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应对公共疫情有哪些招数

  瘟疫侵袭人们的健康，既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挑战，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考验。连日来H7N9禽流感病毒的出现，使如何应对并控制公共疫情成为眼下人们最关注的热点。其实，瘟疫古已有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已暴发过不止一次的公共疫情。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人们已发现“疾年”、“雨疾”、“疾疫”、“降疾”等文字。所谓“疾年”是指流行传染病的年份；而“降疾”二字，则是指人们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所做的各种努力……

  最早的传染病医学隔离——

  西汉时期汉平帝刘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中国古代公共疫情多发，造成的惨烈程度也是少有的。东汉末年的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种全家死光的现象，历代不绝。疫病如此频繁，中国古人并没屈服和绝望，甲骨文里的“降疾”二字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人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减少传染病的发生。“隔离法”，便是有效措施之一，为现代广泛采取。

  所谓隔离，就是划定区域，设置临时性专门场所，收容患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中国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的开始。实际上，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

  后来，南朝齐“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除有养老院和专门医院性质外，也带有较浓隔离色彩。

  隔离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史书记载最早的一起军中隔离，出现在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由皇甫规担任中郎将的汉军决定西征，进一步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

  庵庐，是为患者所设的隔离所。另一形式的隔离，是为健康人群设立。明末满清人入关前，正是烈性传染病天花大暴发时期。清皇室便曾设“避痘所”，供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

  最简单易行的救治手段——

  明嘉靖皇帝朱厚熜创制“济疫小饮子”治“疾疠”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代，从南北朝时代，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时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民众。

  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2003“非典”大暴发时，曾有中医用上述东汉药方改变而来的“白虎加人参汤”、“麻可石甘汤”等十多种中药方治疗过“非典”。

  如何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

  唐文宗李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

  传染病又叫瘟疫，瘟疫最怕人的地方，是极易导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及时处理、掩埋遗体，也可以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复发。

  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钱出人埋瘗尸体，这一行为最具人性化。如唐代，在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对策。

  据《全唐文·文宗四》中“拯恤疾疫诏”条，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剑南（今四川境内）至浙西发生大疫情，李昂第一时间下诏，在安排官员去疫区查看，免费送医药的同时，要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

  在宋代，疫病发生后，各个皇帝也都要积极救治、拯恤，《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卷一百三十一）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赵祯立即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殓费。

  元末明初，传染病加上战争，“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朱元璋（明太祖）刚当上皇帝，便指示中书省负责人，组织人力“悉收瘗之”。明成祖朱棣比其老子朱元璋做得更多，据《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曾安排人在当时北京城东的郑村坝一带，收集了10万具尸体，集体掩埋。虽然这些并非都是疫死，而多战争死亡，但对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无疑是有直接作用的。

  在中国历史上，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甚至采取过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烧感染疫病患者。《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记载，后唐开国将领氏叔琮，当年带兵攻打晋人时，军中发生传染病，氏叔琮下令“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惧怕被烧死，“皆言无恙”。

  如何减少并预防

  瘟疫的流行——

  东汉张仲景著《金匮要略》

  “疫死”畜肉“有毒”“不可食之”

  当然，防止瘟疫最主要的手段，还是防预。现存最早、成书于先秦战国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

  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那么，如何搞好防疫？中国古人最重视环境保护和饮食卫生，从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两方面预防疫病。

  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开展全国性活动，有的至今在流行。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洒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雄黄、艾叶、菖蒲、苍术这些矿物、植物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

  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至迟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虽然那时还没有“禽流感”的概念，但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

  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人最重视的还有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即是中国古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

  至于如今将大量病死猪畜扔进江河饮用水源内的事情，在古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