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曹雪芹……

白家疃允祥建的戏搂

相传敦诚墓地香炉

相传敦诚墓地石条案

白家疃的小石桥

   “一角红楼千片瓦，压低历史老人头”。近两百五十年来，与《红楼梦》结下因缘的读者已成天文数字，但其作者曹雪芹的生平事迹，却久而湮没不彰。人们愈是迫切地想了解他，愈是恨无资料难以接近他。庆幸如今，红学及曹学研究成果硕果累累，论文书刊也可谓浩如烟海，痴情的读者总算有案可稽曹雪芹的几片足迹，亦总算能在每一次掩卷之后、沉思之时有了个心所向往之处。

    我知道，在写这篇文字时，我已怀抱了无数红学、曹学新老学者的论文成果，站到他们的肩上来说他们的话题。多少红学家为捯清曹雪芹的身世，几乎捯清了从努尔哈赤到乾隆那多半个清朝的历史。他们苦苦地挖掘了漫长的通往成功的隧道，却由我来任意穿行，感激之情深深铭篆在心，又十分不安！

    我想，要在北京寻找只在世40年（有说是四十五六年）的曹雪芹（？—约1763年）的足迹，必须要先弄明白两件事。

    第一是曹雪芹父辈“获罪”，全家回北京后的境况。雍正“登基”前后，皇室内部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争斗风波巨大，牵连甚广。曹家在南京和北京遭两次抄家之后，一败涂地。“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乾隆初年，刚十六七岁的曹雪芹彻底结束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北京孑然一身、居无定所，从此开始了孤苦零丁的漂泊生涯。大约从三十岁起，滴泪为墨，研血为字，在西郊撰写“惊天动地”的《红楼梦》。

    第二是曹雪芹一生中不能不提的几个挚友：莫逆之交敦敏、敦诚兄弟二人，他们是努尔哈赤幼子阿济格的四世孙，家世经历惨痛，却博学多才，是宗室很有影响的诗人，多亏他们留下了为曹雪芹传神写照的诗篇，才让我们今天有些许机会接触一下这个举世闻名的作家；于叔度，为人热情豪放、贫而好客，在战场上负伤后瘸了腿，一家人生活无着，曹雪芹教他扎糊风筝养家，救助其于绝境。

    虎门右翼宗学及槐园

    在老北京的传说中，曹雪芹辗转栖身过很多地方，像崇文门外的蒜市口，什刹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北口的“水屋子”地方，东便门内的卧佛寺（齐白石老人还曾到此寻访遗迹，并绘画题诗），西城旧刑部街等等。但这些都已无翔实材料可考，现实最有案可稽的是三处地方——西单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西便门一带的槐园、海淀区临近温泉的白家疃。另外还有一处争议较大，就是香山正白旗村39号院。

    所谓虎门左右翼宗学，是给八旗左右翼（清代制度分八旗为左右两翼，厢黄等四旗为左翼居京城的东半边，正黄等四旗为右翼居京城的西半边）的王、贝勒、贝子、公、将军等级和闲散宗室的子弟专门开设的学校，而雍正朝真正的目的是借此控制宗室的反对思想。“虎门”就是指宗学。

    曹雪芹在二十七八岁时在右翼宗学当上了差事，具体做什么工作，无从得知。但他在这里认识了年龄比他小五岁的敦敏和小十岁的敦诚两兄弟，并结下了一生的友谊。敦敏、敦诚的四世祖阿济格当初因惨烈的皇室争斗被逮捕“赐”自尽，诸子黜除宗室。共同的生活经历、相同的遭遇、思想感情的一致，使他们有了许多共同的东西作为友谊的基础。兄弟俩虽学富五车，仍十分敬仰曹雪芹的才华风度，欣赏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开阔的胸襟。在漫长的冬夜，他们围坐在一起，听曹雪芹诙谐风趣、意气风生的“雄睨大谈”，而经常被曹雪芹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所吸引、所折服。时间不长，曹雪芹就成了哥儿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朋友。后来敦诚在二十四岁时还写下“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等诗句，记录并深切回味这段难忘的日子。

    曹雪芹工作了两三年的虎门右翼宗学位于西单长安街十字路口东北角的石虎胡同，在上世纪80年代门牌还是7号的这所宅院，本是一座极古老的大宅院，凡曹学都要提到这个地方。纪晓岚曾经描写这所房子说：宗学之前为吴额附府，再之前是明大学士周延儒的家，因年深日久，不免生些怪异。随后在文中生动地写下了那所宅院的景况和气氛。

    1988年8月，作者杨乃济在《北京晚报》上撰文说，1923年，梁（启超）任公在右翼宗学的故址上创办了松坡图书馆，徐志摩曾在这里住过，写下了《石虎胡同七号》的即景诗，所以他感慨说：“京华古都有那么多名人故宅，但没有一处故宅关系了如此多的文坛巨子，这石虎胡同的小院庭上联一代文豪曹雪芹及其挚友敦敏、敦诚兄弟，又下系著名的新月诗人徐志摩及蔡松坡、梁任公等历史人物……”1988年大半年中，听说此处要拆毁的消息，为了保住这处宅院，红学老前辈吴晓铃、周汝昌等及热心的“业余红学家”们奔走呼号，给报刊写文章，恳请当时的市政府手下留情，务必保留下这座本市仅存的与曹雪芹有关的古迹。

    我年轻时一直没去过石虎胡同那座宅院，听说要拆毁时，天真地认为那么多有名望的人物都出面恳请了，应该会保存下来。今年中秋节后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决心去寻访一下那个地方。就在西单中友大厦西北角儿，我向一间报亭姓梁的中年男老板打听石虎胡同的吴额附府，原以为会费些周折，毕竟年代太久远了。没想到这位老板连磕巴儿都没打，顺手一指眼前的“民族大世界”卖场，说“就是那儿了”!我问：“拆了？！”他说：“早拆了，1990年左右吧。真可惜！”随即他又说：“像你们这样岁数大的人说话管用，多联合些人跟政府提提重建一下吧，那是历史呀！”他还告诉我，卖场旮旯里还遗留着一棵几百年的老枣树。我先沿卖场外墙转了大半圈，看到东院墙还带着老宅的痕迹，但一进卖场门就面目全非了。顾客熙来攘往，店家大声吆喝着，待寻到了那棵老枣树，我凄凉无比的心境才稍稍有了些缓释——红学老前辈们曾说过，那棵老枣树应该是见过曹雪芹的。

    曹雪芹还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槐园，挚友敦敏的家。槐园位于内城西南角太平湖畔、现西便门一带，乾隆时期，那里还颇有林邱之盛。但由于敦敏的生活境况并不充裕，槐园也早年久失修，楼台馆舍已一片颓败。这个园子的故址，周汝昌先生曾在1956年春天去过一次，扼腕叹息太平湖已经干涸，什么遗迹也看不到了。可是曾经，那里留下了曹雪芹与朋友们的多少交谈，多少唱和，多少对多难生活无限辛酸的感慨。

    人们都说，敦敏写的《瓶湖懋斋记盛》（瓶湖即太平湖，懋斋是敦敏的号）是一篇可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媲美的文章，里面有一部分记叙了曹雪芹、敦敏（敦诚当时远在唐山迁西喜峰口供职，未能参加）、于叔度、董邦达（吏部侍郎兼管皇帝画苑的官员，与上述人有不少交往）、端隽（敦氏兄弟的侄子）、过子和（敦氏兄弟的朋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腊月二十四在槐园的一次聚会，文中曹雪芹的鲜活形象呼之欲出。那段时间，曹雪芹正在为贫苦无依及残疾的人们编著一本可用以养家糊口的手艺书《废艺斋集稿》（今仅存其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的文字和图式残稿以及讲烹饪的几页残文），且已教于叔度以扎糊风筝为业。众人先是听了曹雪芹对一幅元代仿宋代古画《如意平安图》的鉴赏评论，接着吃了他做的美味鱼，随后大家又到太平湖畔看他表演放风筝。这之前，曹雪芹还把北京冬季风向的变化特点详细说了一遍。曹雪芹做的这些风筝，在绘画技法上很是讲究，飞禽老鹰和人物“宓妃”都达到“乱真”的地步。尤其在放那个老鹰时，鹰在半空上下翱翔，一口气打了24个盘旋，朋友们叹为观止。曹雪芹又把“串鹭”放起来，远远看去，像真的一样。董邦达情不自禁地对敦敏说：“雪芹以天为纸，画了许多活动的画儿，这不是‘一行白鹭上青天’么！”晚饭时，董邦达勉励于叔度说：“叔度亦旷世逸才，甚望能为此业披荆斩棘，下一番工夫，发扬光大雪芹苦心经营之事业，万不可使之失传。”

    吴恩裕老前辈曾说，至今天，恐怕已很少有人知道，曹雪芹是第一个把软翅风筝介绍到北京来的人，而且现在北京流行的精致风筝，也还一直沿用的是曹雪芹的风筝图式。

    槐园的又一次记录却令人唏嘘。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秋，“上边”下了命令，对曹雪芹施行搜书（指《红楼梦》）并强令限期搬家。曹雪芹赶到槐园与敦敏商量对策，秋雨又来袭。一大早，主人家还都没起床，曹雪芹望着满园的秋景，满怀愁绪，酒渴如狂。敦诚却冒雨不期而至，一见曹雪芹，高兴得就拉着他上了街边一个小酒馆。可俩人谁也没带钱，敦诚解下腰刀说，先把它押在这里吧。又说“我今此刀空作佩，岂是吕虔遗王祥，欲耕不能买犍犊，杀贼何能临边疆，未若一斗复一斗，令此肝肺生角芒”。曹雪芹大笑称快，也“击石作歌声琅琅”。

    有人说，这座当初敦敏为弟弟敦诚过三十岁生日而煞费苦心地给曹雪芹用小诗“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代请柬（因怕曹雪芹为准备生日礼物而作难）的小院，却没有再等来曹雪芹，他大约早在那年的2月就已经病逝了。又有人考证说，近一百年后的道光年间，槐园即为醇王府所覆盖，湮没于地下。醇王府故址现已包围在中央音乐学院校园内。

    那天到西单寻访右翼宗学后，我又到中央音乐学院寻访将槐园埋于地下的醇王府。一进王府大门，只见六棵几百年的沧桑老槐含蓄、庄严而立，衬得北面一间古老大殿愈加器宇轩昂。沿大殿左侧一小通道往北走，便看见一个四合院的小院门，门口有“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的牌子。院内花木扶疏、恬静优雅，北房是传统四合院的典型正房，左右各有厢房。南屋办公室内两个编辑小伙子告诉我，这里仅是醇王府很小的一部分，再往北走，连金融街上西城区少年之家的房子也是属醇王府的。复出又到古槐下，不禁浮想联翩，昔日建在这里的槐园会是什么样子呢？
 

　1985年与学弟在39号院 
 

　1985年两学弟在39号院门前 

    香山正白旗村39号院及白家疃

    1985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胡德平出版了一本《曹雪芹在西山》的书，那是他踏香山古道、览破庙残碑、向旗下老人采风而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以证明曹雪芹晚些时候确曾在香山正白旗村39号院住过。39号院的发现，其实早在1971年，但它的广为人知却是在胡德平的书出版之后。

    39号院的发现，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海内外支持的、反对的、质疑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专家们公说公有理，婆说理又长。从那时起，来参观这座坐落在香山植物园内的小院的游客便络绎不绝。

    我初去39号院参观时，还不知道有胡德平的书，那大约是1985年的春天，还要套着风衣的季节，跟两个学弟一起去的。

    那是一处有香山八旗独特建筑格局的院落，院门前有高台阶，门内有砖影壁，窄窄的长方形院落，矮矮的一排北房，矮到伸手可及屋顶。小小的展室内陈列着据说是曹雪芹用过的红松木书箱、台湾《联合报》刊载的红学论文——关于曹雪芹的续妻许芳卿的实物与资料。在另一间屋内，靠窗有几把十分破旧的“大马扎”，以说明曹雪芹在著书时已穷困潦倒，所用仅是绳床瓦灶。我与学弟还在写有“抗风轩”的小屋门前照了相，又到周边仔细参观了香山一带特有的景致如雕楼、元宝石、石上松等。

    也有许多红学家不认可这里曾是曹雪芹故居，那是源于找不到确实的史料记载。虽然那里的环境非常切合《红楼梦》中的许多描写，也有敦诚的诗篇“不如著书黄叶村”为证，人们也多想知道，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中说的“除夕，老于（叔度）冒雪而来，鸭酒鲜蔬，满载驴背，喜极而告曰：‘不想三五风筝，竟获重酬，所得当共享之……’”主人迎客而出的那所房子究竟何在。但如果确指39号院就是故居，仍属牵强。然而，多数读者还是宽容地接受了它，用淡淡的微笑做了回应，因为，近百年来，终于有了这么个实实在在的可以凭吊曹雪芹的地方。的确，徘徊在那小院中，恍惚中你会有种感觉，以为曹雪芹会突然从小屋内出来，像迎接故友那样兴致勃勃地招呼你。或者他就在院外干着杂活儿，你可以过去跟他坐在台阶上聊会天儿，喝一碗他沏的粗茶。

    临近温泉的白家疃作为曹雪芹故居要比香山正白旗39号院的资料丰富和详细些，就在《瓶湖懋斋记盛》里，敦敏写了“春间芹圃（即曹雪芹）曾过舍以告，将徙居白家疃”。也是从这篇《记盛》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故事——有个姓白的瞎老太太，无依无傍，流落街头。曹雪芹自制药石给她治眼，竟治到能看到些光亮了。老人对他说，自己家坟地旁还有几棵树，让他用去盖房子。曹雪芹盖了4间小屋，留了一间给老人住。这小屋就盖在了白家疃比较荒凉的村边，小溪之西。曹雪芹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搬来这里，披阅、著述《红楼梦》，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六年时光。

    白家疃在那个年代还是个水草丰盛的地方，紧靠山根儿，同样也非常符合《红楼梦》里的许多环境描写。当初怡亲王允祥曾于雍正初年兴修水利，也因打猎，常往来于这里，喜其地泉甘木茂，开始在这里“筑馆”建别墅。但工程未完，他就病逝了，那个房子就改成了祠堂，即“贤王祠”，“文革”前后，做了村中小学。

    曹雪芹的小屋建成后，敦敏兄弟曾前后几次去白家疃拜访，但都没遇上主人，只在村西隔小溪而见有“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牗不全”，但院落整洁，编篱成锦。他们在院儿里见到了姓白的老太太，老人十分夸赞曹雪芹。如今想想，那会儿要从西便门去海淀温泉的白家疃，七八十里地，就算坐骡车或骑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985年春天参观了香山正白旗村39号院一个月后，我独自去了趟白家疃。我先骑车从位于阜成门的家到颐和园东门，存上车，坐了个3字头儿公交车直接就到了白家疃。村边的小石板桥很好找，在一处平展展的土街上直愣愣地排列了四条石板，小溪连带溪沟都早已没了痕迹。石板桥西倒是有了些住房，但那肯定早跟曹雪芹没有丝毫关系了。我在石板桥上朝南盘腿儿而坐，想到曹雪芹在此而居的最后几年，已到“举家食粥酒常赊”“卖画钱来付酒家”的境地，仍在艰辛地创作着《红楼梦》；想到他的独子最后因病在中秋节死在了这里，他本人也在同一年的除夕泪尽而亡，胸中就盛满哀痛。戚戚然下了石板，东行一百多步，我见到当年允祥建的戏楼，传说这一带曾是他划地准备建别墅的地方，所以很长时间都撂荒着。戏楼很小（若两三个演员同时上台就转不开身了），也早已残破不堪。但我仍感谢这里的村民，让我得以真实地触摸历史。

    天已近正午，我想起吴恩裕先生曾在文章里说，当初白家疃和香山的居民交往时，走的是一条从黑龙潭附近翻山到卧佛寺的路，全长不过七八里。七八里并不算远，我不如也走一下这条路，再去看看正白旗村39号院，于是就向村中一个汉子打听。那汉子打量了我一下，很中肯地说：“您还是原路而回再倒车吧！”我心有不甘，执意朝村南的大山走去。结果，两个多小时后，山我是翻过去了，但却翻到门头沟的一个村儿里去了。

    今年初夏我又去了趟白家疃，原村子已被连片的商品房楼群严严实实地遮挡，甚不好找。村内也密密麻麻地盖起了住房，小戏楼和贤王祠都已被圈入村中小学内，并已重新翻盖粉刷。昔日石板桥也已被一家住房的房山压住，只可怜巴巴地露出两块石板头儿。到此见此，凭吊的心情荡然全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