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出庭——东京审判中的历史性一幕

　　溥仪在证人席上宣誓。 
 
 

　　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贤二被带上法庭。 
 
 

　　▲ 溥仪来到审判日本战犯的东京法庭。 
 
 

　　溥仪在东京法庭上作证。 
  

　　法庭上的被告席。 
 
   近期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完整文献首次在中国面世。整套书80卷、5万页、一千万字，再现了那场耗时两年多的世纪审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七个被判处绞刑。

  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日，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皇帝、废帝、寓公、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

  八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

  关键证人

  1946年5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断壁残垣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

  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

  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

  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

  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无实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着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

  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变了脸色。

  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

  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 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溥仪将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席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满满当当。

  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

  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

  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

  惊弓之鸟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从“新京”（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1945年8月19日，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忽然出现，溥仪被俘。

  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十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

  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在关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亲”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是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

  见苏联人似乎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接受审判的意思，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一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永远居留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逃到英美等国去做寓公。

  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

  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河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   

  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但苏联人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调走了这几个仆役。

  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做答复。

  迁往伯力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

  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

  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地问了几句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力内务局的几次传讯。

  8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8月2日，溥仪登机离开苏联。

  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见身边苏联军官的交谈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

  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

  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劭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证人，他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你来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出关前后

  根据法庭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直讯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

  一个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 “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王朝，说中国革命是 “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

  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仅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季楠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长春市溥仪研究会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

  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的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

  1931年9月22日，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日，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这时，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面前。

  土肥原贤二是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时就与溥仪多有接触。“九一八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中，溥仪最关心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两方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时，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也就是溥仪在法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

  驻在静园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它们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

  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

  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

  季楠问：“你答应了吗？”

  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次长正在办！”

  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季楠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

  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

  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调查团离开后不久，作为“帝室御用挂”（日本官名，意为宫廷秘书）的吉冈安直便被调到了溥仪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视，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

  (下转第20版) 

  （上接第17版）

  庭上的话题转到了伪满洲国成立后的权力架构上，溥仪表示，虽然板垣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敕令，但是“我没有自由”。

  根据1932年颁布的《满洲国组织法》，“执政”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第五条明确规定“执政得立法院协赞，以行使立法权”，溥仪说，那个所谓的立法院会议，一次没有开过。

  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为“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溥仪每天都是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是”。

  但他渐渐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

  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

  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新《组织法》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但是溥仪表示，自己虽然“登基”了，但仍然“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

  沈燕告诉记者，溥仪从“执政”到“皇帝”，关东军给他的唯一权力便是在他们拟定好的法律条文上“裁可”，溥仪在伪满十四年，这是他仅有的与政务沾边的活动。每年溥仪会与关东军任命的“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会见，发布的训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仪甚至都没有与司令官直接对话的权限，即使交谈，也只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使用纸笔交流。

  时间久了，溥仪丧失了“勤政”热情。据他的侄子毓喦回忆，到了后期，溥仪甚至连“裁可”的任务都搬到寝殿去做，大多数时间，他坐在恭桶上，不耐烦地将送来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来表达心中的怨恨。

  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捶击座位前的桌子，“十四年来，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

  据报载，在这天的作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

  “贵人”之死

  第一天作证之后，溥仪自省“自己还是太老实了”，他决定在第二次出庭时“多说一些”。

  19日的庭审中，在回答完检察官的询问后，溥仪忽然面色悲戚：“我的爱妻谭玉龄被吉冈中将（吉冈安直）杀害了。”这桩突如其来的杀人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法庭大厅变得鸦雀无声。

  谭玉龄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期间所纳的“祥贵人”，17岁入宫后，两个人感情甚笃。五年后，这个身体一向健康的年轻姑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中香消玉殒，年仅22岁。溥仪始终对她念念不忘，终生携带她当年参与选秀时的照片，照片后面，他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八个字。

  谈到谭玉龄的死，溥仪攥起拳头，捶击着证人台，声泪俱下，“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冈介绍了日本医师，日本医师诊察之后，吉冈找医师密谈达3小时之久。那天夜里就由这个日本医师守护治疗。本来需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了两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

  按照溥仪的证言，谭玉龄的死源于一场阴谋。

  慑于日本人的淫威，溥仪不敢要求对妻子进行尸检，这也就让谭玉龄的真实死因成了未解之谜。

  沈燕告诉记者，溥仪的指控应该是源于动机推断，因为溥仪久久未能生育子嗣，日本人急切地想在“皇室继承人”上做文章，1937年便搞出个《帝位继承法》，规定若皇帝无子，便由其弟继承皇位。为了达成东瀛血脉对“伪满洲国”的渗透，同年，关东军便安排“皇弟”溥杰与日本女子嵯峨浩联姻，又热心为溥仪在日本寻找“嫔妃”，谭玉龄是溥仪选择的中国姑娘，两个人亲密的感情让日本人的算盘落了空，所以，日本方面授意吉冈暗害谭玉龄是可能的。

  溥仪后来承认，在东京法庭上提到谭玉龄的疑案，这里面有他私人怨恨的因素，但是同时，他也愿意让人们把他看做一个被迫害者。

  如果说，谭玉龄的死是个疑案，那么溥仪在庭上讲述的另一桩血案便可称为证据确凿。

  溥仪证明，1936年，身为伪满“兴安省省长”的凌升忽然被关东军拘捕。凌升本就与满洲皇室沾亲带故，他的儿子还刚刚与溥仪的四妹订婚，于是，溥仪想要为亲戚求个情。

  但是，没有人买“皇帝”的账，一个关东军军官甚至威胁“凌升是仰仗了皇上的关系才敢肆意妄为，皇军此举完全是杀一儆百”。想到“杀一儆百”背后的含义，溥仪不寒而栗，只得不再过问，赶快让妹妹与凌家的儿子退了婚。

  凌升未经公开审判，便被草草处决，根据知情人透露，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一次会议后对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所作所为略有微词。

  陈述到此，溥仪松松领带，声音带上了哭腔：“一个省长，他们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我作为一国之君，他们一个小小的军官就敢对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我是个什么皇帝，伪满洲国是个什么国家！”

  “八纮一宇”

  在口头表述之外，溥仪还加上了自己的肢体语言。

  “吉冈说满洲国就如同是日本的一个小孩子。梅津美治郎也一直这么说。换句话说，日满是一德一心的，企图把满洲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说着，溥仪把上半身向证人台以外探出，张开两只手臂，做出一个将什么东西抱入怀里的动作。

  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打断了溥仪的演讲，“证人把检察长的讯问搁在一边，一个人唱起独角戏来了！”

  但检察长季楠没有制止溥仪的陈述，法官们也以“证言与事件有关”为由，驳回了辩护方的意见。

  溥仪继续陈述，“所谓的一德一心起源于‘八纮一宇’。‘八纮一宇’这四个字源于日本神话中的女神天照大神，它的含义是以全世界为一家，并由日本统一之。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实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知道，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密令对我进行宗教压迫的。但是我当时就从心里反对这种神道的侵略。后来，吉冈根据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强迫我到日本会见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玉给我看，并把其中两种——剑和镜给我了。”

  溥仪所说的那次会见天皇，发生在1940年，请回“神器”之后，宫中特别设立“建国神社”进行供奉，溥仪与所有的王公大臣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关东军规定，溥仪不能再公开祭祀爱新觉罗氏的祖先。

  溥仪证明，这样的供奉不止发生在宫里，“满洲国”的所有人民全都被强制崇拜神道。根据法律，不敬神社者要处以10年以下1年以上的徒刑。

  根据统计，自溥仪“请神”开始到日本投降的五年间，伪满洲国境内共兴建大小神庙295座，各处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从此走过，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违者将受严惩。

  按照日本的侵略计划，占领东北的最后一步就是把“伪满洲国”划归日本，将东北地区“改祖换宗”，是一种借助神灵之力达成“日满”同化的手段。这一图谋在日本酝酿已久，早在1934年，《朝日新闻》上发表的《对满文化政策的新目标》一文中，作者便开始催促，“要把握满洲人，就要尽早制定国教，并掀起灌输国教精神与生命的运动。”

  “八纮一宇”的谱系设计，正是出于将满洲从中国剥离，纳入日本分支的险恶用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最终认定了日本鼓吹“皇道”，为扩张领土寻找依据的犯罪事实。

  黄绢信

  溥仪第二次出庭后，直讯阶段宣告结束，《世界时报》这样描述了当日散庭时溥仪的神情，“满洲皇上似乎对自己的法庭表现十分满意，当他结束陈述时，神情显得那么得意，他犹如决斗场上走下来的骑士……”

  然而，这只是直讯阶段，几乎是溥仪单方面在讲述，他还没有真正见识到法庭上的“决斗”。此后的六天，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写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在律师的一系列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真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堂’。”

  8月20日起，法庭进入了质询阶段。所谓质询阶段，也就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对抗式诉讼，控辩双方将直接交锋。从这天起到27日作证结束，溥仪受到了被告律师团的轮番轰炸。

  日本律师鹈泽聪明首先上了场，兜着圈子让溥仪承认自己早有复辟的打算。溥仪当然不会承认。

  很快，一个西方面孔又站在了被告的律师席上。

  因为长期实行大陆法系的日本律师对英美法系制度不熟悉，为了公平起见，法庭批准，为每一位被告配置一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律师谙熟英美法系审判方式，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甚至比日本本国律师还要卖力。这让不少战胜国的法官不解甚至愤怒。中国法官梅汝璈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位名为布莱克尼的律师，称他“在法庭的表现十分恶劣，张牙舞爪，肆无忌惮。”

  布莱克尼是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1946年5月14日的公审庭上，检察方公布起诉书后，针对其中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导致大批美军官兵死亡的罪行指控，布莱克尼就坚持说，这一条必须取消，他宣称“如果珍珠港中美国士兵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要知道制定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要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

  按布莱克尼的说法，“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应该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身为美国人，居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布莱克尼的刁蛮可见一斑，而他的执业能力更不容小觑。

  对溥仪这个最关键、最直接的证人，布莱克尼的战术是“冲锋肉搏”。

  8月20日，布莱克尼与溥仪第一次交锋，他似乎并没有比之前的鹈泽聪明有什么高明之处，反反复复地提问，仍然是围绕着溥仪早有复辟打算。溥仪也显示出了些许不耐烦，或者是不知该如何作答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概以“不知道”或者“不记得”作答。

  21日，布莱克尼的提问仍没有什么实质变化，这一次，连法官都不耐烦了，当日的主审庭长卫勃直接问道：“律师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

  布莱克尼也决定不再兜圈子了，当场宣称，自己今天的辩护目标就是“使溥仪失去证人资格”。他的逻辑是，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

  随后，布莱克尼开始了真正的“冲锋肉搏”。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的皇帝御玺和郑孝胥的签名，信上所署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

  信是写给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上书“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邻，涂炭生灵……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

  黄绢信转到了溥仪的手中，溥仪静静地研究了数分钟，一言不发。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上的众人，开始面露喜色。

  忽然，溥仪从证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弹了出来，一把把黄绢信扔在了地上：“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

  布莱克尼问：“上面的御玺也是假的吗？”溥仪斩钉截铁地回答，“也是假的！”

  局面发生了反转，布莱克尼迅速反扑：“那么，信上是谁的笔迹呢？”

  溥仪：“不知道！”

  布莱克尼：“是不是郑孝胥写的？”

  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过皇帝御玺。”

  布莱克尼：“你在天津曾使用过皇帝专用的黄色纸写信吗？”

  溥仪：“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

  溥仪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检察长季楠当庭提出建议：鉴定此信，被法庭采纳。最终，法庭鉴定认为黄绢信是伪造的。

  当时的新闻媒体纷纷大篇幅对“黄绢信”一事予以报道，文章重点大多放在了“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上，讥讽布莱克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走下证人席

  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

  王庆祥告诉记者，那封“黄绢信”确实是溥仪亲笔书写，并托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给南次郎的，同期转达的还有一封写给日本大帮会黑龙会会首头山满的信件。

  这也正是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的同时，溥仪也在极力为自己开脱着。

  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溥仪手中本来存有大批指证关东军罪行的物证，却因为怕牵连到自己而付之一炬。

  毓喦回忆，1945年8月10日，溥仪出逃的前一晚，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交给自己和其他亲属，让他们分别到缉熙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因为物品太多，险些酿成火灾。

  而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在逃亡路上，溥仪又让随侍李国雄将剩余的最后资料——自己的日记销毁。据溥仪另一个侄子毓嵣介绍，溥仪的日记从天津时代记到了伪满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还依次编上了顺序号。

  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黄绢信”是真是假，布莱克尼的逻辑也无法成立。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在其著作《东京审判》一书中，对于被告律师的辩护手段颇不以为然，他写道：“至于说溥仪成了投敌分子是自愿还是被迫的问题，这个情况只有在决定他个人命运的那一天，即当他作为被告人而不是证人应对中国法庭回答时才有意义。”

  溥仪是不是有复辟的想法，丝毫影响不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黄绢信没能奏效，布莱克尼仍不甘心，他转而攻击起了溥仪的心理防线：“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但是布莱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担心会被送回中国受审的溥仪并没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证言。

  8月27日，溥仪完成了作证任务，乘机返回苏联。

  溥仪本想在这一天再提供些更具震撼力的证言。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没想到，这个提议反倒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

  日本投降前，美国就允诺会保留在日本拥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溥仪针对日本天皇的证言自然不会被批准。而且，二战后苏联日益强大，冷战的铁幕已经逐渐拉开，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这时更不会允许意图揭发天皇罪行的证人证言出现。

  回到苏联的收容所后，身边人发现，原本写得一手乾隆御笔字的溥仪，笔下的字变得歪歪扭扭。心有余悸的溥仪，用作伪的方式防备着东京法庭对“黄绢信”可能的质疑。

  东京法庭没有再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级战犯在池袋的巢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还是授意他去日本“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证，溥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美国记者布拉克罗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犯审判内幕》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皇帝形象”：“他在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狡猾和大有作为的侦察大师……如果溥仪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难忘的。鉴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他能做到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溥仪在苏联又被关押了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很快达成了引渡日伪战犯的协议，1950年8月3日，溥仪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将他推上行刑场，他和伪满洲国的数十位中日“官员”一起被送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1959年12月4日，溥仪作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