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话剧可以这样演

    三十年前，不知道什么叫小剧场，看了北京人艺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以后，不仅知道了小剧场，而且还知道了原来话剧是可以这样演出的。这很重要，因为这种演出形态将会带来一些观念上的改变，当然，这是后话。记得，《绝对信号》演出之后，脑袋里对林兆华的印象全是关于现代主义、现代戏剧、先锋戏剧、试验戏剧的概念。直到有一天，于是之告诉魏敏：林兆华将出任《红白喜事》导演的时候，我们才突然觉得大事不妙了！因为《红白喜事》基本上是传统的“三一律”结构，如果交给一个现代派导演，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曾向剧院表示能否换别的导演合作。但剧院还是决定由林兆华来当导演。于是，我和李冬青同志只好陪同林兆华去我们写剧本的那个村子体验生活。我们发现这个现代派导演在日常生活里并不现代，自然到随意，随意到散漫，乐乐和和。我们骑着自行车在乡间的小路上东游西窜，今天去赶大集，明天去看娶媳妇，后天看聘闺女，再后天看出殡……在一次交谈中，林兆华曾问我：能不能把这个戏拆了？我立即心惊肉跳，他还是想打碎现有的“三一律”结构。我发现他随身总带着一个牛皮纸笔记本，我很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有一天，趁他去茅房的时候，我从他的枕头底下找出他的本子翻看，结果发现整个本子里总共没有几个大字……最后，当即将进入排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就这么排吧，这个戏拆不了。尽管没有“拆”，但是林兆华之所以是林兆华就在于即使是在一个所谓传统的“三一律”结构里，他依然顽强地将现代意识浸透在全剧的现实生活之中，比如，他对郑奶奶出场后始终处于舞台中心位置的处理，比如，他让算命先生的小铜锣的响声不时回荡在华北平原辽阔上空的处理。我很庆幸《红白喜事》赶上一拨儿好演员，不仅有林连昆、朱旭、马群、封智、金昭、徐秀林、马恩然、李世龙等中老年艺术家，还有尚丽娟、梁冠华、宋丹丹、王姬等年轻演员，而且他们的才华得到了完美的展示。《红白喜事》演出之后，看到有评论说：林兆华又回来了。意思是说他从现代派又回到现实主义了，林兆华不禁哑然失笑。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又看了他很多戏，讲实话，有些戏看不大懂，甚至觉得坐不住。记得，有一次看戏时我想中途退场，很怕被他看见，于是趁着换景灯光较暗的时候溜着剧场边往外走，没想到还是在前厅迎面撞见他，我无语，他向我摆摆手，意思是：走吧！我心里倒觉得十分歉疚。

     1988年我和几位朋友合作的话剧《山脉》由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排演，我请林兆华出任导演。这可能是他排过的少有的军事题材戏剧，铁骨铮铮，大气磅礴。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山脉》最终没能公演，实为遗憾。1990年，我们又写了话剧《来自滹沱河的报告》，我又请林兆华执导排练，结果仍未能演出。这回林兆华认真了，他把我带到于是之家里，对他说：这个戏挺好的，你听听，你要觉得行，咱可以排。这是我第二次给于是之老师读剧本，第一次是在人艺读《红白喜事》，当时还有刘华、封智同志。我是用河北方言读的剧本，中间有几次，于是之打断我说：你先等等，让我笑完了，喘口气儿再读。这次是在于是之老师家里读剧本，于是之听完剧本后说同意马上请院里有关领导和艺术家看剧本。不久，院里就决定排演此剧了。考虑到我的军人身份和部队领导的意见，剧院为了保护我，便让我将剧名改为《舞台上的真故事》，编剧也使用了化名：北坡。我很庆幸的是，这次又赶上一拨儿好演员，不仅有李世龙等中年演员，还有徐帆、陈小艺、何冰等年轻演员担任主演。二十年后，我又遇到当时给我们提意见的那位部队高层领导，他已退休。我说：首长，当年你一句话，我的一个戏没能演出。他连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心想，这是塞翁失马，要不然北京人艺怎么能排演这部戏呢？

     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到林兆华导演对艺术执着的追求，这正是他身上最宝贵的品质，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1993年，不知是谁的主意，林兆华要搞戏剧卡拉OK，让我担任总编剧。经论证后，我提出这样弄不行，效果不会太好。来首都剧场看戏的大部分观众是要看一部像模像样的大戏的，结果只看了三个小戏，一定不会满足。但林兆华坚持要搞。我说，将来观众提出意见时，尽管剧本的确有些问题，但不要把责任全都推到编剧头上。演出后果然如此，观众意见很多。当时，我在大连写电视剧，从电视里看到林兆华和当时剧院的一位领导都在向记者解释说：主要是剧本问题，剧本不理想……我很不高兴，认为北京人艺缺少大剧院风范，不敢承认自己决策上的失误。于是，我当夜写了一篇“致北京人艺领导的公开信”并打电话给林兆华和当时的领导，告诉他们此信将于第二天在北京《戏剧电影报》头版头条发表。这时，那领导和林大导都向我表示了歉意，并承诺以后不再向媒体说全是剧本问题，希望我从报社撤回稿子。我同意了。我和林兆华依然还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