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考核中的“引见”制

    在中国古代，一般的中下级官员面见皇帝，需要有高级官员的引领。这种中下级官员由王公大臣引领觐见皇帝的形式，称为“引见”。

    清代的引见制包括官员入仕选拔、升迁调补、降革处罚等，成为皇帝加强皇权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

    清代对官员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大计，分别对京官和外官进行。考核结束后，将京察一等、大计一等和二等的部分官员引见给皇帝。引见地点一般在紫禁城的乾清宫或养心殿，皇帝驻跸圆明园或西苑时，在勤政殿引见；巡幸各地时，在行宫引见；如遇重大祭祀活动，则在斋宫引见。

    文官和武官分别引见。文官引见由吏部尚书、侍郎带领。引见之日，吏部衙门的司员、书吏将引见官员排班，一次引见五六人，班首、班尾各有司员一人为领班和押尾。引见时呈递绿头签（亦称绿头牌），牌上书写引见人姓名、履历以供皇帝阅看。如果引见官员是地方推荐、送部引见，还要将督抚出具的考语也填在绿头签上。除绿头签外，皇帝手中还有引见人写的履历折子，以便参阅。

    文官引见时，皇帝升御座，吏部尚书、侍郎跪于御座一侧，将绿头签和引见单呈递皇帝。引见官员按班次顺序入殿，奏报履历，然后皇帝与之交谈。交谈内容十分广泛，除了公务，有时也叙家常。通过引见谈话，皇帝观察官员的身材相貌、言谈举止、人品德行，并用朱笔把评语、升迁降革意见写在引见文书上。皇帝的决定并不当场宣布，只是将绿头牌发给本人，令其退场。之后，皇帝会向主管堂官说明自己的意见，主管堂官据此撰写奏折，待批准后向引见官员宣布。之后官员们常被第二次引见，聆听皇帝训饬，然后离京。

    武官引见时，由兵部尚书、侍郎带领。引见前，先在东安门外考试徒步射箭与马上射箭，称为“堂考”，获得前三等评语“好”、“中平”、“平常”的武官方可引见，获得第四等评语“劣”的会受处分，失去引见机会。为体现朝廷重视武备的精神，引见时，武官均要执弓，如遇皇帝阅射，得射完五箭再跪奏姓名。其他规制与引见文官大致相同。

    引见制确立以来，受到历代清帝的高度重视，成为一项重要的日常事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共收录文武官员履历55883件，其中康、雍两朝有8773件，乾隆朝有23126件，嘉庆朝6683件，引见制度执行程度可见一斑。其中雍正帝尤为认真，引见单中留下大量朱批，有的朱批比引见单上的字还多。康熙帝的朱批不多，乾隆帝也写了一些，其后的引见履历单基本未见朱批。晚清由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独揽大权，皇帝有名无实，引见活动大为减少，这项制度也渐成具文。

    引见制有利于发现和选拔人才，整饬吏治，在官员任免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引见制在清代官员任免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皇帝看来，“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而察吏之责，不得不委之督抚”（乾隆帝语），但对于察吏的最终决定权，皇帝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也是引见制实行的根本原因。清代对官员的考核虽然由六部长官及各地督抚实际操作，但他们并无最终决定权。京察、大计之后实行引见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大臣行使察吏权力进行监察。对被引见的官员，皇帝并不会完全采纳六部长官或督抚的建议，经常有官员被从“一等”或“卓异”中剔除。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乾隆帝在召见原甘肃阶州知州颜培天时，发现原陕甘总督福康安在任内举行大计时，明知犯错，却不据实陈奏，最终将福康安交部议处。

    一方面，引见制有利于皇帝发现和选拔人才。通过引见时的交谈，皇帝对官员可以有大致的了解，特别是经过多次引见，可以更准确地发现人才，是直接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手段。如乾隆元年（1736）大计，山西平定州知州郭一裕被山西巡抚罗石麟举为卓异，得以引见，而乾隆帝只评价其“中平”。乾隆十六年，郭一裕再次被引见，乾隆帝评价“人似有出息，可升用。”到乾隆二十年，郭一裕则受到重用，升为云南巡抚。

    另一方面，引见制有利于整饬吏治。清代官吏徇私妄举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一些高官显贵又不能主持公道。通过引见，皇帝可以考察他们是否能秉公甄选、是否有姑息从事的情况。如乾隆十二年，大学士张廷玉保荐京察一等吴绂（fú）等三人，在引见时被皇帝看出有徇私行为，张廷玉因此被降二级处分。

    引见制无法全面考察官员的优劣，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考察方式单一，仅凭身材相貌、一面之词及一时的行为举止选拔官员，引见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引见制无法全面考察官员的优劣。由于引见时，皇帝和官员的接触时间短暂，并且官员人数众多，只能从外表得到某些片面的认识，很难评判官员优劣。乾隆四十六年（1781），发生了轰动全国的“甘肃冒赈案”。案中关键人物甘肃布政使王亶（dǎn）望，此前曾多次被引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引见时，乾隆帝评价“此人竟有出息，好的。”乾隆三十七年，王亶望再次被引见，乾隆朱批“竟好，王师（姓王名师，曾任江苏巡抚）之子，将来有出息。”可见王亶望给乾隆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冒赈案发，证明乾隆帝作出的判断其实是错误的。

    其二，引见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皇帝只是通过与被引见者的简短交谈，便对先前的评价进行肯定或否定，并对引见者作出最终评价，随意性很大。因此，一个考语优秀的官员，其仕途很可能毁于一次糟糕的谈话或其貌不扬的外表。很多情况下，皇帝自己也知道难以在很短时间内作出准确判断，雍正帝朱批中就有不少“似”、“不似”、“难定”之类的词语，充分反映了皇帝的矛盾心理。如他说牟錝（cónɡ）元“似老实又不似老实，难定”，方显“老实，中材，似婆婆妈妈的，好人”，殷邦翰“冒失，急躁人，特快，但不似坏人”。

    另外，虽然引见制本身对整饬吏治是有利的，但同样容易产生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情形。有引见权力的官员一面千方百计为自己亲友追名逐利，力争引见，同时也为贿赂请托营造机会。嘉道以后，为引见而行贿的现象日益突出。如道光十八年（1838），兵部尚书奕颢在拣选佐领时，公开徇私受托。后来甚至出现了官员在引见前必须交纳引见费的现象。

    总之，引见制成为清代加强皇权的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皇帝发现人才，因材施用，体察民情，但也有着以貌取人，主观随意等诸多局限。（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