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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让警钟长鸣

2014-1-17 10:37| 发布者: 掌柜 |原作者: 马改楼|来自: 北京晚报

摘要:   南京中山陵 北京钟楼的大钟  山东沂南北寨汉代画像石《撞钟图》  △警世钟胸章  中国消防博物馆陈列的报警钟 编者按 关于警钟,《辞海》上的解释共有两条。一,报告意外事故的钟。用敲钟的次数或快或慢作 ...

   南京中山陵 
 

 北京钟楼的大钟 
 

  山东沂南北寨汉代画像石《撞钟图》 
 

  △警世钟胸章 
 
 

  中国消防博物馆陈列的报警钟 
 


  
   编者按

  关于警钟,《辞海》上的解释共有两条。一,报告意外事故的钟。用敲钟的次数或快或慢作为不同的信号,常用于防空、防火、防盗等。二,比喻引起人们警惕的事件。每年的七月七日,都是“警钟”二字使用频率最高的日子。

    76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鲸吞中国的野心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日军进攻卢沟桥,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76年前的今天,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奋起反击抵抗,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8年浴血抗战的序幕……

  北京城耳熟能详的抗日遗迹

    从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出兵进攻卢沟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浴血奋战,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在北京这座文明古城留下了许许多多抗日遗迹。

  爆发“七七事变”的卢沟桥

  卢沟桥是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著名地标,也是记载了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一段历史的地方。76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

  卢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永定河旧称卢沟河,桥亦以卢沟命名。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桥全长266.5米,宽7.5米,下分十一个涵孔。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140根,柱头上均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狮共501只。桥东的碑亭内立有清乾隆题“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位于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之所以首先占领卢沟桥,其目的是让北京成为一座死城,使华北地区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了顽强抵抗,由此开启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北大红楼曾为日本宪兵队司令部

  位于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曾因点燃“五四运动”之火而蜚声海内外。这里,曾吹响过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被誉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然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了古老的北京城,北京红楼一度被强行占用,成为日寇进行殖民统治的基地之一。曾象征着“民主”、“科学”的北大红楼在这个特殊时期,一度成为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和日本宪兵队本部。

  北京大学红楼是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原名为“京师大学堂”,建于1918年,是当时北京大学校本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学楼。红楼外形是工字形,共有4层。大楼全身由红砖砌成,故称红楼。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校长,曾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到北大任教,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1938年11月后,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宪兵本部、宪兵分队同时驻扎红楼。宪兵分队下设分队长室、将校室、庶务室、特高室、警务室、司法室等机构,红楼内的地下室成了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根据曾经被关押者的回忆,地下室甬道两边全是狭小的单间屋。靠西头的两排约14间囚室,全部改为木栅门,称为笼子。往东是刑讯室。看守所东西头各一门,入夕则锁之,看守的宪兵分班轮值,日夜巡逻。燕京大学教授侯仁之、演员孙道临等许多爱国志士在红楼地下室的牢房内被关押过。著名画家李苦禅先生曾因抗日,在这里被关押过28天。

  1937年7月北平沦陷,李苦禅辞掉了北平美专、北平美术院的教学职务,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还将自己柳树井胡同的住处作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9年的夏天,日军包围了柳树井胡同李苦禅的小南屋,他和另外两个人被抓到沙滩北大红楼的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留置场”,亦即日本人的拘留所。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李苦禅先生大义凛然,毫不屈服。在敌人的监狱里,他高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在沙滩红楼地下监狱的28天中,日本宪兵用尽了各种酷刑,他们往李苦禅先生鼻子里灌辣椒水,往指甲里插竹签儿、压杠子、浇凉水、棍棒打、放狗咬。在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李苦禅先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抗日组织。他说:“我谁也不认识!”

  几十年后,李苦禅曾这样诉说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沙滩红楼的文科大楼下边,是日本人的地下监狱,我在那里住了二十八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压杠子压了一次,压杠子,都“死”了。浇凉水,通身很凉,一泼水就缓过来了。那里每天八点钟上课,下午是一点钟上堂。他们要枪毙的人,星期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行刑。(上村)问我:“苦禅先生,今天星期六,我救不了你了!”我说:“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毙,三活埋,四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

  最终,慑于李苦禅先生的知名度、威望和影响,再加上日本人并没有真凭实据,不得不把李苦禅先生从红楼放了出去。

  天坛外坛神乐署的1855细菌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设立了大规模的细菌部队,总人数达两万人。1938年到1945年,日军侵占了华北地区,与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北平甲第1855部队,将其总部设在北京天坛外坛。1855部队又称细菌兵器研究所,对外称“华北军防疫给水总部”,他们以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为招牌,培植鼠疫菌和繁殖细菌传染媒介物——跳蚤,进行细菌武器研究。侵华日军在进行细菌试验的同时,还在中国战场进行细菌战,甚至在和平区放毒,残害无辜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为研制杀人细菌武器,竟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大量中国被俘士兵和平民被当作实验对象惨遭杀害。

  731部队是旧日本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别名,由石井四郎所领导,因此也被称为“石井部队”。石井四郎的名字,曾赫然出现在了1855部队的名录中。

  石井四郎作为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部队长,他在1855部队担任的职务是技术指导。一些重要的职位上都可以看到731部队业务骨干的名字,如最开始全权负责1855部队筹备工作,后来被调回731部队细菌研究部做部长的菊池以及接任他的西村英二。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天坛西门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这里原有的生物制品设备和设施能够用来进行细菌研究。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马上任,“北平甲第1855部队”正式命名,成为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

  天坛神乐署坐落于北京天坛西门内的南侧,坐西朝东。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名神乐观。清乾隆八年(1743年)称神乐所,乾隆十九年(1754年)改今名。神乐署是明清两代皇家管理祭天时演奏古乐、培训祭祀乐舞人员的机构。如今,神乐署门外北墙汉白玉牌子上镌刻的文字,记载着日军北平甲第1855细菌部队当年在北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据考,驻扎在天坛西门南部的北平甲第1855部队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公司、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和北京天坛医院的部分地区。在这些地方,日军修建了大批建筑,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

  1943年9月5日,北平的《新民报》曾刊发过关于北平发生鼠疫流行的消息。报道中说,截止到10月底,全北平市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路倒死亡92人。原来,1943年北平流行的霍乱正是日本细菌部队“策划”的。

  因为早在同年的7月份,北平甲第1855部队与日军第二陆军医院的200多名候补下士官就进行过半个月预防霍乱及细菌检验的专门训练。据参与这次训练的长田友吉供述,一天,他走进第二课霍乱菌培养室,看到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培养器。正在值班的一名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声称:“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警钟”是怎么来的

  钟,是中国古代用金属铸造的一种响器,最早本是古代乐器之一。据文献记载和发掘的出土文物显示,我国古代最早的钟是西周时期的编钟。钟“兼于军国”和“习戎者用之以警众”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的响钟、响铃如镛、钲、铙等,在军事上“锵以立号”,传递军令信号,并在紧急情况下敲钟报警……关于钟,唐代诗人李白还留下过“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的千古名句。那么,“警钟”到底是什么钟?“敲响警钟”一词是怎么来的呢?

  警钟起源于禁钟?

  我国古代对具有报警、警觉、警示、警惕功能的钟铃,称之为“禁钟”、“警钟”、“警世钟”,因而,“敲响警钟”有着深厚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禁钟具有早期的警钟功能,不过,与单一功能的报警钟不同,两千年前的禁钟属于多功能的响钟。汉朝开始出现了用于“敬授人时”的禁钟(更钟)。古钟作为时令的节制与报时,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报时概念有着很大不同,一是报时权力的归属,《尚书》称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我国古代以钟鼓报时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只有皇权能够有资格“敬授人时”。二是报时钟声伴随着相应的城禁制度,夜间更钟之声往往意味着夜禁,警示世人,令行禁止。

  汉朝末年崔寔《政论》:“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夜幕降临,城禁钟声响起,民众不得出行,确保城市夜间平安。《三国志·魏书·田豫传》:“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唐六典》记载京师长安敲击钟鼓控制城门启闭的制度:“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阖之节。……开则先外而后内,阖则先内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广州五仙观明洪武禁钟,开始也是用于城禁,到了清末,此钟成为专门在火警时鸣响的报警钟。

  警钟起源于军事上的报警钟?

  《明会典》的夜禁规定:“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五更三点钟声未动,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其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葬,不在禁限。其暮钟未静,晓钟已动,故将行人拘留,诬执犯夜者抵罪。若犯夜拘捕及打夺者,仗一百,因而殴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死者,斩。”警钟示警的同时,一般都将违规的代价也予以告示,人们有时对规劝无动于衷,但如告诉可能会失去某些利益,则能切中要害。

  唐朝宰相岑文本所作《太极殿前钟铭》,概括了国家和军队使用响钟的功能:“夫金之为德,冠五材以称宝;钟之为器,谐八音而表节。成物兼于军国,致用适于洪纤,故习戎者用之以警众,司历者俟之以考辰,其由来也尚矣。”响钟“兼于军国”和“习戎者用之以警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响钟响铃如镛、钲、铙等,在军事上“锵以立号”,传递军令信号,并在紧急情况下敲钟报警。

  敲钟打更辟邪始于何时?

  禁钟在夜幕降临敲响后,便有打更人上街巡夜;村镇也往往配合保甲制度设立打更人。打更人除了报时之外,还经常吆喝着:“关好门窗,小心火烛。”“注意安全,小心盗贼。”这种提醒,旧时对社会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春秋时鲁国与邻国相约,遇警时集众击打梆子,打更声成为军事联防的工具。更夫除了使用梆子,早期和唐代打更,都曾用过钟和钲,钲是用手摇的类似铃的响器,可以随身携带出更,边走边摇。

  钟起源于铃,远古时期和商周时期出土的陶铃铜铃,有很多都是在墓主人的腰间摆放着,是其生前经常使用的心爱之物,这种铃与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打更习俗相吻合。

  打更起源于原始巫术,主要起驱鬼、辟邪的作用。当时只有受人尊敬的巫师,才有资格摇铃打更。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反映了我国古代打更驱鬼的传统,如《红楼梦》第102回中描写打更驱邪:“晚上吴贵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人人因那媳妇儿不妥当,便都说妖怪爬过墙吸精而死。于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人将宝玉的住房围住,巡逻打更。”

  古人为何将钟视为“公器”?

  由于钟这一器物本身所具有的警示意义,我国古代一直有“以钟为喻”的传统。《咸平集·钟铭》载:“德修于内,声闻于外,行积于身,名彰于人,……随以忠告,恢廓尔量,俾人法象,无以铮铮,所部足尚。”李白《化城寺大钟铭》中“雄雄鸿钟砰隐天,雷鼓霆击警大千。”“德修于内,声闻于外”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之道,唐代李程《鼓钟于宫赋》:“征鼓钟于前闻,诚修身之善喻;始自中出,终能外布。……闻之者足可以自诫,听之者于焉而发聪。若然则处暗室者,可以慎独,……合五音而中矩,必将察理乱之变,明是非之主,播洪音于万钧,在敏乎而一鼓。由审音以听焉,钟之为喻,警夫行道之人,……夫钟之所响,响而听见,人之所慎,慎于未形,虽扣之而在寝,必闻之而盈庭,……故君子之听钟,非其铿锵而已。”……以钟为喻,成为崇尚君子慎独、自律、自警的标志。

  警钟还汲取了梵钟的警悟功能。唐代道宣《法苑珠林校注》:“夜缓晚迟,香消烛翕,睡盖复其六情,懒结缠其四体,于是择妙声以升座,选胜音以启轴,……能使寐魂更开,惰情还肃。”“妙声”即钟声,道宣分析人在睡梦中往往毫无节制,常有非分之想,晨钟可以唤醒众生迷梦,回归清醒和严谨。因此,才有了李白《游奉先寺》的千古名句:“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宋代志磬《佛祖统记》:“闻击钟磬之声,能生善心,能增正念。”古人从钟声中悟出世间的大智慧,认为钟是公器,遍周远闻,不论贵贱,钟声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非常公平。

  “敲响警钟”还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警示后人之意。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曾佩戴的警世钟胸章,上面就镌铸着“警告同胞,勿忘国耻”八个大字,这枚胸章陈列于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

  与上述多功能的响钟不同,近代还出现了“单一功能”的报警钟,专门用来作为消防的报警钟。

  南京中山陵为何呈“警钟形”?

  中国古人认为,钟是“公器”,“警钟文化”的核心内涵,即在于其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境界。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通过招标选中的中山陵设计方案,平面呈警钟形,象征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唤起民众,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奋斗不息精神,使中国警钟文化的理念达到了极致。

  中山陵位于南京钟山风景区,古称金陵山。中山陵自1926年春动工,至1929年夏建成。主要建筑包括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宛若一座平卧在绿毯上的钟。山下中山先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隆顶,则像一颗溜圆的钟摆锤。当年,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曾广泛征集陵墓设计方案,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警钟”方案被选中。

  明代魏忠贤为啥铸了口歪钟?

  明末宦官魏忠贤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铸造铜钟一口,重452公斤。说来也巧,由于魏忠贤与“以钟为喻”的儒家“慎独”理念相差甚远,铸钟如做人,人没做好,这口钟在铸造时也出现了“单边”差错,即横截面为圆形的钟壁,出现了一面厚、另一面薄的现象,悬挂不垂直,是歪的;而且,钟壁薄的那一面,在重击情况下,容易产生撞击疲劳。敲击时钟声尾音短,沙哑有杂音。这口歪钟现藏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振聋发聩”是多少分贝?

  响钟的钟声特性,一是洪亮。洪亮的钟声产生于敲钟的瞬间,500公斤重量级别的钟,衡量其钟声响度的声压级,近闻可达100分贝(喷气式飞机喷气口附近声压级为150分贝),巨钟的声压级可达120多分贝,近闻振聋发聩;二是有延时音(即尾音)。一般响钟的有效延时音在30秒钟以上,有的尾音振动长度可达到3分钟以上;三是有“嗡嗡”的拍音。泛音丰富的谐和音大钟,能使若干分音同时发出,“嗡嗡”的拍音令钟声悠扬飘动。

  中国最大最重的古钟在哪儿?

  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分量最重的古代铜钟,现悬挂于老北京中轴线最北端的钟楼上。钟楼的正中立有八角形的钟架,悬挂“大明永乐吉日”铸的大铜钟一口。钟高7.02米,直径3.4米,重63吨,被誉为“古钟之王”。这口巨钟敲击时浑厚圆润,悠远绵长,在过去北京城尚无高大建筑的时代,可以传播数十里远。据说,最初钟楼内悬挂的并不是这口钟,而是同样为永乐年间所铸的一口大铁钟,但因为音质不佳,后来才改用铜钟。原铁钟则被置于墙边,目前已被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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