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改革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通过改革以强国，同样是古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国最古老的经籍之一《易经》里已出现了“改革”的概念——“天地革而四时成”。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中，有四项改革对古人的生活影响最深。

  商鞅的户籍管理改革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

  皆有名于上”

  ——奠定了户籍登记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最为集中的一轮改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时周王室衰微，旧有制度已不能适应发展，于是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一社会转型期，各诸侯国纷纷改革，自变图强，欲称霸一方。由商鞅主导的秦国改革，在这一轮改革中影响最大。直到今天，中国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凡谈到秦国历史总要提及这次改革。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有关商鞅改革的情况，在《史记》、《商君书》等史书中均有记载。

  到秦孝公继位时，秦国已失去了秦穆公时代的霸主雄风。秦孝公决意“将修穆公之业”，套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深化改革，振兴秦国”。为此，秦孝公颁布求贤令，寻求富国强兵之策。本为卫国人的商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终为秦孝公重用。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决定启动秦国的新一轮改革，此即史家通称的“商鞅变法”。启动前，秦孝公在朝会中专门设定改革议题，提请各部门官员、各方代表讨论。结果秦孝公只对商鞅说了一个字：“善”，商鞅获得了秦孝公的支持。《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这之后，秦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秦孝公指定商鞅为秦国新一轮改革的“总设计师”。

  商鞅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如土改，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再如政改，废除分封制，实行“县制”，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县下辖乡、邑、聚等。如今的县、乡、村三级基层行政架构，其实就是商鞅县制设计的现代翻版。

  在主推上述两项改革的同时，商鞅还推出了多项配套改革，如统一度量衡制，统一户籍管理，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等等。其中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是商鞅在先后两轮改革中都涉及的内容。商鞅的户籍改革要点之一是，“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这就是今天的户籍登记。具体的编制办法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即“乡里什伍”制度。

  商鞅的户籍管理改革影响太大，意义深远，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的基础，直接影响了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征税方式。

  尽管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旧势力的报复，最后被车裂处死，但商鞅的改革因顺应了历史潮流，仍得以继续实施。

  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

  “胡服骑射”

  ——影响了中国人的服饰时尚

  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浪潮对于古人的生活曾带来重大深远的影响，从“春秋五霸”的出现，到“战国七雄”的鼎立，无一不是改革的成果。北方的赵国国力相对弱小，成语“围魏救赵”中的“赵”，指的就是该国。赵国能跻身“战国七雄”之列，直接得益于该国的军事改革。

  赵国的改革，启动于公元前307年，时为周赧王八年，国君为赵雍，史称“赵武灵王”。

  赵雍为“嬴”姓，“赵”氏，名“雍”，谥号“武灵王”。他继任国君时，还是个15岁大的孩子，周边各诸侯国欲借其父赵肃侯的葬礼，剿灭赵国。在赵肃侯的托孤重臣肥义的辅佐下，赵雍果断采取手段，命令赵国全境戒严，魏、楚、秦、燕、齐各派锐师万人前来会葬，均被严令禁入赵国边境，从而瓦解了这场危机。

  赵雍在坐稳之后，便开始走强兵之路，强力推进军事改革。

  当时北方和西部的游牧民族被中原人称为“胡人”，胡人军队的战斗力很强，这与其装备和战法不无关系。胡兵最厉害的是骑兵，这些骑兵射箭技术一流，由于上着窄袖短褂、下穿分筒长裤、脚蹬皮靴，相比中原的长袍大褂和战车，胡人作战极为便捷，对赵国构成极大的军事威胁。

  赵雍决定进行军事改革，下令国人改穿胡服，习骑射，此即赵国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

  已经长期习惯于中原“衣冠礼仪”的汉人，突然改穿胡人的服饰，在当时是大家难以接受的。赵雍在进行改革之前，已预料到了阻力，据《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条记载，赵雍对陪坐的肥义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赵雍这话的意思是，如今我用穿上胡人的衣服、学习骑马射箭来教导百姓，恐怕世人一定会议论我。事实上确实如此，连当时的名将赵燕都迟迟不肯穿胡服，赵雍派人狠狠地批评了他。由于赵雍的坚持，胡服最终成为赵军士兵的正式作战服。因为当时的少数民族西戎和东胡多穿这类服装，胡服又被称为戎装，后来“戎装”成了军装的代名词。

  赵雍的“胡服骑射”改革，原本是为了强兵，可谁也没有想到，从此改变了中原汉人的穿衣着装习俗，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服饰时尚。一直到今天，现代人普遍穿裤子，就是因为赵雍的改革。

  赵雍实施这番改革之后，赵国很快强大了起来，首先灭掉了心腹之患中山国，将“胡地”并入了赵国版图。

  隋文帝杨坚的人事制度

  改革“科举考试”

  ——影响了中国人的读书行为

  在中国古代，许多改革都是围绕官场展开的。如何发现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让其参与国家管理，是历代朝廷的头等大事。在上古时代，用人一般是实行分封世袭制，这导致民间优秀人才很难进入官场，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到了汉代，朝廷开始了新的人事制度改革，采用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后者是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由于这种方式较易徇私，出现了录用腐败。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九品录用。

  然而，九品中正制仍有很大的腐败空间和缺陷，并未改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于是，在隋朝建立后，又有了一轮大改革，其中包括用人制度的改革，开始试行“科举制度”。

  科举，是通过统一考试录用官员。据《隋书·炀帝本纪上》记载，大业三年（公元583年）四月，时皇帝杨广（炀帝）诏令全国：“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

  大业三年，因此被视为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实施元年。事实上，在隋文帝杨坚时代，已采取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

  隋朝的科举考试周期比较长，每年“十一月为始选，至春乃毕”，前后大约三至五个月。到了唐代，科举考试制度被进一步完善，并规范化。武则天当皇帝时，又创设了“武举科”，科举考试覆盖了文官和武官两个领域。

  科举考试不仅给古代官员和公务员录用方式带来了重大影响，还彻底改变了古人的学习行为，孔子弟子子夏所谓“学而优则仕”，得以成为现实。

  读书，从此成为隋唐以后中国人的第一选择，且一直影响到了现代人。从普通高等学校的全国招生，到国家公务员的选拔录用，均要“统考”，显然是受到了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

  康熙皇帝的

  土地制度改革

  “摊丁入亩”

  ——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

  如果要论对古代中国家庭、生育观念影响最大的改革，大概要算清朝的赋税改革“摊丁入亩”。

  所谓“摊丁入亩”，就是将历代相沿的人头税（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直接废除了已延续几千年的“人头税”，失地和无地农民及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

  由于加重了有土地者的赋税负担，摊丁入亩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当时愈发严重的封建土地兼并现象。

  摊丁入亩的同时，朝廷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此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当“打工仔”，从而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

  清代的这项土地制度改革，起于康熙年间，它是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实行的“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进行的。到乾隆时期，摊丁入亩制度在全国推广、施行。

  这项改革带来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快速繁殖，这可能是清朝统治者没有想到的。

  所谓“丁”，即人口，之前因为要缴纳人头税，老百姓特别是底层民众是不敢多生育的。在废除人头税后，这种对“被征税”担心的消失，直接改变了古人的生育观念，中国由此进入第一波“人口大爆炸”时代。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全国人口为1亿，到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已达到3.6亿，这仅仅花了127年时间。

  当然，影响清朝以后中国人生育观的并不仅仅是人头税的取消，清代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但取消“人头税”无疑是最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