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让警钟长鸣

 　　南京中山陵 
 

　北京钟楼的大钟 
 

　　山东沂南北寨汉代画像石《撞钟图》 
 

　　△警世钟胸章 
 
 

　　中国消防博物馆陈列的报警钟 
 

  
   编者按

  关于警钟，《辞海》上的解释共有两条。一，报告意外事故的钟。用敲钟的次数或快或慢作为不同的信号，常用于防空、防火、防盗等。二，比喻引起人们警惕的事件。每年的七月七日，都是“警钟”二字使用频率最高的日子。

    76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鲸吞中国的野心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日军进攻卢沟桥，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76年前的今天，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奋起反击抵抗，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8年浴血抗战的序幕……

  北京城耳熟能详的抗日遗迹

    从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出兵进攻卢沟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浴血奋战，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在北京这座文明古城留下了许许多多抗日遗迹。

  爆发“七七事变”的卢沟桥

  卢沟桥是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著名地标，也是记载了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一段历史的地方。76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

  卢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永定河旧称卢沟河，桥亦以卢沟命名。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桥全长266.5米，宽7.5米，下分十一个涵孔。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140根，柱头上均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狮共501只。桥东的碑亭内立有清乾隆题“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位于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之所以首先占领卢沟桥，其目的是让北京成为一座死城，使华北地区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了顽强抵抗，由此开启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北大红楼曾为日本宪兵队司令部

  位于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曾因点燃“五四运动”之火而蜚声海内外。这里，曾吹响过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被誉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然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了古老的北京城，北京红楼一度被强行占用，成为日寇进行殖民统治的基地之一。曾象征着“民主”、“科学”的北大红楼在这个特殊时期，一度成为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和日本宪兵队本部。

  北京大学红楼是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原名为“京师大学堂”，建于1918年，是当时北京大学校本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学楼。红楼外形是工字形，共有4层。大楼全身由红砖砌成，故称红楼。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校长，曾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到北大任教，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1938年11月后，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宪兵本部、宪兵分队同时驻扎红楼。宪兵分队下设分队长室、将校室、庶务室、特高室、警务室、司法室等机构，红楼内的地下室成了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根据曾经被关押者的回忆，地下室甬道两边全是狭小的单间屋。靠西头的两排约14间囚室，全部改为木栅门，称为笼子。往东是刑讯室。看守所东西头各一门，入夕则锁之，看守的宪兵分班轮值，日夜巡逻。燕京大学教授侯仁之、演员孙道临等许多爱国志士在红楼地下室的牢房内被关押过。著名画家李苦禅先生曾因抗日，在这里被关押过28天。

  1937年7月北平沦陷，李苦禅辞掉了北平美专、北平美术院的教学职务，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还将自己柳树井胡同的住处作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9年的夏天，日军包围了柳树井胡同李苦禅的小南屋，他和另外两个人被抓到沙滩北大红楼的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留置场”，亦即日本人的拘留所。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李苦禅先生大义凛然，毫不屈服。在敌人的监狱里，他高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在沙滩红楼地下监狱的28天中，日本宪兵用尽了各种酷刑，他们往李苦禅先生鼻子里灌辣椒水，往指甲里插竹签儿、压杠子、浇凉水、棍棒打、放狗咬。在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李苦禅先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抗日组织。他说：“我谁也不认识！”

  几十年后，李苦禅曾这样诉说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沙滩红楼的文科大楼下边，是日本人的地下监狱，我在那里住了二十八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压杠子压了一次，压杠子，都“死”了。浇凉水，通身很凉，一泼水就缓过来了。那里每天八点钟上课，下午是一点钟上堂。他们要枪毙的人，星期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行刑。(上村)问我：“苦禅先生，今天星期六，我救不了你了！”我说：“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毙，三活埋，四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

  最终，慑于李苦禅先生的知名度、威望和影响，再加上日本人并没有真凭实据，不得不把李苦禅先生从红楼放了出去。

  天坛外坛神乐署的1855细菌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设立了大规模的细菌部队，总人数达两万人。1938年到1945年，日军侵占了华北地区，与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北平甲第1855部队，将其总部设在北京天坛外坛。1855部队又称细菌兵器研究所，对外称“华北军防疫给水总部”，他们以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为招牌，培植鼠疫菌和繁殖细菌传染媒介物——跳蚤，进行细菌武器研究。侵华日军在进行细菌试验的同时，还在中国战场进行细菌战，甚至在和平区放毒，残害无辜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为研制杀人细菌武器，竟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大量中国被俘士兵和平民被当作实验对象惨遭杀害。

  731部队是旧日本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别名，由石井四郎所领导，因此也被称为“石井部队”。石井四郎的名字，曾赫然出现在了1855部队的名录中。

  石井四郎作为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部队长，他在1855部队担任的职务是技术指导。一些重要的职位上都可以看到731部队业务骨干的名字，如最开始全权负责1855部队筹备工作，后来被调回731部队细菌研究部做部长的菊池以及接任他的西村英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天坛西门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这里原有的生物制品设备和设施能够用来进行细菌研究。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马上任，“北平甲第1855部队”正式命名，成为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

  天坛神乐署坐落于北京天坛西门内的南侧，坐西朝东。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名神乐观。清乾隆八年(1743年)称神乐所，乾隆十九年（1754年）改今名。神乐署是明清两代皇家管理祭天时演奏古乐、培训祭祀乐舞人员的机构。如今，神乐署门外北墙汉白玉牌子上镌刻的文字，记载着日军北平甲第1855细菌部队当年在北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据考，驻扎在天坛西门南部的北平甲第1855部队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公司、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和北京天坛医院的部分地区。在这些地方，日军修建了大批建筑，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

  1943年9月5日，北平的《新民报》曾刊发过关于北平发生鼠疫流行的消息。报道中说，截止到10月底，全北平市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路倒死亡92人。原来，1943年北平流行的霍乱正是日本细菌部队“策划”的。

  因为早在同年的7月份，北平甲第1855部队与日军第二陆军医院的200多名候补下士官就进行过半个月预防霍乱及细菌检验的专门训练。据参与这次训练的长田友吉供述，一天，他走进第二课霍乱菌培养室，看到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培养器。正在值班的一名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声称：“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警钟”是怎么来的

  钟，是中国古代用金属铸造的一种响器，最早本是古代乐器之一。据文献记载和发掘的出土文物显示，我国古代最早的钟是西周时期的编钟。钟“兼于军国”和“习戎者用之以警众”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的响钟、响铃如镛、钲、铙等，在军事上“锵以立号”，传递军令信号，并在紧急情况下敲钟报警……关于钟，唐代诗人李白还留下过“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的千古名句。那么，“警钟”到底是什么钟？“敲响警钟”一词是怎么来的呢？

  警钟起源于禁钟？

  我国古代对具有报警、警觉、警示、警惕功能的钟铃，称之为“禁钟”、“警钟”、“警世钟”,因而，“敲响警钟”有着深厚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禁钟具有早期的警钟功能，不过，与单一功能的报警钟不同，两千年前的禁钟属于多功能的响钟。汉朝开始出现了用于“敬授人时”的禁钟（更钟）。古钟作为时令的节制与报时，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报时概念有着很大不同，一是报时权力的归属，《尚书》称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我国古代以钟鼓报时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只有皇权能够有资格“敬授人时”。二是报时钟声伴随着相应的城禁制度，夜间更钟之声往往意味着夜禁，警示世人，令行禁止。

  汉朝末年崔寔《政论》：“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夜幕降临，城禁钟声响起，民众不得出行，确保城市夜间平安。《三国志·魏书·田豫传》：“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唐六典》记载京师长安敲击钟鼓控制城门启闭的制度：“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阖之节。……开则先外而后内，阖则先内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广州五仙观明洪武禁钟，开始也是用于城禁，到了清末，此钟成为专门在火警时鸣响的报警钟。

  警钟起源于军事上的报警钟？

  《明会典》的夜禁规定：“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五更三点钟声未动，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其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葬，不在禁限。其暮钟未静，晓钟已动，故将行人拘留，诬执犯夜者抵罪。若犯夜拘捕及打夺者，仗一百，因而殴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死者，斩。”警钟示警的同时，一般都将违规的代价也予以告示，人们有时对规劝无动于衷，但如告诉可能会失去某些利益，则能切中要害。

  唐朝宰相岑文本所作《太极殿前钟铭》，概括了国家和军队使用响钟的功能：“夫金之为德，冠五材以称宝；钟之为器，谐八音而表节。成物兼于军国，致用适于洪纤，故习戎者用之以警众，司历者俟之以考辰，其由来也尚矣。”响钟“兼于军国”和“习戎者用之以警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响钟响铃如镛、钲、铙等，在军事上“锵以立号”，传递军令信号，并在紧急情况下敲钟报警。

  敲钟打更辟邪始于何时？

  禁钟在夜幕降临敲响后，便有打更人上街巡夜；村镇也往往配合保甲制度设立打更人。打更人除了报时之外，还经常吆喝着：“关好门窗，小心火烛。”“注意安全，小心盗贼。”这种提醒，旧时对社会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春秋时鲁国与邻国相约，遇警时集众击打梆子，打更声成为军事联防的工具。更夫除了使用梆子，早期和唐代打更，都曾用过钟和钲，钲是用手摇的类似铃的响器，可以随身携带出更，边走边摇。

  钟起源于铃,远古时期和商周时期出土的陶铃铜铃，有很多都是在墓主人的腰间摆放着，是其生前经常使用的心爱之物，这种铃与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打更习俗相吻合。

  打更起源于原始巫术，主要起驱鬼、辟邪的作用。当时只有受人尊敬的巫师，才有资格摇铃打更。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反映了我国古代打更驱鬼的传统，如《红楼梦》第102回中描写打更驱邪：“晚上吴贵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人人因那媳妇儿不妥当，便都说妖怪爬过墙吸精而死。于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人将宝玉的住房围住，巡逻打更。”

  古人为何将钟视为“公器”？

  由于钟这一器物本身所具有的警示意义，我国古代一直有“以钟为喻”的传统。《咸平集·钟铭》载：“德修于内，声闻于外，行积于身，名彰于人，……随以忠告，恢廓尔量，俾人法象，无以铮铮，所部足尚。”李白《化城寺大钟铭》中“雄雄鸿钟砰隐天，雷鼓霆击警大千。”“德修于内，声闻于外”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之道，唐代李程《鼓钟于宫赋》：“征鼓钟于前闻，诚修身之善喻；始自中出，终能外布。……闻之者足可以自诫，听之者于焉而发聪。若然则处暗室者，可以慎独，……合五音而中矩，必将察理乱之变，明是非之主，播洪音于万钧，在敏乎而一鼓。由审音以听焉，钟之为喻，警夫行道之人，……夫钟之所响，响而听见，人之所慎，慎于未形，虽扣之而在寝，必闻之而盈庭，……故君子之听钟，非其铿锵而已。”……以钟为喻，成为崇尚君子慎独、自律、自警的标志。

  警钟还汲取了梵钟的警悟功能。唐代道宣《法苑珠林校注》：“夜缓晚迟，香消烛翕，睡盖复其六情，懒结缠其四体，于是择妙声以升座，选胜音以启轴，……能使寐魂更开，惰情还肃。”“妙声”即钟声，道宣分析人在睡梦中往往毫无节制，常有非分之想，晨钟可以唤醒众生迷梦，回归清醒和严谨。因此，才有了李白《游奉先寺》的千古名句：“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宋代志磬《佛祖统记》：“闻击钟磬之声，能生善心，能增正念。”古人从钟声中悟出世间的大智慧，认为钟是公器，遍周远闻，不论贵贱，钟声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非常公平。

  “敲响警钟”还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警示后人之意。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曾佩戴的警世钟胸章，上面就镌铸着“警告同胞，勿忘国耻”八个大字，这枚胸章陈列于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

  与上述多功能的响钟不同，近代还出现了“单一功能”的报警钟，专门用来作为消防的报警钟。

  南京中山陵为何呈“警钟形”？

  中国古人认为，钟是“公器”，“警钟文化”的核心内涵，即在于其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境界。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通过招标选中的中山陵设计方案，平面呈警钟形，象征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唤起民众，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奋斗不息精神，使中国警钟文化的理念达到了极致。

  中山陵位于南京钟山风景区，古称金陵山。中山陵自1926年春动工，至1929年夏建成。主要建筑包括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宛若一座平卧在绿毯上的钟。山下中山先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隆顶，则像一颗溜圆的钟摆锤。当年，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曾广泛征集陵墓设计方案，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警钟”方案被选中。

  明代魏忠贤为啥铸了口歪钟？

  明末宦官魏忠贤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铸造铜钟一口，重452公斤。说来也巧，由于魏忠贤与“以钟为喻”的儒家“慎独”理念相差甚远，铸钟如做人，人没做好，这口钟在铸造时也出现了“单边”差错，即横截面为圆形的钟壁，出现了一面厚、另一面薄的现象，悬挂不垂直，是歪的；而且，钟壁薄的那一面，在重击情况下，容易产生撞击疲劳。敲击时钟声尾音短，沙哑有杂音。这口歪钟现藏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振聋发聩”是多少分贝？

  响钟的钟声特性，一是洪亮。洪亮的钟声产生于敲钟的瞬间，500公斤重量级别的钟，衡量其钟声响度的声压级，近闻可达100分贝（喷气式飞机喷气口附近声压级为150分贝），巨钟的声压级可达120多分贝，近闻振聋发聩；二是有延时音（即尾音）。一般响钟的有效延时音在30秒钟以上，有的尾音振动长度可达到3分钟以上；三是有“嗡嗡”的拍音。泛音丰富的谐和音大钟，能使若干分音同时发出，“嗡嗡”的拍音令钟声悠扬飘动。

  中国最大最重的古钟在哪儿？

  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分量最重的古代铜钟，现悬挂于老北京中轴线最北端的钟楼上。钟楼的正中立有八角形的钟架，悬挂“大明永乐吉日”铸的大铜钟一口。钟高7.02米，直径3.4米，重63吨，被誉为“古钟之王”。这口巨钟敲击时浑厚圆润，悠远绵长，在过去北京城尚无高大建筑的时代，可以传播数十里远。据说，最初钟楼内悬挂的并不是这口钟，而是同样为永乐年间所铸的一口大铁钟，但因为音质不佳，后来才改用铜钟。原铁钟则被置于墙边，目前已被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