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惩处强奸罪

　　宋代刻本《唐律疏议》（局部） 
 

 
　　清代公堂审判现场
 
 
    有关性犯罪的新闻，近来不断出现。9月4日，作为亚洲首个对性犯罪实行化学阉割（性冲动药物治疗）的韩国，决定扩大阉割的范围。有公众甚至要求，恢复物理阉割和死刑。对于性犯罪，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各种严惩手段和相应的法规。

    唐律中最早出现“强奸”一词

    ——性犯罪被列入“十恶” “不赦”之罪

    从目前已知的法典来看，“强奸”一词最早出现于唐律中。《唐律疏议·名例》（卷一）上“内乱”条下，“若被强奸，后遂和可者，亦是”一语中的“强奸”，指的便是这种性犯罪。

    唐代是性观念相对开放的朝代，过去民间一直有“脏唐”一说，意思是唐代男女性关系混乱，甚至乱伦这类在其他朝代相对少见的事情，在李唐皇家也不鲜见。虽然性观念比较开放，但唐代的性犯罪现象仍然不少。

    宋人郑克编撰的《折狱龟鉴·议罪》（卷四）中“窦参”条，便记载了一则发生在唐代的强奸案例。窦参是中唐名臣，曾做过唐德宗李适的宰相。窦参刚做奉先县尉的时候，在北衙禁军中当兵的曹芬兄弟俩喝醉酒后竟然强暴自己的妹妹。父亲发现后去解救女儿，谁想兄弟俩仍不住手，羞恚之下，父亲投井自尽。

    窦参接到案子后，判处曹芬兄弟死刑，立即执行。当时地方上有不少人求情，希望能在丧期满后再行刑，即缓期执行，被窦参严辞驳回。

    从隋代始，包括强奸在内的性犯罪被当成“内乱”之一，列入“十恶”。“十恶”，是指直接危及帝王专制统治秩序、严重破坏封建伦理关系的重大犯罪行为，不在赦免之列。所谓“十恶不赦”，即由此而来，在以后所有朝代，对性犯罪都是从严从重惩处，由此可见古人对强奸、乱伦这类性犯罪的憎恨程度。

    相对于乱伦、通奸这类性犯罪，唐代对强奸罪更是“罪加一等”，从重惩处。《唐律疏议·杂律》（卷二十六）中，对各类性犯罪、不同身份者的性犯罪，均有详细的规定。轻者杖责，重者流放，直至绞刑。如“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强者，各加一等，折伤者，各加斗折伤罪一等。”

    上面这条针对的是 “有身份者”对“下人”实施性侵，而对有血缘关系或是“下人”性侵“有身份者”、“奴奸良人”的，惩处则厉害得多。如继父强奸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流二千里”；如果在强奸过程中，给对方造成生理上的伤害，则“绞”，即判处绞刑处死。

    宋代已有“强奸幼女罪”

    ——性侵十岁以下女童“流三千里”

    宋代完全继承了唐代确立的严惩“强奸罪”的立法理念。

    《龙图公案》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公案小说集，记述的是被民间敬称为“包公”的北宋大清官包拯断案的故事，其中不少是性犯罪案件。在一则《强奸反噬》故事中，有两人见朋友的老婆长得漂亮，便企图强奸，未遂，被朋友告到官府。但他们反诬朋友，称朋友纵容其妻卖淫，欲骗取他们钱财，被明察秋毫的包公识破，遭从重惩处。

    包公所谓“从重惩处”亦即“罪加一等”，与《唐律》无异。宋代对“强奸罪”的惩处条例，附于《宋刑统·杂律》（卷二十六）“诸色犯奸”门下。律例中特别提到了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的赦节文：“应有夫妇人被强奸者，男子决杀，女人不坐罪。”

    依此条，北宋加重了对强奸别人老婆行为的处罚力度，以加强对夫妻关系和家庭的保护，在保护受害妇女态度上十分坚决。

    《宋刑统》虽是《唐律》的翻版，但在南宋赵扩（宋宁宗）当皇帝时出台的《庆元条法事类》，对在强奸过程中给受害方造成人身伤害甚至致死的，则给出了新的说法，即“以故意杀伤论”。

    《庆元条法事类》其实是对《宋刑统》的修正和补充，其在惩处性犯罪立法方面最出色的地方，是首次对性侵未成年幼女的行为，即现代法典中的“强奸幼女罪”，作出了明确的惩处规定。

    “强奸幼女罪”列于《庆元条法事类·杂门》（卷八十）“诸色犯奸”条下：“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也同，流三千里，配远恶州。未成，配五百里。折伤者，绞。先强后和，男从强法，妇女减和一等。既因盗而强奸者，绞。会恩既未成，配千里。”

    从这条规定来看，在南宋时性侵幼女，要被流放到3000里之外环境险恶的地方，比强奸成年女性流放远1000里。即便强奸未遂，也要发送到500里外“劳改”。如果给幼女造成伤害，则必死无疑。在实施盗窃犯罪行为过程中见色起淫的，判处绞刑。

    元代刑法最先列出“轮奸罪”

    ——“诸三男强奸一妇者皆处死”

    南宋规定的“强奸幼女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体现了古代中国在对未成年人“性保护”方面的超前意识，此后元明清三代法典中均列有此项性犯罪。

    如元代，在《元典章·刑部·诸奸》（卷七）中“强奸”条所列出的七种强奸情形中，有五种涉及强奸幼女罪。根据强奸犯的身份和受害女童的地位差别、年龄大小，给予相应的惩处，重者处死，“诸强奸人幼女者，处死；虽和同强，女不坐”；轻者杖责，“诸年老奸人幼女，杖一百七，不听赎”。

    元代将“幼女”年龄标准上限，定在10岁，即所谓“凡称幼女，止十岁以下”，超过10岁便不算幼女了，这可能与古人早婚有直接关系。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名叫赛赛的11岁女童遭性侵，强奸犯仅被判“杖一百七下”。

    由于元代这个年龄规定与女性的生理成熟期不符，后来的明清两代作了修正，将受害女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到12岁以下，如果强奸10岁以下女童，罪行更重。

    《大清律例·刑律·犯奸》中“条例”之一规定，“强奸十二岁以下幼女，因而致死，及将未至十岁之幼女诱去强行奸污者，照光棍例，斩决；其强奸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幼女者，拟斩监候；和奸者，仍照虽和奸同强论律，拟绞监候。”

    元代对强奸罪的惩处有很浓的身份色彩，主人强奸下人的老婆竟然不算犯法，即“诸主奸不坐；诸主奸奴妻者不坐”。对已婚受害人和未婚受害人，量刑也有不同：强奸已婚女性要被处死，而强奸未婚女性却是“杖责”，即“强奸有夫妇人者，死；无夫者杖一百七。”

    虽然元代法典有明显不足和缺憾，但其在惩处性犯罪方面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官员强奸下属的老婆将被杖责，并开除公职，即“诸职官强奸部民妻未成，杖一百七，除名不叙。”

    更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刑法最先列出了“轮奸罪”，这一性犯罪行为：“诸三男强奸一妇者，皆处死，妇人不坐。”

    虽然以前朝代法典中，对集体性犯罪的惩处也有相应条例，但都没这么明确，而且有主从之分。元代不分从首，只要同奸一女，全部处死。

    “轮奸罪”这一概念，到清代更为清晰。《大清律例·刑律·犯奸》中“条例”之一规定：“凡有轮奸之案，审实，俱照光棍例，分别从首定拟。”对参与轮奸的同伙的量刑，也有详细规定。只要是同伙，即便未发生性行为，都将被发配到黑龙江，给守疆军人（披甲人）当奴仆。

    清代第一次规定

    “同性性犯罪”

    ——性侵幼童

    “为首者拟斩立决”

    明代对强奸罪的惩处条例比较简洁，不像元代分得那么详细，执行起来比较容易，但惩处力度比以往又有所加重，《大明律》中规定：“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七，流三千里。”

    这意思很明白，强奸罪一律判处绞刑；强奸未遂者，在杖打170下之后，还要被流放到3000里外服苦役。

    清代对强奸罪的惩处，与明代基本一样，但在乾隆以后，不断进行修改、完善，惩处力度也大于明代，出现了“流放四千里”的规定，并将明代首设的“光棍例”，引入对性犯罪行为的惩处中。如上述的“轮奸罪”，在清代便参照“光棍例”进行判决。

    光棍例，其实与现代“流氓罪”差不多，但当初并不涉及性犯罪。明代最早严惩“光棍”的条例出现于朱祁镇（明英宗）当皇帝时，当时相当于今最高人民法院的南京大理寺奏称：“舍人、军余家人结成群党，打搅仓场库务，冲市人集之处，挟制唬吓诈骗财物，合谓之‘打光棍’。”当时惩处光棍行为，是“合照无籍户游食帮凶伴当拟断，编发充军”。

    清代对“光棍”这类流氓罪惩处严厉，不只发配充军，还出现了“斩立决”的规定。所谓“斩立决”即砍头处死，立即执行，而不是现代刑法中的“死缓”。

    清代的性犯罪惩处方面，第一次对“鸡奸”这类同性性犯罪行为作出规定，这是以往刑律中所没有的。

    《大清律例·刑律·犯奸》中“条例”之一：“恶徒伙众，将良人子弟抢去，强行鸡奸者，无论曾否杀人，仍照光棍例，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者若同奸者俱拟绞监候，余犯发遣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如果将不到10岁的幼童诱骗去，强行鸡奸，“亦照光棍例，为首者斩立决……若止一人强行鸡奸，并未伤人，拟绞监候；如伤人未死，拟斩监候；其强奸未成，并未伤人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如刃伤未死，拟绞监候。如伙同鸡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

    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清代对同性性犯罪和性侵未成年人是毫不留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