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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北京人艺

2016-1-15 10:39| 发布者: weiwei| 查看: 283| 评论: 0|原作者: 梁秉堃 |来自: 北京日报

摘要: 1957年9月,周总理与邓颖超观看《骆驼祥子》后,到后台向舒绣文祝贺。北京人艺博物馆供图 再过几天就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纪念日,不知不觉间,这位老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但对于许多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来说,仍然 ...

    1957年9月,周总理与邓颖超观看《骆驼祥子》后,到后台向舒绣文祝贺。北京人艺博物馆供图  
     再过几天就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纪念日,不知不觉间,这位老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但对于许多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来说,仍然感觉像是“新丧”。 周总理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人、创业者,更是良师益友,是他提议建立的第一个“全国专业话剧院”,是他推荐的曹禺作为院长,是他批准建设的首都剧场……

    正如冰心所言:“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出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那些与周总理在一起的日子,是人艺人永远无法忘怀的……

    导演间的“特殊座位”

    这位导演眼睛的视力不大好,对周总理说:“劳驾,也让我看看。”于是,周总理便把望远镜递了过去。

    和周总理的握手,会是一种让你终生难以忘怀的经历。

    每次见到周总理,无论是在舞台上,在后台里,在休息室,在排练场,在会议室,在宴会厅,在宿舍,在食堂,在街头……他都要极为主动地、热情满怀地、真心实意地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也不知道前前后后握过了多少次。没有人计算过,好像是永远也握不够。

    几乎在每一次周总理到来之前,剧院的领导都会认真嘱咐大家:“总理在长征当中,骑马摔伤了胳臂,握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用力,要轻点儿,再轻点儿。”然而,到了握手的片刻,我们倒是小心翼翼了,周总理却是满脸带笑地、兴奋地、用力地用手上下摆动好多次。凡是遇到这种情况,真是让人又高兴,又心疼,就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在与周总理握手当中,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提到,那就是他总要从离他最远的人握起。如果握不到,他就主动走到跟前去一一握手,从不怕麻烦,从不怕辛苦。据秘书说,总理认为站得最远的人,也是最担心握不到手的人,应该尽量不要让他们失望。1957年5月12日的深夜,周总理看完戏以后就陪着我们演职员,从首都剧场一直步行回到史家胡同宿舍大院。途中在灯市东口,遇到了一位正在清扫马路的女清洁工,当周总理感觉到对方已经看见了自己,便马上走过去,主动地拉起了她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说:“同志,辛苦了。感谢你呀,人民感谢你!”

    更让人能牢牢记住的是周总理的握手方式——在一般的情况下,不管你是干部还是群众,他都是首先伸出手来拉住你的手,然后用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专注地对准你的眼睛,凝视片刻以后,再握紧你的手并用力地上下摆动,最后才会缓缓放开。对于这种平等的、真挚的、亲切的握手,有的人说:“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接触,更是心灵的沟通、交流和补偿,能够让人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周总理非常喜欢看戏,特别是喜欢看北京人艺的戏。然而,他日理万机,经常要等到下午工作结束以后,才能问问秘书晚上有没有安排,如果没有那就可以去首都剧场看戏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情况,首都剧场的杨经理每天演出以前,都要留下几张保留票以备不时之需,一直等到演出以后半个小时方可另行处理。这天就是在演出以后半个小时,刚刚把保留票售出,观众也已经进场入座,突然接到电话——周总理要来看戏。杨经理看了看手表,这一切必须在十分钟之内安排妥当。怎么办呢?杨经理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杨经理把楼下第7排中间几个座位的熟悉观众,好言好语给请到边上的座位上去。换好座位以后不久,周总理也到了剧场。二话没说,悄悄地被带到第7排座位上就座。这时候,杨经理才顾得上用手绢擦擦头上的汗水。

    中间演出休息的时候,周总理来到小休息室。突然,他把茶杯放下,问道:“我坐的座位上原来是不是有人呢?”杨经理没有办法,只好说出了实情。周总理想了想有些激动地说:“胡闹!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人家是先来的,我这个后来的反而要把人家赶走。不能这样,一定不能这样。杨经理,休息以后你要把人家请回到原来座位上去,而且要向人家赔礼道歉。要道歉!”然后,他停了一下又交待:“你们剧场里不是还有一个导演间吗?我就坐在导演间里看戏好了。”杨经理只能答应照办。

    休息以后,几个熟悉的观众回到了原来位子上,周总理坐到了观众席的最后方,看不大清又听不大见的导演间里。从此以后,似乎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周总理只要是迟到了,就坚决要求到导演间里去看戏,不能有其它的特殊安排。

    周总理到导演间去看戏,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次,演出开始以后,周总理来到了这里,房间里没有灯,很暗,只能摸索着坐在椅子上。他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专用望远镜,看着舞台上的戏。一位志愿军文工团到剧院学习的导演走进来,径直坐在了周总理的身边。这位导演的视力不大好,对周总理说:“劳驾,也让我看看。”于是,周总理便把望远镜递了过去。导演一直用望远镜看戏,等到幕间换景时灯光亮起来,他才发现身旁坐着的竟然是周总理,便很不好意思地大叫一声:“啊!总理原来是您呀……我还抢了望远镜!”周总理立即大笑着,拍拍导演的肩膀说:“小同志,我们一起看得很好嘛!……没有关系,我的眼睛要比你好一些嘛!”说到这里,导演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恩来同志批评我台词不清”

    周总理对曹禺院长说:“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

    1961年的夏天,剧院正在演出《雷雨》。几十年来一直支持曹禺这个代表作的周总理,再一次来看戏。6月6日,第一次来看戏,由于有要事中途退场;6月8日,第二次又来。新中国建立以后,优秀经典剧目《雷雨》是由北京人艺首演的,演员也是全新的阵容——郑榕扮演周朴园;朱琳扮演鲁侍萍;吕恩扮演蘩漪;于是之扮演周萍;胡宗温扮演四凤;董行佶扮演周冲;李翔扮演鲁大海;沈默扮演鲁贵。周恩来第二次看戏的时候,休息当中,导演夏淳匆忙跑到后台来,告诉于是之:“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演出结束以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来到后台,也对于是之说:“你要准备总理批评你。”周总理来到了小休息室。大家落座以后,于是之心里很是紧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没有一开口就批评于是之,而是首先谈到了当时“大跃进”中一些过火失当的行为,劳逸结合注意不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他说:“你们都是善于演戏的了,都有一定的基本功训练,可以把戏演得很好,这次演出是因为赶任务而影响了戏的质量嘛!一图快,就往往不容易把人物刻画得深刻。我总觉得应该在质量上好好研究一下,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质量。”

    最后,周总理才把话题转到了于是之身上。他说:“你的台词读的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不好。”同时,又很快扩展开来说:“一个演员在台上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着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是只顾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事后,于是之又从剧场杨经理那里了解到——周总理第一次看戏的时候,已经感到于是之的台词不清,杨经理说:“总理,可能是你坐的7排座位声音效果不大好。”周总理第二次来看戏,问杨经理什么位置声音好一些?得到的回答是:第10排左右。于是,周总理执意要坐在第11排的座位上,谁也劝不动他。他在那里听到了第二幕,自己仍然听不大清楚,竟然又问身旁的观众:“你听得清于是之的台词吗?”结果还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周总理对曹禺院长说:“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

    正是为了这件事,于是之后来激动不已地说:“为什么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公报发出以后,剧院里的人们会哭成那样?为什么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下,剧院一定要开追悼会?为什么当年清明节大家都去了天安门而谁也没有告发谁?人心!人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潘金莲》停演与《茶馆》重启

    周总理又立即让秘书转来指示——这个戏的停演情况不必见报加以报道。同时,让秘书亲自登门去看望欧阳予倩,请他多加保重身体。

    1961年4月27日和28日,周总理两次来到首都剧场,观看欧阳予倩早年写出的作品《潘金莲》。并且在28日演出以后,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他邀请了剧作者、导演、演员、剧院领导人、戏曲界名家,以及文化部领导人来参加。

    周总理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座谈会的主题,就是如何看待《潘金莲》这出戏,如何理解潘金莲这样一个人物。”

    “方琯德,你是导演,先说说嘛。”

    方琯德说:“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解释,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这总不是好事,很难让观众同情。”

    周总理又请潘金莲的扮演者狄辛发言。

    狄辛说:“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针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杀死一个无辜者求得个人解放是不对的。”

    周总理对武松的扮演者田冲说:“你这个英雄人物,有什么看法?”

    田冲说:“剧本是30多年以前写的,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可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

    周总理说:“焦先生,你是总导演,有怎样的看法呢?”

    焦菊隐说:“这个戏究竟应该肯定谁?是武松还是潘金莲?始终找不到答案。”

    夏淳导演说:“写出这个戏是出自反封建的愿望,可是戏里提出的问题,选择的题材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于是之举起手来要发言。

    周总理说:“《名优之死》里的教师爷请讲。”

    于是之说:“我看只要把张大户对潘金莲的压迫再写得充分一点,这个戏还是可以演的。”

    周总理说:“我们请欧阳老谈谈吧。”

    欧阳予倩点点头说:“1924年写戏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心中很悲愤,于是想写一出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我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演这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那时候演戏不像今天,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丰富补充的。演出中,我同情潘金莲;周信芳同情武松,就把他处理成英雄。我们各演各的戏,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的主题思想问题。这个戏究竟要说明什么?影响观众的又是什么?”

    周总理停了一下说:“欧阳老说到当时写这个戏和演这个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可是这个戏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张大户压迫潘金莲,她反抗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变了,她杀了人,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私通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劳动人民总是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妇女方面。我想,祝英台、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没有堕落;茶花女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陈白露也没有杀人嘛,她救了‘小东西’,最后自己牺牲了,所以我们同情她。”

    大家纷纷点头赞同。

    周总理看了看欧阳老继续说:“欧阳老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对他的作品就要求得严格一些。尽管《潘金莲》是1924年大革命时期写出来的作品,我们必须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下。为了贯彻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使每一朵花开放得更好,就必须对于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所以今天才邀请大家来谈谈《潘金莲》。”他又热情诚挚地拍拍欧阳予倩的手说:“作为我这个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说得很诚恳,我非常钦佩。你的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大好,一定要多多保重。”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严肃的、带有原则性的戏剧创作座谈会,在推心置腹、亲切温暖的气氛当中,很有收获地结束了。

    座谈会后,剧院决定停演《潘金莲》。

    而周总理又立即让秘书转来指示——这个戏的停演情况不必见报加以报道。同时,让秘书亲自登门去看望欧阳予倩,请他多加保重身体。

    1958年老舍的新作《茶馆》正式在首都剧场演出了,而且受到戏剧界同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剧场售票处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红火场面。

    然而,中央文化部的一位领导人来到剧院,召开党组会议,并且严厉批评北京人艺领导的“右倾”指导思想,在组织创作和演出当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实际上,就是指责《茶馆》是“恋旧”作品,是为刚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唱挽歌”。为此,《茶馆》在连续上演59场,而且场场客满的情况下,被强令停演打入了“冷宫”。

    周总理大约是听到了关于《茶馆》停演的信息,在1958年9月12日来到首都剧场观看《红旗飘飘》的时候,突然谈到的却是《茶馆》。周总理有意地问身边的于是之说:“《茶馆》为什么不演了?”于是之一愣,没有敢说出其中的缘由。周总理又说:“请你转告党委书记,《茶馆》这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嘛!”

    1963年的春天,剧院趁着“新侨会议”和“广州创作座谈会”的“小阳春”气候,冒着一些风险,重新恢复上演了《茶馆》。

    1963年7月7日,下午,周总理在马上就要登机外出工作的紧迫情况下,匆匆忙忙来到首都剧场,看了日场的《茶馆》。看完戏以后,由于时间紧迫,只是向焦菊隐和党委书记赵起扬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是戊戌政变,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不过,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等以后我要亲自和老舍先生商量好了。”

    如果不是周总理及时有力的“出手”挽救,广大观众就根本无法欣赏到直到今天依然享誉遐迩的优秀经典剧目《茶馆》了。

    一生的艺术情结

    有人说:“如果今生周恩来总理没有做政治家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周总理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他先后41次看了剧院的演出,而且每次看戏以后,都坚持要到舞台上来,向全体演职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无一例外。他常常是站在舞台上或坐在小休息室里,谈出自己具体的看戏印象。最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拍张照片留作纪念。所以,每当一出戏大幕徐徐落下,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地以期盼的目光向南边副台望去。用不了多大工夫,周总理便会从小休息室的门里走出来。他常常身穿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右手横放在胸前,两眼炯炯有神,面带微笑地步上舞台。这十几米的短路他走得很慢,因为要从见到的第一个人开始,不论是演员、导演,也不论是舞台工作人员,都要一一握手致意。最后,他便站在大家中间像老朋友促膝谈心一样,有问有答地说出自己的切身感受。

    周总理来看现代剧目《年青的一代》。演出结束以后,他照例来到舞台中间,让我们围成一圈,请他坐也不坐,硬是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谈了二三十分钟。自然,他谈了对演出的肯定意见,也有对演出的批评意见。比如,指出某个女演员的裤子过于短了不大好看,等等。记得,当时周总理的话音刚刚落下,站在一旁的导演就立即表态:“那好,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从明天演出起就进行修改。请总理放心!”于是,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表示支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对于这一切并没有赞同,而且神情突然严肃起来。我们也停止了鼓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周总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了腔,声音很轻,但是语调是非常坚定的。他说:“今天我谈的并不一定对。我看,艺术作品的好坏是要由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由一两个领导回答。今天谈的话如果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中央决定,我会告诉你们的,那是一定要执行的。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观后感提供你们作参考。”他说到这里,摇摇头,微笑了一下,“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但毕竟也是个个人嘛。”

    我们一下子愣住了,仿佛没有反应过来。等又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重新鼓起掌来,掌声更热烈,更持久。

    周总理却又郑重地摆摆手,表示不必要再鼓掌了。

    掌声再一次停止,谁也没有吭声,似乎都在回味和咀嚼着周总理那简洁而又分量很重的话语。

    周总理的艺术情结要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大约要从1916年他18岁在南开学校《校风》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算起。他在《吾校新剧观》中主张:“新剧的内容,是不要脱离现实;新剧的形式,应该是语言通畅,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同时,他还在“南开新剧团”里,改编剧本、评论演出、扮演角色、装置布景……样样都干得很好。周总理在南开中学的时候,就扮演过《一元钱》里的孙慧娟,上穿酱紫色袖子袄,下穿大红色裙子,当时不允许女生登上舞台,他就主动承担了“男扮女装”的角色。

    到了晚年,周总理有两件事也值得一提——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舒绣文在《骆驼祥子》里扮演虎妞,演出结束以后,邓颖超突然从舞台上的布景门走了出来。邓颖超笑着说:“绣文,我又来看你的戏了!”舒绣文十分惊喜地迎了上去,大喊:“邓大姐!太好了!”这时,没有等舒绣文再说什么,先是听到有人一阵爽朗的大笑声,接下来布景门再次打开,周总理满面春风地拉着舒绣文的双手,如同孩子一样高呼起来:“你们看啊,我又上舞台演戏来了!……是不是?……是不是呢?”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周总理一再对人们由衷地表示:“你们说我退休以后会做什么呢?……告诉大家——我想去演话剧,就扮演曹禺写的《家》里边那个大少爷好了,现在看到的演出都不太满意,我是有这种封建家庭生活的,完全可以演好!”

    有人说:“如果今生周恩来总理没有做政治家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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