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城的传媒大道

 
　　《京话日报》连载的小说《猪仔记》影响很大 
 

 
　　上个世纪初，《京话日报》报道的“新物件”，仿佛说的就是今天的手机 
 
 

　　《京话日报》关注民生，报道北京设立菜市场 
 

　　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在菜市口米市胡同创办的《每周评论》，是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查封 
 
 

　　京报馆旧址 
 
 

　京报馆东侧的墙体上只剩下一个“京”字 
 
 

　　铁鸟胡同也叫铁老鹳胡同，是北京乃至中国报业的重要发祥地
 
 
    老北京城的传

    宣南地区在老北京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除了天桥文化、会馆文化等外，在中国的报业历史上，宣南地区的报纸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宣武门到菜市口一线，集中了老北京的大数报馆，用今天话说，把这条街称之为北京的传媒大道一点不为过。

    中国民间报房经营报纸始于明朝的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宣南地区。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御批后才有《京报》刊行。清朝入主北京,由《邸报》与《京报》共行,到《京报》独行。到了民国时期，宣南地区的报业兴盛，其间著名报人众多,也产生了很多推动北京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主任、平谷世纪阅报馆馆长李润波从1976年开始收藏老报纸，目前已收藏有4000多种报刊，近5万份报纸。这其中，有很多是宣南地区的报纸。除了清末民初的报纸，他还收藏有不少明清时期的黄皮《京报》，从这些珍贵的老报纸中，不难看出宣南报纸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影响。

    本期《人文印记》特意采访了李润波，让他为读者讲解宣南报纸的前世今生，解读从宣武门至菜市口，如今的宣武门外大街对北京文化独特的影响力。

    京报馆已变为民宅

    从菜市口地铁站出来，往东走几百米，路北就是魏染胡同。这条南北向的胡同马路并不宽，汽车经过时，得小心行驶。京报馆就坐落在胡同的中间位置，跟两侧低矮的平房相比，这座历经风雨的二层小楼仍然醒目得让人从远处一眼就能看到。

    午后的阳光从一棵高大的香椿树上播撒下来，报馆门口的京报馆牌匾也变得斑驳起来。出生于1948年的老人高伟抱着孩子，在胡同里溜达，她就出生在京报馆对面的一个院子中，她的父亲曾经是傅作义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她指着报馆东侧墙上仅剩的一个“京”字说：“以前‘京’字在右边，从右往左是‘京报馆’三字，现在‘报馆’两字没了，只剩下了‘京’字。”

    她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这座楼里还有报馆的人在上班，京报馆的前面锁着大铁门，北侧有一家印刷厂，“到了‘文革’后这里才没有了报馆的人。”

    不过这座老楼一直没有闲着，今年57岁的金女士从1974年起就住在报馆的楼上，她的父亲是外文印刷厂的职工，在这座楼里，她住了将近40年。

    “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前些年，楼梯的扶手坏了，房管局的人帮给增加了扶手。”

    年代久远，房子已经非常破旧，金女士说，这几年，二楼过道上的楼顶一直漏水，也一直没有修好，作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楼的任何修改都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就连这6块玻璃坏了都不能随便换。”

    她说，自己搬来的时候，楼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报馆的蛛丝马迹，倒是邵飘萍的后人还住在京报馆的东侧，下楼后，她领着记者从南边的一个小门进去，往前十几米就进到一个院子，邵家的后人不在，一位邻居说，现在院子里住的是邵飘萍的孙女，平常不太能见到。

    从魏染胡同一直往北，就是南柳巷胡同，永兴庵位于胡同的西侧，胡同的两侧坐着不少午休的老人，让人很难想象这条几米宽的小胡同当年就是宣南报纸的集中地之一。永兴庵已经变成了平房，里面住满了住户，门口的一块牌匾上有永兴庵的介绍，上面写着当年有“数十家报纸在此发行。”

    从南柳巷往东不到100米，就是铁鸟胡同，也就是当年的铁老鹳胡同，胡同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行不了，除了有一两位老人坐在边上唠嗑，这条静静的小巷已经抹去了所有的时代气息，找不到当年报业的任何踪迹。而研究报史的人都知道，这条胡同可以说是北京报业的发祥地。

    当年林白水主办的《社会日报》一度设在林白水故居中，位于魏染胡同西侧的棉花胡同中。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来的故居已经被拆除重建，新建筑被铁栅栏围了起来，还没有对外开放，只是面向马路的一侧还留有一块牌匾，行人要进去，得进边上一家单位的大门。现在故居大门全部紧闭着。

    宣南曾诞生500多家报房

    李润波告诉记者，“宣南”是古都北京的发祥地，今广安门外滨河公园有北京建都纪念阙为证。辽金朝代的内城，元代的城南，明清时期的外城。有着上千年的城市文化积淀和人文资源。

    宣南地区报业的发达有着历史渊源，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满汉分居，满人居于内城，汉人除有皇帝赐予宅第的大臣外，都居于外城（南城，包括今宣武和崇文两区）。但士人学子多聚居宣南，因而宣南各省地会馆林立，总数达400多家，更兼来京参加会考的举子集中在宣南一带落足，因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宣南文化氛围。

    宣南报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时称“朝报”或“邸报”。明万历八年（1580年）出现官办雕版印刷报纸，名叫《急选报》。民间抄报则始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清代，官办“邸报”与民办“京报”同时发行。乾隆三十五年至嘉庆六年（1770年至1801年），有山东登属人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每日派人到内阁门房抄录允许公布的谕旨、奏折和官印《宫门钞》等，印售《京报》，向社会发放。道光年间，因有人贩卖商品，偶将“京报”带至西北，地方人感到新奇，觉得是一个新的商机，于是开始向外地发售。向外地发售的报大约一周左右发出一次，几份摞在一起，封面贴上黄皮。并在上端印上“京报”字样。

    据有关资料证明，山东人设立的报房，就设在今天的铁鸟胡同。

    铁鸟胡同原为京师报房的集中地。明朝嘉靖年间在该处建有关老爷庙，殿顶上设有铁鹳雀两只，随风旋转，以驱鸟雀，故俗称铁老鹳庙。

    而报房大多集中在关帝庙周围，巷内报房相继开业的有十几家，聚兴、聚升、聚恒、公兴、洪兴、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同文、天华、信义、连升等，其中聚兴报房开业最早。民国初期，又有一些社会报馆设立于此，如《群强报》、《京沪日报》、《法政日报》等。因报房较多，故俗称报房胡同。

    李润波说，宣南的报刊，从创始到新中国成立，不同时期内大约设有500多家报房，分布在100多条胡同内。社会影响较大的有二十几家，即《万国公报》（康有为、梁启超所办）、《中外纪闻》、《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京话报》、《北京新闻汇报》、《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平报》、《北京女报》、《正宗爱国报》、《国民日报》、《国风日报》、《群强报》、《选报》、《民权报》、《京报》、《社会日报》、《北京民国日报》、《实报》、《解放》、《新民报》等。其中现在的魏染胡同30号曾长时间作为报房，最后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设的京报馆，建筑格局一直保留至今。

    宣南报刊之所以比较发达，主要是成本低，销路好。“主要工作就是抄录或摘录其他报纸上的内容，大多报房并不自己印报，而是委托大报馆承印。”

    清末民初之际，只有《京话日报》、《京报》既有编辑部，又有印刷厂。其他规模较小的报馆都靠委托大报馆或其他社会印刷厂来解决。因而在报馆周边，一批印刷厂应运而生。如《游戏新报》由丞相胡同的《晨钟报》印刷所代印，《党鉴报》由民立报馆代印，《中国商业联合会报》由文益印刷局代印，《法政日报》由魏染胡同的法轮印字局代印。

    印刷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以铸造出售铅字、铅空、铅条为业的制字局一时兴旺起来。杨梅斜街、琉璃厂一带出现不少厂家甚至作坊，专门从事铸字行当。其中以文岚簃和华洋制字局最大。同时，制造印刷机和裁纸机的工厂也有发展，正兴隆街的贻来牟铁工厂即以制造印刷机享誉一时。

    报刊还要有发行环节，因而在宣南出现独有的报刊发行市场，简称报市。报市设在南柳巷的永兴庵，亦称永兴寺。今为南柳巷45号。寺门朝东，原中间是大殿，后有罩楼和南北配房，罩楼有通道通后院，庙产共40余间。永兴寺距铁老鹳庙仅数十米。

    “清代中叶以后一直居住山东人，他们以贩报为业，民国报业发达，永兴寺便成为报市中心，南柳巷一条街也就成为北京报市胡同。”

    山东人曾垄断报市

    报市最初由山东曹思明等人垄断，他们的报夫组合成团队，统一身着蓝布大褂，形成阵势，不允许他人介入。八国联军进北京撤出之后，报业逐渐恢复，有些报馆便趁机甩开山东报夫，专找北京人发报，垄断局面才被打破。直到解放初期报市尚存。“1953年实行邮发合一，才彻底消失。”

    后来报馆为降低成本，专门招收无业儿童沿街叫卖售报，逐渐形成一个特殊行业——报童。报童都是穷苦家庭的孩子，贩卖报纸借以糊口。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报童出身。报童中最知名者叫“醉郭”，本名郭瑞，丰台老庄子村人。

    1900年郭瑞抛妻弃子只身进城，在天桥一带唱“数来宝”度日。适逢著名报人彭翼仲在五道庙创办《启蒙画报》，专收北京人做报夫，结果被选中。于是郭瑞利用自己的“数来宝”功底，边售报边演讲，大受市民欢迎，报纸销量大增。

    郭瑞平日嗜酒如命，有了钱就去买酒，喝了酒演讲更好，由是落得“醉郭”之名。彭翼仲见他卖报效果好，还扩大了自己报纸的影响，不时单独供给一些酒资，二人逐渐交情日深。1907年春，彭翼仲流放新疆，“醉郭”悲伤不已，非要跟随而去，被彭翼仲力阻，但一直坚持步行送到保定才回来。

    辛亥革命成功，彭翼仲被赦，“醉郭”已病，不久辞世，享年69岁。彭翼仲先生为纪念这位报友，组织社会名流捐钱，将“醉郭”掩埋在陶然亭锦秋墩坡下，并为之竖碑。

    李润波告诉记者，解放以前北京地区的报纸，除了东城的石驸马大街有一些报馆如《世界日报》等，大部分的报纸都集中在宣南地区。

    宣南地区历史上有将近500多家报刊，真正坚持的有100多家。这些报纸大部分集中在三个地方，分别是铁老鹳庙、南柳巷和五道庙。其中以铁老鹳庙最为集中。还有就是樱桃斜街，主要是民国10年后创刊的报纸。

    清末民初宣南报业最鼎盛

    宣南地区报业的鼎盛时期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彭翼仲办的《京话日报》、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组成了当时北京报纸的“三驾马车”，影响很大。

    此外，1906年丁宝臣办的《正宗爱国报》，在当时比较敢于发出声音，丁是回民，比较敢说话，汉人不敢说的他敢说。那个时候有论说，相当于现在的社论。新闻性也很强，报纸上报道，1906年一天有一个四轮洋马车把灯杆撞倒，当时北京刚有电线，马车夫就跟没这么回事一样。最关键的是，警察也没哼也没哈，因为这是洋马车，他不敢管。该报报道了此事，“这个报道既批评了马车夫也批评了警察。当时的报纸相当于现在的四开报纸。版面有的多，有的少。八版的比较多。”

    李润波告诉记者，彭翼仲的《京话日报》创办于1904年，这也是北京第一个销量超过万份的报纸。彭翼仲办的三张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都各有特色，“《启蒙画报》是给儿童看的，特别开明和进步；《京话日报》是白话文，给大众老百姓看的；《中华报》是文言的，是给有文化的成人看的，提高人们的觉悟。”

    《京话日报》当年还连载了杭辛斋的 《猪仔记》，专门揭露华工在英国打工时遭到的非人待遇，是第一家涉及外交的报纸。文章连载后，导致英国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清政府封杀报纸，结果彭翼仲表态，报道的内容绝对真实，并愿意承担后果。最后《猪仔记》连载了很长时间。

    还有北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建筑公司、菜市场、保险公司等，这些跟北京市民息息相关的新生事物都在《京话日报》上有报道。报纸上记载，最早在北京做房地产生意的是浙江人，他们在北京收购一些老的民宅，经过重新建造或修补，再拿到市场上出售或出租。“是最早的建筑公司的雏形。”

    1937年后，随着抗战的开始，宣南地区的报纸一下子就萧条了，只剩下日本人控制的几家报纸。1946年11月，傅作义曾经办过短暂的《平明日报》。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共产党于1946年2月22日创刊于宣外方壶斋，发行销售点在南柳巷永兴寺，总共出了37期。

    李润波说，在中国报业市场的历史上，北京的宣南和上海的望平街占据着重要的角色。后者因为有了《申报》和《新闻报》等几张大报，在中国的报业市场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有了《新闻报》后，当时上海的报纸占了全国的七成左右，而望平街的报纸就占了五成许。

    “就整个中国报纸历史来说，宣南的报纸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在近代的中国报业历史上，宣南地区的报业只能排在第二位，望平街排在第一位。”

    李润波告诉记者，假如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宣南的报业不会没落得这么快，“社会只要稳定，报业就发达。报业的兴衰跟国运是相通的。乱世期间报纸虽多，但消失得也快。”

    他认为，跟上海的报业相比，北京地区的报纸普遍趋向于保守，“特别是晚清时期，除了几家报纸外，大部分报纸都以歌功颂德的为主。”

    补白

    彭翼仲和《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是办给有知识的人阅读的，启迪读者政治觉悟，因刚直不阿，多次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揭发社会黑暗面，遭到政府的嫉恨。

    这份报纸从创刊起就表明自己是中国人办的，报端特地说明：“机器、铅字、纸张、油墨，样样咱们不会做，都得到外洋去买”，但“作报的心是中国的”。他所刊载的新闻评论和文艺作品，字里行间无处不充满着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恨和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该报在1904年到1906年曾发动三次规模较大的反帝宣传，揭露英法美虐待华工华人罪行，倡议抵制英货、美货。对清朝官员的腐败行为，也敢于大胆揭露。在创刊号上就申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如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做完全国民的报纸”；“本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留情”。为证实自己的诺言，它刊载了不少揭露性评论。对那些王公贵族、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流氓恶霸们的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丑闻和暴行予以谴责和揭露，因而深受读者喜爱。当然也引起被抨击人的忌恨。

    1906年9月，另一张报纸《中华报》被戴上“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罪名，将彭翼仲、杭辛斋(彭之妹夫)拘捕，不经审讯便将杭辛斋遣送回籍，彭翼仲发配新疆。彭翼仲离京那天，自觉前来送行者达千余人。民国建立，彭翼仲被特赦回京，《京话日报》复刊，但他的性格不改，敢于秉笔直言，终于触怒了袁世凯，报馆再度遭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