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生活作风出问题的后果

    近来刮起的反腐风暴，使不少贪官因贪腐被查处。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落马的贪官中，大多存在生活作风腐败问题。在中国古代，官员有生活作风腐败问题吗？古代官员在生活作风上出现行为不检点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古代是如何杜绝官员出现生活作风腐败问题的？又是怎样惩处“色官”的？

    商代已制定

    “官刑”“汤刑”

    禁“三风十衍”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人是可以纳妾娶小的，但古代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仍备受重视，属官德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夏初，舜帝已开始利用立法，来防止官员在这方面犯错。他任命皋陶主管刑狱，制定刑律，所谓“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其中的“昏”，便是针对官员的生活作风来的。

    鉴于夏并没有解决好官场腐败和社会风气，代夏而起的商开国之君成汤，在即位之初便专门制定了“官刑”和“汤刑”，明确提出禁“三风十衍”的施政主张。所谓“三风”，指的是巫风、淫风和乱风，都属当时官场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其中的巫风和淫风皆涉男女关系。

    “巫”，是当时的女性神职人员，她们常扮神的形象，以神的姿态在祭祀活动中出现，其轻浮行为本为取悦神灵，后被高层用于娱乐。孔甲继承夏王位后，“好方鬼神，事淫乱”，常请巫女到宫中表演，导致巫风在夏朝官场上迅速蔓延，“孔甲乱夏”即是此意。

    “淫风”乃好色、淫乱之风。到了商代，这类不正之风仍在官场上流行。成汤从宫廷开始，严禁巫淫在商政坛蔓延。如有人顶“风”作案，要被罚款，甚至判刑。当时尚处实物货币阶段，据《墨子·非乐上》记载，找女巫聚众乱搞，“君子出丝二卫”，即罚二束丝；如果是普通人所为，则要加倍处罚。

    春秋时期晋太史苏

    劝谏晋献公要防“女戎”

    古代官场上的性丑闻问题，古人称为“女祸”。春秋时期，“避女祸”已成为各诸侯国国君和政治家共同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当时“性贿赂”成风，令人防不胜防。

    据《国语·晋语一》记载，晋国的太史苏在晋献公决定讨伐骊戎国的讨论会上就曾提出警告，要防止对方使用“女戎”手段。所谓“女戎”，字面上的意思是“女人之战”，事实上是“女人的身体战争”，即通过借进献美女，让对方放弃攻伐，说白了就是今天的“性贿赂”。

    凡涉“性贿赂”，不亡国，即丢官，这几成一条“性贿赂周期率”。

    “性贿赂”并非春秋时期的发明，上古已有之。夏朝末代国君桀（履癸），在发动兼并位于今天山东境内的“有施国”战争时，有施国便进献了美女妹喜，从此夏桀沉湎于美色，荒于国政，最终被成汤所灭。而成汤建立起来的商和后来代商而起的周，也均因中了“性贿赂”的圈套而亡。

    令人感慨的是，晋国并未从太史苏“女戎”警告中觉醒，在晋国打败骊戎国后，骊戎国国君献出了长女骊姬、次女少姬，以讨好晋献公。得宠后的骊姬大耍离间计，逼杀王位继承人申生，搞垮了晋国，此即“骊姬乱政”。

    在中国封建时代，性贿赂几成官场一景，甚至不少清廉官员都因此名声扫地。明人沈德符《万历获野编》中“守土吏狎妓”条，说的即是明代官场性贿赂故事。

    当时有位名叫傅金沙的聊城籍官员，在苏州吴县当县令，此人有才又清廉，但却栽在女色上面。一次他和当地老朋友王百谷喝酒，王百谷暗中找来一位名妓陪睡。傅金沙一下子便上钩了，与王百谷搞起了权色交易，王百谷捞了不少好处。幸好遇上了“宽大为政”，不然傅金沙非被举报搞臭不可。

    历代朝廷都出台有

    禁止官员“有妻更娶”

    的规章制度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出于规范封建伦理，维持统治秩序和教化百姓的考虑，历代朝廷都出台有对官员生活作风进行约束限制的规章制度。

    那么，古代官员能娶两个甚至三四个老婆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古代中国的相当长时间里，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上至皇帝王公，下至黎民百姓都是这样，而不是一夫多妻制。但在“一妻”之外允许纳妾，即过去民间所说的“娶小老婆”，亦即所谓的“媵妾制”，合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是一直禁止男人娶两个老婆的，历朝历代的法律中，都严禁“有妻更娶”——

    先秦：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滛（淫）禁。（《七国考·魏刑法》卷十二）

    唐代：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唐律疏议·户婚》卷十三）

    宋代：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

    元代：诸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离之。在官者，解职记过，不追财礼（《元史·刑法志三》卷一百零三）

    明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离异。（《大明律第六·户律三·婚姻》卷六）

    清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卷十）

    此外，在《<大清律例>统纂集成注》中还特别提到：官员有妻妾再娶，杖九十，私罪，降四级调用。

    从上述可见，在古代中国越往前对“重婚罪”的处罚越重，先秦时可以判处死刑。虽然在元代以后对民间娶两个老婆处罚减轻，但对官员的处罚仍比老百姓要重，元代要摘掉乌纱帽，清代则要降级使用。

    唐宋时期以婢为妻“徒二年”

    清代“以妾为妻者杖九十”

    在古代中国，官员不可以娶两个老婆，多纳几个媵妾总可以吧？也不行，再大的官也不能随意娶小老婆的。

    媵与妾名分不同，媵是次妻（侧室），在家庭中地位高于妾。一个官员可纳媵妾数量的多少，与其行政级别和社会地位相挂钩。官大者多，反之则少。以唐、明两朝为例——

    唐制规定：亲王等媵妾10人，二品官媵妾8人，三品及国公媵妾6人，四品媵妾4人，五品媵妾3人。

    明制规定：亲王媵妾10人，世子郡王媵妾4人，将军媵妾3人，中尉媵妾2人。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规定的人数，可以不娶足但严禁“超标”。如何娶，何时娶，什么情况下可以娶足数，也有明确规定。如在明代，亲王可以一次选纳10名媵妾，而世子郡王则不可以一次纳满4人，25岁时无子可以纳妾2人，如果纳后生子，另外2个“纳妾指标”则作废。对于官员的“纳妾指标”，汉朝控制得最为严格。据汉蔡邕《独断》，汉代“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但是即便有了“纳妾指标”，也不是什么样女子都能纳的，逃亡的，地位不匹配的，自己下辖州县民女，都不能纳娶。

    还有一个规定，禁止官员将“乐人”亦即女艺人纳为妻妾。《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有相同规定：“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

    时下被人们所热议的“二奶转正”现象，在中国古代也受到严格控制。古代管这种现象叫“妻妾失秩”，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可以，违者受惩。唐、宋法律规定，以婢为妻“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明、清法律对此行为责罚减轻，不再流放，而是改为杖责，“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

    唐玄宗敕令“禁别宅妇人”

    犯者五品以上“贬远恶处”

    虽然法律规定严格，但官员“乱来”超标纳妾或变相纳妾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在唐代，好多官员都“家外有家”。

    唐代官员管养情妇叫“置别宅妇”，这种丑行一旦曝光，轻者遭纪律处分，重者摘去乌纱。《唐会要》记载，唐玄宗“开元三年二月敕：禁别宅妇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贬远恶处，妇人配人掖庭。”唐德宗时，翰林学士吴通玄因为包养了一名宗室女，成为一条罪状被告到皇帝面前。

    除了绕开纳妾指标限制，包养情妇外，古代官员最常见的生活作风问题，还有以狎妓为主的性消费。

    在中国古代，不少地方有“青楼”存在，但并非每朝都允许官员随意逛妓院。在宋以后，妓女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消费者，而非官员群体，朝廷则时紧时松，或全部或部分地开始限制官员的性消费行为。

    宋仁宗时曾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宋神宗时更扩大到整个司法领域，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时丞相王安石亲自主抓官员嫖娼问题，不少官员因此被查处、降职。据《宋史·王洙传》记载，当时的笔杆子、京官王洙，仅因在赛神会时与歌妓混坐在一起，便触犯了当时的“干部行为准则”，遭御史弹劾，被贬为濠州知州。

    有的官员因嫖妓被曝光，不得不主动提出辞职。据南宋赵德麟《侯鲭录》，宋仁宗时钱塘县令韩汝玉夜宿妓院，手下办事员第二天一大早有意站到妓院门前听差，出县令的洋相。气得韩汝玉将那办事员痛打了一百大板后，书面向时任杭州知府范仲淹请辞，称“韩某无状不检，为吏所侮，无以范民，请一解令归”。幸好范仲淹比较开明，在辞职信上批示，“公杰士也，愿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