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是如何保护饮用水源的

    近来，由于山西苯胺泄漏，有关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再度引发人们的关注。饮用水质的好坏关乎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对于饮用水源的保护，中国古人从供水、净水到护水都有一套方法，元代时连在供水渠内洗手都会被严惩。

    古代如何保证饮用水卫生？

    春秋时期“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

    中国最早保护饮用水源的行为，应该出自于对井水的保护。

    井，是古人最重要的饮用水设施。传说，井是五帝中颛顼的后代、秦始皇嬴政的先祖伯益发明的，《吕氏春秋》中所谓“伯益作井”，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在上古夏商周三代时期，已流行开凿和使用水井，在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上，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土井。

    其实，在更早的原始社会，中国古人已使用井了，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上，便发现了一口水井。到春秋战国时期，水井已非常普及。如在今北京西南的古燕国都城蓟城遗址上，1956年在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曾发现151口从春秋、战国至东汉等各个时期的水井。

    作为重要饮用水源，古代中国人特别重视保护井水，保护井水甚至成为古代公民的道德守则。

    中国古代占筮推演鼻祖之作、《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48卦，卦名便是“井”，这反映了井在时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卦辞中便透露出了时人是如何保护井和井水的。主要采取三种手段——

    一“渫”。东汉荀爽认为，渫是去秽清洁之意，类似后世的淘井，定期清除污泥，使井水清洁。这一做法后来成为一种民俗，春秋时期每年春天都要淘井一次，《管子·杂篇·禁藏》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当春三月……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大概意思是，每年春天三月份淘井换水，消除水里的致病物质。到汉代，水井保洁则定在夏季用水高峰来临时的夏至，《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是日浚井改水”提高水质，以减少因直接饮用不洁井水而引起的季节性疾病发生。

    二“甃”。三国时虞翻解释，“以瓦甓累井，称甃”，就是改进造井工艺，用陶瓦片加固井壁，防止和减少泥土散落井水中，目的除延长水井使用寿命外，也意在井水的保洁。

    三“幕”。此法是给水井加上盖子，防止杂污物掉进，污染水源，明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称，“幂防耗损，亦防不洁，古人井故有幂”。到北宋这一条更受重视，当时都城东京（今开封）街头的井都设有围栏，盖上盖子，讲究一点的上面搭建一个棚子，井盖上锁，防止老鼠、臭虫落入和调皮的孩子往井里乱扔杂物，把井水搞脏。

    古人如何喝上“纯净水”？

    明代“舟人以法澄之，饮而甘之”

    水源于大自然，难免受到污染。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加强水源保护的同时，也发现和找到了不少给水消毒，让饮用水更为卫生的办法，喝上“纯净水”。

    井水也分三六九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水部》“井泉水”有这样的观点：“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明许次纾《茶疏》称，“古人品水，以金山中泠为第一泉”，这种水其实就是山泉，从地脉远处来的，被视做泡茶的最佳用水。近处江湖渗来者的井水次之，至于城市近污水沟渠、下水道的井水，水质最差，根本不能直接饮用，“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

    对水质较差的井水，最简单的办法是将水烧开，冷后杂质便澄沉了下来。烧开水是古人喝上纯净水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这在今人看来太小儿科了，古人却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实践过程，才发现和确立之。

    如果用水量大，“烧煮法”显然是无法满足需要的，也浪费柴草燃料，增大成本。那怎么办？大家都知道，黄河水杂质最多，很浑浊，但黄河船夫却有一种方法，使浑浊的黄河水变得如山泉一样干净、甘甜，此即《茶疏》记载的，“舟人以法澄之，饮而甘之。”

    对明代黄河船夫到底用的是什么妙法，许次纾在书中没有交代。推测或许是明末学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记载的方法：“寻常定水，矾、赤豆、杏仁、雄黄、石膏皆可。”所谓“定水”，就是制作纯净水，使水干净卫生的程序。

    现代净水研究已证实，古代中国人发现的净水法，不少都很科学。如明矾，其所含的氢氧化铝胶体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可以吸附水里悬浮的杂质，并形成沉淀，使水澄清，便是一种很好的净水剂。

    古代有饮用水源保护法吗？

    元代供水渠内洗澡“执而笞之”

    为了保证供水，古代城市也都重视供水设施的规划建设。1977年开始发掘的东周阳城遗址上，便发现了在今天也不落后的城市供水设施：供水陶制管道暗埋于地下，设有澄水池、阀门坑。澄水池又叫“澄槽”，就是现代水厂的沉淀池，水经澄槽沉沙、澄清后，再入城供居民取用。

    有些朝代的皇家还设专用水源，搞特供。如元朝，专门挖凿金水河，汇集玉泉山诸泉之水，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南水门引入城中，流经宫苑，注入太液池，作皇城的饮用水源和宫苑用水。

    建设供水设施，是从硬件上完善饮用水的供给和保护，古代还有从“软件”上进行的管理。历朝都设专门的“水官”，负责水资源、水安全，汉代的“水长丞”、西晋的“都水台”、隋唐后的“都水监”，保证城市供水，也是他们的分内职责之一。

    为保护饮用水源，古代还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严惩不文明不道德行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立法保护”。如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在赵慎（宋孝宗）当皇帝的乾道年间，城市最大供水源西湖受到人为污染威胁，市民有向湖内倾倒粪便、垃圾的不良习惯，安抚周淙奏禀宋孝宗降旨，“禁止官民抛弃粪土，栽植荷菱等物于湖内，违者严惩。”内臣刘敏贤、刘公正霸占湖面，濯污洗马，污染湖水，遭举报弹劾被免职。罢其官的最重要理由之一是，“以一城黎元之生，饮污腻浊水而起疾病之大灾。”

    元朝，皇家饮用水都是通过金水河进来的，但尽管属皇家特供水道，但水体当时也受到人为污染的威胁，夏天竟然有人跳到河里洗澡、洗马，弄脏水体。

    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元英宗针对金水河污染的问题，作出专门批示（敕），据《元史·河渠志》（卷六十四）记载，当时元英宗是这样说的：“昔在世祖时，金水河濯手有禁，今则洗马者有之，比至疏涤，禁诸人毋得污秽”。《都水监纪事》说得更明白：“金水入大内，敢有浴者、浣衣者、弃土石瓴甑其中、驱牛马往饮者，皆执而笞之。”

    元朝这规定，便可以看做是古代保护饮用水源的立法行为，在金水河内，不要说洗澡，连洗手这类小事都严格禁止，如果被发现了会统统被抓起来，处以笞刑。

    除了朝廷禁令，古代也出现了地方性护水立法。清代时，在江南水乡的苏州便有这样的规定，乾隆年间的苏州虎丘附近遍布染坊，工业废水直排入河，导致“满河青红黑紫”，河水根本无法饮用，引起民愤。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当地颁布禁令，并刻石立于河道旁边，这便是《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的来历。碑文明文规定，“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如敢故违，定行提究”。

    古代地下水质

    比现代好吗？

    元代北京城“水率咸苦”

    近来北京的饮用水质引出风波，可能有读者会认为，古代地下水质应该比现代好。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汉唐到明清，北京城曾不时出现过地下水质变坏的情况，有时甚至根本就不能饮用。

    过去北京市民主要饮用井水，元朝时北京胡同内多挖有水井，到清朝时还有很多。据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中的统计，北京城一半以上胡同凿有水井，其中内城有701眼，外城557眼。

    虽然井多，但水质好的井很少。元王恽《秋涧集》有这样的文字：“水率咸苦，井而得美泉者，百一二数。”一直到清代，北京地下水质似乎都没变好，清佚名《燕京杂记》称，“京师之水，最不适口，苦固不可饮。”

    因为地下水质太差，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只能用来洗衣洒地。当时有条件的北京人家和现代人到超市买桶装水一样，当时的北京人也争着买水车从城外运来卖的“甜水”，供饮用和泡茶。清人谈迁当年来到北京时，便看到“京师各巷，有汲者，车水相售”。因为买水的人多，水价不便宜，卖水生意在京城很兴隆，卖水的小贩还动辄提价。

    而且，古代地下水质恶化，也并非北京城独有，长安城、开封城等多个城市也都反复发生过这种现象。如在隋初，汉代老长安城的浅表地下水质恶化严重，又咸又苦，不可以饮用，这也是隋文帝杨坚另择址建立大兴新城的原因之一。

    杨坚开凿了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等三条水路，向长安新城内供水。到唐末时，这些供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市民只好打井，依赖地下水。到赵恒（宋真宗）当皇帝的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井水咸苦，不堪食用。作为当时重要的“惠民工程，官府修复了唐朝的龙首渠西渠故道，一直用到金代。

    到元朝中后期，长安城的饮用水又成问题，地下水质再度恶化，到明朝水质已恶化到极点。据《明史·河渠志六》记载，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朱元璋外甥李文忠与西平侯沐英进兵洮州（今甘肃临潭东），经过长安时发现，城里的井水又苦又咸，根本就不能喝，喝了便生病。请示朱元璋，挖石渠引入龙首渠水，这才改善了水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