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购药也“实名制”吗

　　古代药店的百子柜 
 

 
　　售药的厘戥秤 
 
 

　　北宋东京药铺“赵太丞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近日，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推出了购买感冒药须出示身份证的规定，即所谓“购药实名制”。据称，这是为防止含麻黄碱类的感冒药流入非法渠道，被制成毒品。在中国古代，人们又是怎么看病、怎么购药的？有实名制吗？

    古代也有免费医疗吗

    ——南宋宝祐年间出现第一家慈善医院“寿安院”

    如今人们有病都会去医院，俗称“看医生”。在古代情况正好相反，那时没有现代的医院，更没有救护车，医生都是上门为病人进行诊疗服务，由病人家属请到家里看病，实际上是“看病人”。

    如《红楼梦》中，王太医和张太医便常被贾府的人请去看病。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丫鬟晴雯病了后，出于回避的考虑，贾宝玉叫人请了一个新大夫，“悄悄的从后门来瞧瞧”，不见好后，又差茗烟去请来了王太医。

    在中国古代，普通人生病了，也是请医生上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二门口值班的一个小厮（仆人）想偷懒，便对王熙凤的陪房丫头平儿说，“我妈病了，等着我去请大夫，好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的？”

    上门医生是不带药品的，往往在诊断后当场开出药方，由病人家属依方另外“抓药”。抓药，就是今天人们到药店买药的过程，因为不像今天医药合在一处，古人去药店买药比现在平常。当然，古人所买的药都是中药。

    古代看病虽没“医保”一说，看病难现象突出，但历朝历代也都有相应的免费医疗制度或临时性政策，因贫穷看不起病，或有出现瘟疫传染病时，朝廷都会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药品，药店也都会有自觉的慈善行动。

    如在宋代，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都有这种“福利制度”。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医院“寿安院”，便出现于南宋宝祐年间。这是一家慈善医院，为患者提供全免费医疗服务，治愈后资助返乡，如果病人死了还负责安葬。

    据《宋会要》记载，考虑到夏天是传染病流行的季节，南宋第一位皇帝赵构（宋高宗）在绍兴十六年（1146）六月二十一日曾亲自指示，要求翰林院派4名医官，给都城临安（今杭州）城内外的老百姓免费巡诊、发放药品，“每岁依次”。在赵■（宋孝宗）当皇帝时，特殊时期甚至要求所有医务人员上岗，给都城百姓挨家挨户发药。

    古代也有公办药店吗

    ——北宋熙宁九年出现“卖药所”

    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医与药并不分家，一名医生既管看病，又管采药、制药、售药，古代所谓的“药铺”、“药肆”，大多属于这类私营药店。

    从《后汉书·费长房传》记载来看，至迟在东汉时期，中国古代的街头已出现了零售药店。费长房是东汉时一位出名的会看病的术士，早年曾做过市场管理员。在他管理的市场上，他看到有位卖药的老翁，开门后就将一只壶悬挂在药店门外，此即“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一说。

    古代医生一般将药品装在葫芦内，“壶”、“葫”相通，“悬壶”即“悬葫”——在门外悬挂一只葫芦，遂成了古代药店的流行标志。费长房见到的卖药老翁不是凡人，费长房后拜其为师，掌握了“悬壶济世”的医道。

    但在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国营公办药店，但在早期并不对外经营，实际上是内部药房。如大家熟知的“御药房”，这是专为皇家服务的大药房。古代给皇帝看病的医生，称为“太医”，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出现了“药局”一词，除置太医令外，开始在中央重要管理机构门下省设“尚药局”，并置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岗位。

    到了唐代，朝廷除设尚药局外，还有药藏局。前者为皇帝进行医疗服务，后者为太子服务。但面向普通人、对外经营的公办药店，一直到宋代才出现，这便是当时的“卖药所”，具体时间是北宋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

    卖药所，后来又称为“熟药所”、“赎药所”，与卖药所相对应的，是专门负责制药的“修合药所”。卖药所和修合药所是中国历史最早的由国家开办的药店和制药厂，它是古代“药品专营”制度下的产物，再后来，分别易名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局”。

    古代药店也“24小时售药”吗

    ——南宋“不即出卖”“杖一百”

    卖药所最初仅在京城东京（今开封）试着开办了一所，后来见效果不错，广受市民欢迎，到赵佶（宋徽宗）当皇帝的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便增加到5所，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公办药店”制度。

    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便至少绘有两家药店，一家名叫“赵太丞家”，一家姓杨，门前有“杨家应症”、“杨大夫”字样。与现代的“××一条街”一样，当时东京出现了“医药一条街”。据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北诸医铺”条记载，此街在东京主要街道之一的马行街北面。

    到南宋时，公办药店制度成熟了起来，为了让患者及时买到药，得到及时治疗，朝廷还为公办药店订立了一项值班制度：卖药所的工作人员要日夜轮流值班售药，失职者将予以处分，现代药店“24小时售药制度”应该源于此。

    为强化“24小时售药制度”，宋高宗赵构曾于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专门下发了一道“红头文件”，规定“熟药所和剂局，监专公使轮留宿直，遇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从杖一百科罪。”仅因患者不能及时买到药，值班人员便要被杖打100下，可见当时法规之严厉。

    明清两代，除了设置惠民药局外，由私人经营的药店遍及城乡各地，风头盛过宋代的公办药店。如在清代的北京，就有鹤年堂、同仁堂、万全堂、千芝堂、庆仁堂、德寿堂、永安堂、长春堂等诸多有名的药店，有的至今经营不衰。

    现代未能禁绝的假冒伪劣药品，也困扰着中国古人。为了规范药品的质量，古人也想出不少法子，具体有深远影响的手段是颁布药品的国家标准。

    在唐代，朝廷曾数次颁布医方，并令各郡、县的行政官员要将《广济方》择要写在大板上，公布于村镇要道口，创造性地进行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宣传。在李治（唐高宗）当皇帝的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还修成并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而在此之前，所有药品的成分和剂量都是凭医生个人临床经验和喜好来定的，造成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参差不齐。

    到了宋代，国家对药品质量的管理更趋标准化。宋朝修成并颁行了一部更为完备的国家药典《和剂局方》，对各种方剂所含药物的分量、质量标准以及炮制加工方法，都有一套严格程序和规定。

    由于药品由公办的医药和剂局依药典配制、生产，药品的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保证，老百姓信任，十分好卖。这时候，社会上便出现了冒充惠民和剂局生产的假药。出于易辨认和防止奸商假冒的考虑，当时医药和剂局生产的药品，便在外包装上均盖上相当于现代注册商标的“和剂局记”印记。

    在强调“24小时售药制度”的同时，南宋朝廷还坚决打击制售假药行为，诏书称，“撰合假药、伪造贴子印记作官药货卖，并依伪造条法。”

    同一时期，在与南宋对峙的北方地区，假药同样存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诸禁》（卷十九）“禁货卖假药”条有这样的说法：“如今街上多有卖假药，及用米麦诸色包裹，诈装药物出卖的也有。”这种用米面制作假药的手法，至今不断，当时的皇帝忽必烈接到报告后很重视，要求相关部门公开颁布禁令，称如果以后再有违反，售卖假药者，将依法惩处，重者处死。

    古代购药也有“实名制”吗

    ——元代买砒霜巴豆乌头附子大戟芫花要“实名”

    是药都有三分毒，所以古人都把药称为“毒药”。古代官府对药品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特别是对砒霜、巴豆、乌头这类可以治病，但更可以治死人、常被歹徒用来谋财害命的“超级毒药”，控制尤其严格。

    古代控制毒药，很多时候是靠药店自律。古代药店一般会设一名“查柜”，主要责任是负责检查顾客的药方，查对所抓药品，以防出错。如在老北京的“同仁堂”、“万全堂”等药铺中，售药处都设有查柜，对于购买“毒药”者从严控制，绝不轻易卖，不了解底细的更不买。

    在元代，购买“毒药”干脆实行实名制。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诸禁》（卷十九）“禁治买卖毒药”条，在铁穆耳（元成宗）当皇帝时的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奏议卖毒药的禁约整治，铁穆耳与太医院官及其他相关官员一起讨论后认为，“今后如砒霜、巴豆、乌头、附子、大戟、芫花、黎蒌、甘遂这般毒药，治痛的药里多用着，全禁断呵，不宜也者。”

    可治病怎么办？最后拿出的方案是，卖药的和买药的都要进行登记。如果买“毒药”确实是治病的需要，可以卖给，但得留下姓名、住址这类个人信息，药店也要做好档案记录。如果将来出事了，毒死人了，“买的卖的两个都处死者”；即便不曾毒死人，如果随便买卖“毒药”遭人检举，“各杖六十七”，另外还要追加罚款，作为给检举者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