他声名鹊起的《士兵之死》，被称为离死亡最近的照片，却是卡帕自己最厌恶的作品。

    “如果你不能阻止战争，那么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这是卡帕的信条，也成为继他之后许许多多战地记者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