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一步一流连

　　民国六年琉璃厂建海王村公园 
 
 

　　清代琉璃厂的古玩商贩 
 

　　上世纪二十年代坐落于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 
 
 

　　琉璃厂内中国书店 
 
   琉璃厂，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文化归属地。

  她见证过《四库全书》的编纂，汇集过进京赶考的举人，留下过鲁迅、齐白石往返的脚步，她曾作为北京的“文化重镇”，引得四方文人墨客慕名而至。但我们这一辈大学生，去过琉璃厂的却寥寥无几。这条被世人誉为“九市精华萃一衢”的文化街上，那些传奇故事哪里说得完？

  出了和平门地铁站东南口，问一买菜的大爷：“琉璃厂往哪儿走？”“哼，往南走到厂桥，桥下东西两条街就是！”这一声“哼”似乎略带责备。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先看到驰名中外的全聚德和平门店，这7层高楼号称全世界最大的烤鸭店，全店可接纳2000人同时用餐。全聚德创办于1864年，明年就150岁了。但要跟琉璃厂相比，它只能算“后生”。

  琉璃厂之名得于元朝。

  忽必烈定都北京时，为营建宫殿设了四处窑厂，琉璃厂就是其中之一。它更早能追溯到辽代，不过当时只算城郊村落，名曰海王村。明朝时，琉璃厂规模更大亦更具知名度。诗人吴伟业曾吟咏：“琉璃旧厂虎坊西，月斧修成五色泥。遍插御花安夙吻，绛绳扶入广寒梯。”清康熙年间，琉璃厂被取消，不再烧制琉璃瓦，这一代的宣武区成了汉人官员所居之地，因灯市而逐渐热闹起来，随后又建起藏书、藏画等斋名堂号。而琉璃厂成为集书肆、文房四宝、字画、古玩、梨园、灯市于一街的“文化长廊”，那是乾隆年之后的事了。

  沿南新华街一路向南，经过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它的身世也不一般，乃我国最早的公立中学，成立于1901年。再往前，一栋墙砌水洗灰砖、窗漆绿、柱漆红的两层小楼翘首以待，古朴之气让人恍惚以为穿越到民国。抬眼间，远处一座连接东西的长桥架在马路中间，琉璃铺顶，气势恢宏，蓝底横匾上嵌有金字，赫然写着“琉璃厂”。

  曾是文人学士的“公共图书馆”

  还没来得及逛琉璃厂的主干道，就先被汗牛充栋的中国书店给吸引了去。店内一排排与身同高的书架上，碑帖书画，分门别类，靠墙的书柜上列着成套的红学专著、佛学经义、历史典籍……踏着吱呀作响的木质楼梯走上二楼，眼前简直是座古书藏库，能看到明版的《资治通鉴纲目》、清版的《列子》等，指尖翻过微微发黄的书页，幽幽书香悄然入鼻。

  中国书店在琉璃厂现有三家店，也是如今琉璃厂唯一的卖书之处，但书却曾是琉璃厂的魂。

  时间倒推100年，琉璃厂内可谓书肆林立，门庭若市。康有为民国七年设长兴书局，梁启超出资让书友王子霖办藻玉堂书店，孙耀卿掌书店荣华堂。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曾统计清末到民国三十年前后，琉璃厂先后经营的书肆约213家，常年保持者至少70家。

  这里一度是读书人心中的圣地。鲁迅在居住北京的14年间，多次来到琉璃厂。有人统计过，鲁迅在其居京日记中记录有“留黎厂”、“琉璃厂”等词480多次，采买碑帖3800多册。想起先生曾在《呐喊》自序中写道：“S会馆里有三间屋……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这S会馆便是位于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从会馆步行至琉璃厂不过二里路，先生时常到此查阅文典，收罗古书，并进行中国文学古籍的编纂和校勘，《中国小说史略》《后汉书》《嵇康集》等研究的著成，琉璃厂书肆可谓功不可没。

  如果时间倒推240年，这厂甸内更是书贾云集，文人出入，空前繁荣。1773年，乾隆下令举全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开设四库馆，翁方纲在《复初斋诗集》中记载官员编撰情况：“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这也吸引江浙书商奔辏辇下，书籍纷纷流入京师，琉璃厂成了文人学士的“公共图书馆”。近水楼台先得月，清代学士王士祯、纪昀、孙星衍等人，甚至就寄居琉璃厂一带。

  琉璃厂内人才济济，就连掌柜的、学徒的在内，谁没两把刷子！通学斋的孙殿起一眼就能甄别古籍版本，被称为“活的目录”；萃文阁的魏长青是金石篆刻专家，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碑文就是他与弟子徐柏涛所篆刻；文友堂的郑学刚修补古书可以乱真，他曾为一册残本宋刻《文苑英华》补配其中一页，连藏书家刘晖之反复审阅竟都查不出来。

  匾额上名家多 店铺里掌故多

  绕出中国书店后的小四合院，便来到了琉璃厂东大街。回首再看门庭匾额，乃启功所书“海王村市场”，遒丽洒脱，明快大方。店铺的匾额乃中国文化特色，琉璃厂又乃文人雅士荟萃之地，更不容忽视。一来，字号名讲究典雅、庄重，谓之“名不正则店不顺”；二来匾额皆出自名家之手，可谓墨地金字。

  自西向东依次可见费孝通所题“宝翠堂”、启功所题“锦昌”、史树青所题“鼎琳轩”、吴作人所题“文房四宝堂”、陈半丁所题“戴月轩”……

  迈步戴月轩，圆桌上的雕木笔架吊着一排长短不一，粗细各异的毛笔，仿佛管弦乐器一般。这老店是戴月轩1916年所创，其湖笔能做到“提而不散、铺下不软、笔锋尖锐、刚柔兼备”。老店员说，不少国家领导人就专用戴月轩的健毫，毛主席习惯用纯冬狼毫笔，周总理习惯用紫毫笔，彭真市长习惯用鸡毫笔，现在张铁林、姜文等人也是戴月轩的常客。“可别看小小一笔头，师傅得从上万根毛中一根一根挑选！”看来白居易所说“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还是有现实依据的。

  走出戴月轩，不远处一家铺里好不热闹，进门瞧来，柱子两边的书法家、画家现场挥毫，各摆擂台，引得同好围桌观看。工作人员说他们每期都邀请书画艺术家前来，一年365天现场笔会天天有。且看这些操笔弄墨的行家们，专注地经营纸上活计，抽空儿也跟观众聊上两句。

  所在之地是何店？且看牌匾——“茹古斋”，此匾乃晚清状元、光绪帝老师、书法家翁同龢所题。民国十年前后，梁启超到琉璃厂游玩，因欣赏“茹古斋”三个大字便同掌柜闲聊。“匾额是翁夫子所书，字号是谁给起的？”答：“也是翁夫子。”“你可知‘茹古’怎么讲？”掌柜不假思索：“茹古涵今也。”梁又问：“引自何经何典？”“我才疏学浅，请先生指点。”梁启超笑曰：“唐代皇甫湜为其师韩愈撰墓志铭中有‘茹古涵今，无有断涯’之句，清代时有位方东树，赞扬韩文公，其道足以济天下之用。”翁夫子光绪八年入军机处，题此匾以抒抱负，可惜变法未成，便被革职。

  这些牌匾背后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一得阁”乃谢崧岱科考名落孙山的产物，“宝古斋”乃邱震生借“赏古斋”之匾还翁同龢之笔，有的店经历百年沧桑招牌仍在，还有的只能凭其名、闻其说……

  荣宝斋：誉为“齐白石出版社”

  不去荣宝斋那就等于没到琉璃厂啊！经人提醒，我立即返回厂桥，往西大街去。

  荣宝斋创立于1672年，算得上琉璃厂最资深的元老。一层大厅宽敞明亮，专售文房四宝；二楼展厅怡然静雅，陈列名家字画。

  木板水印，堪称荣宝斋之绝技，其印制的中国画酷似原作，能达到乱真的地步，就连齐白石老先生面对荣宝斋复制后的自己的作品，都难辨真伪。而荣宝斋与齐白石的渊源颇深，有人笑称荣宝斋为“齐白石出版社”。

  齐白石原本只是湖南湘潭乡间的一个画匠，1921年他进京“北漂”时已经57岁，算琉璃厂众多卖画中默默无闻的一个。而荣宝斋独具慧眼，特意把他的画挂在店堂内最显眼的地方，后齐白石的画得到陈师曾赏识，被陈拿到日本参加艺术博览会，并卖了大价钱。当时齐白石的一个扇面在北京只卖2元银币，拿到日本后能卖到250元银币。从此，齐白石才真正火起来。

  成了名家的齐白石没忘记荣宝斋的知遇之恩，他的大多画作、刻印都交由荣宝斋作为中介经营买卖。他的女婿回忆，每天清晨，白石老人起床洗漱之后，照例吃他的那碗普普通通的挂面（天天如此，常年不变）。吃完稍事休息，养养精神，就走到画案前，戴上套袖，第一句话就要问，有没有荣宝斋的笔单？闲来无事，他也到荣宝斋看看画、聊聊天，经理视他为上客，特意准备水果点心。为此，老人还闹过一个笑话。有朋友前去看望他，老人就介绍说：“要吃橘子到荣宝斋去买，他们那的橘子好吃，那里的妹子多，都特别热情。”

  走出荣宝斋，我挑了一家名气不大的小店，轻轻立在桌旁，四十来岁的师傅正拿着细笔在宣纸上撰小楷，他没抬头，边写边问：“姑娘也爱写字？”“就是喜欢，写不好。”“喜欢就好，爱看就看着。”

  有人说，琉璃厂比不得以前，没什么看头。坐镇琉璃厂近30年的淑芳阁老板回答：“你要当个观光客走马观花，那确实没什么可看的，可你要真走进一家家店铺去摸摸门道，那可都是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